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成长的地方(4)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台下的观众抻着脖子看我，就好像我妈唱评剧的时候那样。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很幸福，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很想流泪。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我的父母，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她那天格外漂亮；还有借给我吉他的评剧团叔叔，肩上扛着他的孩子，眼里分明也有泪光。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一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人们还不肯离去。我们的同学、朋友、不认识的人，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我们乐队给伴奏，一片狂欢，我甚至都忘了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

那场演出除去成本，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几个乐手在附近下了顿馆子，我第一次喝了酒，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那时候没有录像，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里面有我们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我们的排练单、我们演出时候的照片，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纸条，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很不成熟，但是无与伦比。

见证乐队解散之后，我很快就有了一支新的乐队，鼓手叫马鑫，他是钱环宇的架子鼓老师。马鑫比我大三岁，长得很帅，歌唱得很好，在市少年宫教架子鼓。他看了我们的演唱会之后非常激动，主动找到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干。

有了全集安技术最好的鼓手，我决定其他乐队成员也一定要最好的。我和马鑫一起去说服了当时集安市最贵的钢琴老师王维乐，还通过选拔的方式面试了很多人，最终确定了一个从外地读书回来的贝斯手，叫孔探。我表叔曾经很想加入这支乐队当贝斯手，被我无情地拒绝了。他必须感谢我，离开乐坛以后，他踏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现在已经当上乡长了，是我们集安市历史上最年轻的乡长。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适合的事。

这是我的第二支乐队，叫“及格乐队”，名字是我起的，主要是想讽刺一下那些对摇滚乐有偏见的人，告诉他们虽然我组了乐队，但是我学习成绩一样可以很好，还不至于不及格。我是及格乐队里面年纪最小，也是唯一一个还在上学的成员，但是排练和演出的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只不过我不能再继续拉风地当主唱了，因为马鑫和孔探唱BEYOND唱得都比我像。

及格乐队在技术水平上超过见证乐队好几倍。我们最火的时候，在当地办过上千人的露天演唱会。每次我放寒、暑假，我们就会在酒吧驻唱，我穿着紧身加亮片的演出服，很投入地扮演着“摇滚乐手”这个角色。

记得有一次乐队在酒吧开专场，马上开演了，可是观众却很少，我非常郁闷，就出门透透风。这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走到我面前，我给了他一块钱，他说了句：“谢谢你，祝你顺利。”等我再回到酒吧的时候，里面已经装满了人。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病根，各种演出之前都要到门外转一圈，试图碰上一个乞讨者，如果没碰上就随便找一个人，硬塞给他一块钱，仿佛只有这样做了演出才能顺利进行。我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我考上大学以后，及格乐队就解散了。马鑫加入了评剧团老前辈们的组织，给一些婚礼和开业唱歌；王维乐娶了一个外地老婆之后，搬到了她的城市；孔探先是招了一批学生学弹吉他，后来发现不太赚钱，就当了一名电工。跟他学吉他的学生又招了学生，现在集安市很多弹吉他的年轻人，都管我叫师爷。及格乐队是那座小城的传说，到现在都没人能超越。我们几个每年过年都会聚，见面的时候就会更加感慨我们四个走到一起实在是太合理了，因为刚好凑齐一桌麻将。

和我一起组建了第一支乐队的那位学姐钱环宇，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最后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她到了北京之后一直给我写信，用她学校的信纸，描述着北京的样子。她说到了大学以后，文化生活非常丰富，要我一定好好努力，争取考到北京和她会师，继续一起玩摇滚。

我对北京最初的印象，都是从她的信里得来的，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从她的信里，闻到北京的气息，这让我非常向往。突然有一天，她的笔迹变成了铅字，我震惊了。她说现在北京开始流行打字，用电脑打完之后印出来就可以，比写字方便很多。我震惊是因为，以前我为了能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被杂志登出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现在人们分分钟都可以把自己的字变成铅字了，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后来我并没有考到北京，和钱环宇也逐渐失去了联系。拍了《屌丝男士》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钱环宇打来的，她非常兴奋，说没想到当初热爱文艺的学弟终于来到北京，还发展得很好。她从《精品购物指南》的一个记者那里拿到我的电话，她的发展也很好，现在是精品传媒发行中心主任。我们很快见了一面，见证乐队的两位成员，十几年后，终于在北京会师了。

