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外事外交礼仪与口才(2)

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时说：“尊敬的杜马大使，同志们，朋友们：我国与罗马尼亚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十分友好。”首先突出“同志”的关系，既有礼貌，又非常亲切、友好、自然。形成比较的是，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说：“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因为这次田中角荣访华是为了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两国人民长期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是抱着“必须达成协议”的信心和决心来的，对此，中国人民与政府是热烈欢迎的。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是很热情、友好的，但与前例又有所区别。

3.尊重习惯

一旦被称呼的对象不止一人时，就要注意周到而不能有所遗漏，更为重要的是，要照顾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习惯。例如，汉语中习惯把男性放在女性前面，如“男女宾客”、“士女云集”。而按西方习惯，是女性在前，男性在后。比如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宴会上致祝酒词时，就是这样称呼的：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

尼克松总统是主宾，理应最先称呼。而第2层则是“女士们”在前，如果把“先生们”放在前，就是失礼。

对地位较高的官方人士，比如部长以上的官员，可以称为“阁下”，但美国、墨西哥、联邦德国等国没有称阁下的习惯，因此可称为“先生”。在国际交往中，一般对已婚女子称“夫人”，未婚女子称“小姐”，两者不能搞混。如果把已婚女子称为“小姐”，那还关系不大，这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把未婚女子称为“夫人”，则会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所以称呼很重要，他是一个人的“名片”，能显现出这个人的权威和地位。

六、外交辞令：尽量避免说“是”与“不是”

在外交活动中，我方有时可能处于主动地位，有时则可能处于被动位置。在被动情况下接受对方的提问、质疑时，如何回答、表态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误解、泄密或其他不良的后果。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表态。但是，直接拒绝是失礼的、不当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既要避开表态，同时又不能有损对方的面子，破坏双方交谈的气氛，还要在国际公众面前树立起良好的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常见的避开表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话题转移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东战争中，基辛格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埃及与总统萨达特进行和平谈判。会谈一开始，萨达特说了几句寒暄话以后，就让基辛格看一个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计划。然后，萨达特吸了一口烟，征求基辛格的意见，要他表态。

根据这个计划，以色列将撤离西奈地区2/3的地面，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要说服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后撤几千米都很困难，所以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诱使以色列做这么大的后撤；再说，要以色列这样做，埃及的交换条件又是什么呢？萨达特在这个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所以，基辛格不能明确表示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会谈刚刚开始，并且美、埃自战争以来这才刚刚开始接触，这时表态拒绝这个计划是不明智的。那么，能不能表态说“让我们就交换条件谈谈吧”？也不行！在双方没有任何基础的时候来谈这个让各方都难以让步的棘手问题，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避这个问题，避免表态。这时，基辛格就使用了话题转移法。基辛格说道：“在我们谈论手头的事务以前，可否请总统告诉我，你是怎样设法在10月6日那天如此成功地发动了那次令人目瞪口呆的突然袭击的？那是个转折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转折点的必然结果。”

萨达特眯着眼睛，又吸了一口烟，他微笑了。于是他放弃了要基辛格表态的要求，而是应基辛格的要求讲述起来。基辛格之所以能成功地避免表态，是因为他采用尊重对方的方法来转移话题。基辛格主动问起那件事是恭维萨达特，确立他的谈判地位，证明他不是站在软弱的地位上来进行这次谈判的，他不是一个低声下气的人，他已为埃及取得了谈判的权利。总而言之，他恢复了埃及的荣誉和自尊心。

2.玩笑回避法

在埃及和美国的会谈结束之后，萨达特和基辛格两人共同会见了记者。一名记者问萨达特：“总统先生，美国是不是从现在起不再给以色列空运军用物资了？”

“你这个问题应当向基辛格博士提出。”萨达特回答道。虽然此时他已十分清楚地知道空运即将结束，但他还是对此问题进行了回避。

基辛格立即说：“幸亏我没有听见这个记者问的是什么问题。”

对于空运是否即将停止这个敏感和机密问题，双方都进行了回避，萨达特用的是转移视线，而基辛格用的则是“打哈哈”，即说笑回避。

3.废话回避法

1965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建国以来首次记者招待会，有近300名中外记者参加。席间，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并具体询问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对于这种问题，当然要回避，可陈毅却没有讲“无可奉告”等套话，而是风趣地说道：

“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3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全场哄堂大笑。中国爆炸两颗原子弹，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记者当然会注意看公报。问题是记者此时就想知道，可是陈毅就是这样故意说些近乎“废话”的话，既回避了敏感问题，又表现出机智与风趣。

七、外交辞会要做到恰如其分

在外交活动中，说话必须把握礼节和分寸，否则，就容易造成3种后果。

（1）没有将要传递的信息传递出去。

（2）使对方对自己传递的信息产生误解。

（3）将不该传递的信息传递出去，泄露了国家机密。因此，保持外交辞令恰如其分的礼仪，也是对外交往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那么，怎样做到言语有理有节呢？

1.用语精确

语言中许多说法、许多词语（主要是指同义词）的基本意思相同，但相互间存在着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常常是可以忽略不计、相互换用的，但在对外交往中却非常讲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信口开河。

