第21章 两场因由各异的谋杀，同时发生在上海北火车站(2)

戴笠做梦也没想到蒋会对他发这么大的火，吓得声音颤颤地：“校长，凭心而论，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只是此案特别复杂，案犯作案前策划于密室，事后又没留下任何可供缉凶的证据。所以雨农纵然极想缉凶立功，却又无从下手啊，学生绝非对校长有半点不忠！”

“混蛋，”不料蒋介石更加震怒“缉凶与否，暂且不论。我只问你，戴雨农，究竟是我蒋某人对你恩重如山，还是那十恶不赦的王亚樵，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说，既然你早就宣誓效忠于我，为什么还要百般庇护王亚樵呢？”

戴笠大惊失色。他原以为蒋对他和王亚樵早年在上海的交情一无所知，没想到有人会将此密报给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一生最恨的，就是对他不忠的部下。戴笠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挥起双手，左右开攻扇起自己的耳光来。他一面哭诉求情，一面痛说不敢向蒋报告王亚樵旧情的原由。他哭道：“校长，我和王亚樵从前在上海确有些交情，那是因为在我落魄时他救了我。可是，自我投奔校长以后，早与王亚樵断了关系。这次我去他家里，就是为从他那里诈出些有关庐山行刺案的线索，然后再报告给校长，将凶手一网打尽，以报校长的知遇之恩。可是，哪知那王亚樵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任学生如何软硬兼施，他都不露半点畏怯。而且，他还……”

“还怎么？说！”

戴笠颤抖着说：“他还当着我的面，大骂校长，还对那十恶不赦的刺客大加颂扬。校长您说，像这样心里不虚的人，会是庐山行刺案的幕后黑手吗？”

蒋介石见戴笠哭得沉痛，知他对自己忠心不贰，也就不再训骂，但心里仍对发生在庐山上的行刺案耿耿于怀。他示意戴笠起来，叮嘱说：“好吧，雨农，暂且不论你的忠与不忠。但是，你和王亚樵从此再不许藕断丝连，明来暗往了。既然你决心报效党国，从现在起，就必须时时替我注意这个安徽杀手的行迹。只要抓住他的把柄，就坚决除掉此人！”

戴笠从地上爬起来，向蒋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校长，只要他再敢对校长有任何不恭，学生绝不手软！”

21两套暗杀方案同时悄悄进行

上海雨云漫天。

这天是1931年6月28日。入夜时分，王亚樵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这是他广东的至友，春天时曾代表孙科从广州专程来上海，怂恿他去庐山行刺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委肖佛成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我在老隆兴菜馆为你设下一桌酒席，务请光临，不见不散！”

肖佛成早在王亚樵在上海起家时就成其至友了。特别是春天收下他从广东送来的20万钞票，接受了行刺蒋介石的委托以后，时至现在才听到了肖佛成的声音。王亚樵不敢怠慢，只带两个贴身保镖，乘家用小轿车火速向上海一条僻静小巷驶去。在车上，王亚樵想着肖佛成这次忽然从南京来沪的原因，一时猜不透他又是为何事而来。但王亚樵感到很对不起肖佛成。前次肖佛成是对他寄予那么大希望，亲自从广州来上海求他行刺蒋介石的，又给了丰厚的酬劳；然而他派往庐山行刺的特别行动小组，却没有完成刺蒋的任务。时至今天，王亚樵对庐山的失败也感到心里不安。

王亚樵望着车外掠过的街景，发现由于天阴，街面上的许多店铺都已掌了灯。簇簇灯火映射着昏暗的街市，他的心绪一片茫然。他知道一度拜求他刺蒋的汪精卫和孙科，现在暂且放弃了和蒋对峙为敌的做法，又回到了南京。可是现在肖佛成不在南京做官，却秘密来到了战云笼罩的上海，莫非他又有什么事情委托我吗？