回想起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钱环宇说，那是她做过的最酷的事儿了。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一旦决定要做了，就勇往直前大胆去做，如果错过了，可能也就没有机会再做了。我们都很庆幸当年遇到了对方，做了那样的决定，那些我们一起唱过的摇滚乐，教给我们爱与分享，那些歌曲是我们的翅膀，给我们向上的力量。

08　“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

我经常在《大鹏嘚吧嘚》里开玩笑，说自己毕业于“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当然，“皇家”两个字是我硬加上去的，你也可以试试，满足虚荣还挺管用的。

2000年，我高考失败了。成绩一直不错的我竟然只考了414分，连本科线都没过。我爸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又不忍心责怪我，就跑出去喝闷酒。414分是通过电话语音查询到的分数，我并没有特别难过，而是气愤：就算发挥得再不好，也不至于这么差吧！于是我决定花10块钱去家楼下的网吧再查一次。果然，网上的成绩单上写的是474分，原来电话里的那个女的，1和7没说清楚。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的伟大。

尽管474分也远远低于我平时的测试水平，但好歹过了本科线。有了414分的打击在前，这也算是高分了。我从网吧开始狂奔，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那一幕就好像是文艺电影的桥段，昏黄的路灯下，一个少年在拼命奔跑，周围的一切迅速从我身边掠过，我经常做梦回到那个时刻。我告诉我爸妈新的结果，喝得半醉的他们，直接换成喜酒的节奏继续喝。

最后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的成绩，进入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管理系。学校是我妈帮我选的，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很喜欢文艺，但是专职从事这一行不太现实，所以早在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了理科，我一直都很听妈妈的话。我们全家虽然对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都不了解，但是这学校的名字很大气，应该不错。管理系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听上去比其他什么路桥系、环艺系、水电系、土木系尊贵得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为了忘记那次失败的高考，重新出发，我上大学之前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我原来一直叫董大鹏，是我爷爷给起的，很亲切，但是我觉得太大众了。我很喜欢男孩儿的名字里有“文”或者“杰”这样的字眼，所以差点儿改名叫董文杰。后来想想，我身边的人叫我大鹏已经叫习惯了，还是不宜改太多，就改叫董成鹏。可惜我到了吉林建筑工程学院之后，周围的人还是愿意叫我大鹏，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就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正对面，红旗街二十七号。前段时间我回过一趟长春，学校和长影都已经不在了，这让我有些难过，因为校门口的烤鸡翅还是很好吃的。

新生入学那天，我爸送我到学校。这里的一切都很“亲切”，两栋教学楼，几间破宿舍，和我就读的集安一中差不多大，感觉根本就没换地方嘛。我和我爸还找了半个小时的象牙塔，这学校半小时都能逛两圈了，可是根本就没找到，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其他人。不是说大学里面都有象牙塔的吗？后来才知道，象牙塔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我最先认识的是我们寝室里的几个家伙。我们住八人寝室，但是门上的名单里只有七个人，后来实际住进来的只有六个人。我们按照年龄大小排序，我最小，所以是老六；没来的那个人我们管他叫老七。老七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一直陪我们读完大学四年，我们经常会在睡觉之前给老七编故事，猜测他的生活。

最开始的几天，我见过我们寝室好几个人半夜偷偷哭，是想家了。我就从来没哭过，因为我爸妈经常晚上不在家，都习惯了，倒是这种集体生活让我很兴奋。我经常做一个恶作剧，半夜随便拨通一个女生寝室的电话，模仿教官的声音，命令她们起床出去跑圈，然后我们在楼上一边看一边起哄。直到某天的下午，教官从新生里选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作为代表，主持迎新生晚会。我终于不再打恶作剧电话了，因为我对那位女生产生了好感。

选主持人时，教官对男生有两个要求，一是有主持经验，二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我都没有。我硬着头皮踮着脚就去应征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踢正步太累，能逃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模仿教官的声音，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首诗，竟然顺利通过面试。主持人大鹏的处女首秀，献给了“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迎新生晚会”。我和那位女主持人表现得都很好，后来学校的广播站邀请我们加盟。我当时特别潇洒地答复站长：“让女主持人去你们那儿当主持吧，因为我正在追求她，如果我们成了男女朋友，会影响广播站工作。我不想当主持人，我是歌手。”

那时候我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裤，走到哪里都会感受到周围炙热的目光。那种瞩目让人有些尴尬，因为都是男的。建筑学校本身女生就很少，我们班五十多个同学只有四个女生，不管长成什么样，只要是女生，都很抢手。还好，我很快就把女主持人追到手，她成了我的女朋友。