王亚樵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小轿车已来到那条僻静小巷的尽头。远远他就看见黑暗中亮起的“老隆兴”三个大字，那是玻璃灯箱上深嵌的菜馆招牌，在暗夜里显得格外醒目。虽然这是家颇有名气的菜馆，可是由于地处僻巷，所以店门前车辆不多。王亚樵下车后，吩咐两个保镖不许进入内室，都守候在过厅里，以便随机应变。而他则由侍应生引过一条灯光幽暗的走廊，来到一间不引人注目的雅座。里面灯火幽幽，圆餐桌前早已恭候着两位穿长袍的客人。

王亚樵定睛一看，其中一位就是老友肖佛成，另一位也是熟客，是前次和肖佛成从广东同来上海送20万块钞票的国民党参议员赵兴北。由于都是熟人，所以三人略做寒暄，便边吃边谈起来。

“真对不起，前次本来姓蒋的已到死期，谁知他手下侍从室的人那么厉害，结果我们派去行刺的陈成，当场被他们乱枪打死，蒋某人却逃了条活命。”王亚樵见端上来的都是他喜欢的无锡风味菜，什么火夹青曹鱼、青鱼肚膛之类，又有绍兴老酒助兴，就一连饮了两杯。随后他有些过意不去地说，“我王九光空花了你们20万，将来有钱时，定当如数奉还。”

“九光兄，哪个是要你来还钱的？”肖佛成为他斟满了酒，又让赵兴北到外边观察一下动静，然后压低声音说：“这次我们来上海，还是为你送钞票的。”

“什么？又来给我送钞票？”王亚樵顿时一惊，猜不透肖佛成和赵兴北此行意为何事。

赵兴北见王亚樵呆坐在那里，有些不知所云，急忙将个沉甸甸的包袱放在他面前，里面原是一叠叠崭新钞票。王亚樵连忙推挡说：“这让我王九光如何受用？前次就已欠了你们的债，如今你们有何事要我去办，只需开口就是了，又何需再拿钱来？如此一来，我王九光岂不成了个光收钱不做事的人了！”

“九光兄的人品，孙院长一清二楚。”肖佛成用手挡住，郑重地说道，“前次在庐山虽然没成事，可是九光兄确也煞费苦心。听说连嫂夫人也亲自上山送枪，那可都是要冒随时被杀头危险的。又怎能说你们白花了那笔经费呢？”

赵兴北也说：“九光兄为人仗义，前次在庐山上虽没有得手，但事出有因。这一次，孙院长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老兄身上，这也是个挽回面子的机会。”

王亚樵听到这里，方才明白已在南京做了行政院长的孙科，再次派人给他送钞票，原来另有所求。他慨然拍胸道：“如若孙院长仍看我王九光是条汉子，你们捎句话来就是了，又何必专来送钱？莫非我是只认钱不认人的无耻之徒吗？”

“哪里哪里？孙院长是说既要你九光兄再次出手，就必须要有经费。所以钱的事，就不必再推了。这是5万块钱，孙院长来前已经说了，事成以后，他还有重谢。”肖佛成见王亚樵豪侠仗义，不计钱财，心里高兴，遂说明来意，“是这样，九光兄，自从蒋某人决定和汪精卫再次合作以来，就让孙科当了中央执委，让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可是，不久，汪先生又因和蒋介石不断产生摩擦，而提出了辞职。孙科先生就只好受命于蒋，而代理行政院长。可是，谁知老蒋所有的一切都是圈套。他虽然表面上不得不让孙先生做行政院长，暗地里却怂恿财政部长宋子文，从中掣肘，处处和孙院长为敌作对。如此一来，孙先生这行政院长只是徒有虚名。于是，他决定请九光兄从中援手，把这称霸一时的宋子文除掉，不知九光兄意下如何？”

王亚樵听到这里，心里对蒋介石多年没报的旧仇，忽又燃起了新火。他知道宋子文是蒋介石大舅哥，多年来和蒋介石沆瀣一气，把持着国民政府的财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财阀。王亚樵想起年初孙科委托他的事没有办成，此时正是报答的最佳时机，于是二话不说，将手在胸上一拍，说：“没说的，你们回南京只管向孙院长报告：不出一个月，我保证让他宋子文人头落地就是！”

那天晚上，王亚樵带着肖佛成等送来的5万元回到了法租界公馆。他将孙科派肖佛成再次来沪委托行刺一事，告知妻子王亚英。王亚英道：“帮助孙科行刺宋子文，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之事。只是这次定要策划周密，宁可准备得久一些，也绝不能再发生前次庐山上那种让人痛心的事了。”

王亚樵道：“那是自然，这次我要亲自到南京去布置。不把宋子文的行踪摸清之前，绝不轻易下手。”

两日后的一个雨夜，一列火车从上海北站向南京驶去。

在包厢里睡着一男一女两位特殊旅客，男客自然是王亚樵，女人就是王亚英。他们这次是专程赴南京去策划如何对宋子文下手的，因为那时宋子文就住在南京鸡鸣寺公馆里。

王亚樵夫妇带着几个随从悄悄抵达南京后，就住进了仙鹤街24号的余立奎家里。这里院落幽深，远离金陵古城的喧嚣。王亚樵接连两夜秘密召集他手下亲信余立奎、华克之，郑抱真、龙林、刘刚、孙凤鸣等人开会，密商如何尽快杀掉财政部长宋子文。

熟悉南京的余立奎闻言深感困难，因为有了前次在明故宫机场守株待兔失败的教训，他这次相当谨慎，他说：“宋子文虽然只是财政部长，身边没有蒋介石那些侍卫们前呼后拥，可是这人非常机警。他为了防身，雇了四五个保镖跟随在他的左右。虽然人数不多，但各个武艺高强，打起枪来也有百步穿杨之勇，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难以近身的。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华克之说：“近日我和几个弟兄到宋公馆秘密侦察，发现鸡鸣寺这个地方有大批的警卫人员。那是蒋介石为保护他大舅子，特别命侍从室分派出去的一些警卫力量。当然，守候鸡鸣寺的，还有南京警察局一些警察。这样一来，我们在鸡鸣寺打主意，恐怕难有成功的可能。”

王亚英听到这里，心中也为之忧郁，她说：“还有一个不利的情况，就是在南京下手，杀害宋子文立即会引起军警的追捕。这里毕竟和上海不同，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呀！”

王亚英的这句话，提醒了坐在一边沉默不语的孙凤鸣，他说：“从前我在这里求学的时候，就知道宋子文在上海还有个家。既然他在那里有家，就不会永远住在南京吧？”

王亚樵听了，脸上愁云顿收，眼睛一亮说：“对对，我怎就忘了宋子文在上海还有个公馆呢？从前宋耀如就是在上海起家嘛。如能侦察到宋子文回上海的准确行踪，最好还是在上海下手，那样最为安全。”

当夜，与会者决定：由余立奎、华克之等在南京继续侦察宋子文的行踪，特别要搞清宋子文返回上海的准确时间。王亚樵则带着王亚英、孙凤鸣、龙林等人返回上海去做刺杀的准备工作。

不久，华克之又秘密赶到上海，将最近在南京鸡鸣寺等处监视宋子文行踪的情况，向王亚樵报告。华克之说：“宋子文虽在上海有家，可是他和夫人张乐怡却长期住在南京，返回上海的时间并不固定。不过，至少可以肯定，他每月都能回一次上海。有特殊情况时例外。”

“好，”王亚樵听了华克之的报告后，沉吟一会儿又叮嘱他马上返回南京，“克之，你回去以后，要余立奎不惜一切代价，在财政部收买一个能了解宋子文行踪的人，最好是宋身边秘书之类的人物。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守在宋公馆前后观察他的动静。那样就会犯类似庐山之行的错误了。只有在宋身边有我们的暗哨，才能准确知道他的行动规律。”