我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平台。学校会时不时地举办一些演出，可是台下坐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差点儿因此而退出歌坛。转机出现在大一下半学期，我和对面寝室的另外一位男生范海，组建了一支乐队，我是吉他手兼主唱，范海是键盘手兼其他。在确定全学校都找不到一个人会打架子鼓之后，我女朋友被我逼着去学了几个月打鼓。

乐队的名字叫“天空乐队”，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大鸟，需要在天空飞翔，而且长春的天空不像现在北京这样总是雾霾，很清澈透明，让人觉得很美好。

终于不用再给大老爷们儿们演出了。天空乐队成立以后，我们进入长春所谓的地下摇滚音乐圈，是为数不多的不唱脏话的小清新乐队，所以很容易被记住。我们开始频繁地在各个大学演出，也唱酒吧、商场开业和婚礼。我们唱歌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梦想。什么时候能从五十块钱唱一场变成一百块钱，就是那时候的梦想。

期间为了扩充队伍，我们也面试过其他一些乐手。我记得有人介绍过一个戴眼镜的小瘦子给我，是隔壁学校的，弹得一手好吉他，唱得也比我好，所以顺理成章地被我淘汰了。若干年后这个家伙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他的名字叫金志文。

我们的贝斯手也是后来找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力学老师，传说中他是长春摇滚界最不羁的乐手，后来怎么就当上了人民教师呢？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我负责去说服他出山，他说：“你们这样唱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毕竟是学建筑的啊！”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把老师给击中了：“可是音乐不就是流动的建筑吗？”

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改行当老师了，因为他没有节奏感。一个贝斯手，没有节奏感，自己却浑然不觉，我很心疼他。所以天空乐队在力学老师加入的几个月之后，就解散了。我施展演技，说自己和女朋友吵架，她不想再打鼓了，力学老师才又一次遗憾地告别了摇滚圈。当然，我女朋友不想再打鼓了也是真事儿，因为我总会说她打得不够好，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感情。键盘手范海也去找别的人组乐队了，那支乐队叫“第九频道”，非常成功，后来还在北京发展过一段时间。

单飞后，我创办了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的吉他社，自己担任社长，面向全校招生，免费教人弹吉他唱歌。教材是自己编的，里面全都是我写的歌，呵呵。

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耿耿于怀。当时有一位学弟问我可不可以把我写的一首歌，叫《秋忆》，教给他远在山东读书的高中同学，因为那个同学正在参加他们学校的原创歌手大奖赛。我同意了，还特意为他录了磁带，示范正确的唱法。多年以后，我在《大鹏嘚吧嘚》里唱起自己的这首歌，第二天山东一所高校的同学们组着团来变着法地骂我抄袭，他们说《秋忆》是那所大学每个学吉他的新人必练的曲目，是那所大学的一位前辈很多年前写下的经典之作，是镇校之歌。这帮熊孩子怎么能这么对待镇校之歌的原作者呢？

也不知道我创办的吉他社团现在还在不在了，我很怀念那段时光，好几十个人大合唱《秋天是用来分手的季节》，真的很感人。因为文艺方面的特长，我当了两年学校管理系的文艺部部长，把文艺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如果不是这么优秀，很可能我就当学生会主席了。落选学生会主席那天，我抱着女朋友哭了好久，一边哭一边说：“官场太黑暗了！”

没能当上学生会主席，我非常难过，不过另一件事儿我倒是挺开心的。大二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实习，带我们到施工工地锻炼。那是一座还没有竣工的高楼，大家一层一层往上爬，越往上我越害怕，脚开始发软，手开始冒汗，到最后完全瘫了。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很严重的恐高症，这辈子恐怕都没有办法再到工地上来了。

很好，我有恐高症，终于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毕业以后不用搞建筑了。但是对于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我在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过早担忧。我看到很多同学大一大二时就迫不及待地出去实习，就开始为自己的就业发愁，都觉得他们是在浪费时间。

我把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当成大学的首要任务，总觉得这样才算是给青春的交代，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就好。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基础上，我大学时每次期末都可以拿到全系的二等或三等奖学金，有一次还拿了一等奖学金。我觉得应试其实挺简单的，应试就是应付，如果连应付都不会，还怎么认真呢？

但凡事也不只是认真就足够了。我的整个大学时光，都在认真做音乐，可在这个领域始终没什么成绩。我的一位同学，叫罗继岩，一心想要当笑星，在学校的晚会上连演了四年小品，结果他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他毕业以后顺利留校工作，现在是学校管理学院的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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