华克之连夜返回金陵布置。余立奎毕竟是个老南京，由于他在军政界的特殊地位，所以很快就选中一个可以随时接近宋子文的目标。

此人名叫魏秀艳，这女人生得身材高挑，虽然娇柔美丽，却不风流；而且管起事来不出差错，是宋子文身边的文员，专替宋掌管收收发发。由于多年工作得到信任，这位女秘书甚至佩有宋子文办公室的开门钥匙。

余立奎所以物色了魏秀艳，是因她和自己一位侄女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班学友。余立奎通过他侄女的关系，多次请魏秀艳吃饭，送礼物，最后发展到可以直接送她钞票。正是在这煞费苦心的收买下，魏秀艳终于同意协助余立奎提供有关宋子文的情报。这样一来，王亚樵终于解决了随时掌握宋子文行踪的大问题。

6月下旬，王亚樵对宋子文的刺杀准备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妻子王亚英又提出一个更加详细的行动方案。在她的方案中，不仅将宋子文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如何行动，写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建议在北火车站附近建一个临时指挥部。同时，也考虑到杀手行刺后如何逃离现场等细节问题。

“我们最好在北火车站附近租所房子，你亲自去那里就近指挥。这样就可以防止临时发生意外。”王亚英不愧为处事精细，头脑清晰的女人，对刺杀时可能发生的细节问题都了若指掌，她说，“一旦行刺得手，军警必然包围火车站的月台。行刺的人手边要备有随时可以抛洒的漂白粉。到时候只要把漂白粉一扬，就可以弄得现场一片烟雾。即便有警察追来，我们的人也可以趁乱逃出车站。”

“好，夫人的安排太详细了！”王亚樵没想到王亚英会把方案计划得如此周全。他当即决定在北火车站附近租下一间房子，以备行刺前刺客杀手们休息或匿藏之用。又让手下准备了一包漂白粉。这样一来，刺宋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在王亚樵在上海法租界秘密策划刺宋方案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有两个日本人也在上海策划着一场刺杀行动。那是一个傍晚，一辆小轿车沿着外白渡桥悄悄向苏州河的对岸驶来。不久，那辆神秘的小轿车抛开人群拥挤的马路，驶入一条人迹稀疏的小街，在一家日本餐馆“玉之井”门前刹住。

车门开处，走下一位穿咖啡色西装的日本人。此人名叫田中隆吉，身份是日本陆军省的东亚课长。早在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前夕，田中隆吉就从东京密秘潜入了我国东北地区。他先在大连策动张作霖降日，失败后又前往北京和驻华公使联络，伺机策动蒋介石的北伐军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随后，田中隆吉又潜回沈阳，策划山本大作等关东军少壮派人士，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设下必死之阵，炸死了张作霖。此刻，田中隆吉又身负重要使命，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南京来到了华东重镇——上海。

来上海后，田中隆吉远远地避开设在这里的日本总领事馆，以日本商人的身份，住在外白渡桥附近一家中国旅馆里。今天晚上，他悄悄外出，要在“玉之井”日本餐馆，秘密会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女侍在前引路，将田中隆吉引进内间。她小心拉开那扇关闭的拉门，里边榻榻米上早已端坐着一位穿黄色和服的日本秃头男人。那秃头一见西装革履、气度傲然的田中隆吉，急忙从地桌前起身恭迎说：“田中先生，在上海见到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稻村先生，其实这本来十分自然。”田中隆吉冷冷一笑，脱了鞋子，来到榻榻米上盘腿坐定。这时他见两位日本女侍进来，恭敬地上了素烧、生鱼片等日本菜肴。田中顺手拿起一瓶清酒，给那人斟满一盅说，“因为不需多久，整个支那就是我们大日本的天下了。我们不仅可以在上海，也可以在南京和武汉随时见面。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呢？”

稻村加五郎只是个大尉，他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田中隆吉是一位少将军衔的高官。所以他极尽恭维阿谀之能事，连连为田中敬酒。这时他挥手让送菜送酒的女侍退下，然后关起门来，开始密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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