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前苏联时，向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问起前苏联的潜艇规划。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两国关系并对世界力量对比都有影响的军事秘密，而且尼克松此时提这样的问题的动机也是异常微妙的。可赫鲁晓夫却冲口而出：“我们能制造多少潜艇，就制造多少艘。”这种不慎重、没有礼节的话语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时在场的米高扬给他使了个警告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为了防御的目的，需要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在外交活动中，应当避免这种需要事后补漏洞的事件发生。

2.委婉含蓄

在外交活动中，有许多说法不能直接地说出来，否则效果会大大减弱，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时要使话语委婉含蓄。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能使话语具有一定的弹性，还能避免自己或对方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

1954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出访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在白宫举行国宴。当时丘吉尔年事已高，在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看到丘吉尔用餐刀切肉似乎有些困难，就悄悄地帮助他把肉切开，并且礼貌周到地说：白宫餐桌上的刀子不太锋利。如果艾森豪威尔夫人直截了当地说道：“您切肉有困难，让我来帮您切吧！”这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说丘吉尔年老的意思，这定会引起丘吉尔的不满。

1960年尼克松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日本首相吉田茂访美，送给尼克松一件雕刻品，说是一位日本艺术家专门为尼克松制作的。随后吉田茂又故意装得轻描淡写的样子随便地提到这件雕刻的标题是“胜利”。他不去直接预祝尼克松竞选成功，而是送给一件标题为“胜利”的雕刻品，这种举动本身就比较含蓄，而点题方式又加重了此事的含蓄性。当时竞选是尼克松最大的心事，听了这种含蓄的话，他不禁会意地微笑了。

3.留有余地

有的时候，要精确地分辨出话语的尺度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将话说得太死，而留有回旋的余地。这时，可以通过概念替换的方法替换某个词语。如第1号中美联合公报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替换掉双方都难以接受的相关词语；其次，可以使用暗示性语言。这样既可传递出所传递的信息，也能为以后改变或解释此项决定做最佳准备。如在中东危机中，以色列军队包围了埃及第三集团军，前苏联想采取行动，美国就要求前苏联“不可采取单方面行动”，并说“如果采取了，那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这种语言就是一种暗示力极强的语言。这种暗示，显得极有礼貌。如果直接说“如果你们采取了单方面行动，我们就将如何如何”，反而有可能激怒对方。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外交辞令有时的确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八、要对抗，但也要涵养

在对外交往中，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或者对立，在言语上发生对抗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种对抗又有特定的要求：一方面要义正词严，反击有力，能捍卫自身及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涵养，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此，要注意以下两点。

（1）言语相关，出句迅捷。

在反击对方的无理言行时，自己的言语必须与对方的言语相关，同时能迅速接过对方言语中的词语、话头，并展开辩驳。

1955年秋，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出访前苏联，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两人性格都非常顽强、自负。双方的交谈充满了对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有一次在对一项德国建议做出反应时说：

“在我同意你这个意见之前，我要先到地狱里去拜访你！”

阿登纳立即反击：“如果你在地狱里看到我，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那里！”

阿登纳抓住赫鲁晓夫话语中的到地狱一事进行了迅速的反击。

（2）冷静克制，不失礼仪。

有时对方的话语很“冲”，这时自己一定不能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这样做，一方面会破坏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也会因情绪激动而减弱自己话语的反击力。高超而强有力的反击，应该是情绪平稳、彬彬有礼和富有涵养的。

1957年，尼克松出访前苏联。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赫鲁晓夫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激烈地抨击这个决议，并怒容满面地嚷了一番话：“这项决议很臭，臭得像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这话十分粗俗，就连赫鲁晓夫的译员听了也顿时涨得满脸通红，好一会儿，才把此话翻译过来。对此，尼克松当然要进行“反击”。要知道，当译员在翻译时，赫鲁晓夫正两眼盯着尼克松呢。但如何反击呢？如果大骂一番，显然反击无力。尼克松想起出访前，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曾提到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猪倌，他还想起他小时候就知道，马粪常常被用做肥料，但有一次他的邻居用了一担猪粪，那可真是臭气冲天。于是尼克松逼视着赫晓鲁夫的眼睛，用交谈的口气回答说：“恐怕主席说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尼克松神态自若，话语却暗露锋芒，因此反击力特强。说得赫鲁晓夫欲怒不能，只得转过话题，谈论别的事情了。

另外，“反击”要看准目标，不能过于敏感，疑惑重重，那样反而有失风度与涵养。

1959年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两国领导人在共进午餐时闲聊。艾森豪威尔想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些，于是问赫鲁晓夫在假期最喜欢干什么。赫兽晓夫说他喜欢到黑海海滨游泳或者去乡间打猎。艾森豪威尔说他喜欢出去钓鱼和打高尔夫球，但他发现在谈话中他很难避免不受电话的干扰。赫鲁晓夫听了译员的翻译之后生气地说：“我们苏联也有电话，事实上，我们的电话不久就要比你们美国还多。”应该说，赫鲁晓夫过于敏感了，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和涵养。对抗时，最好是要看清对手的实力。

九、私房话在外交中也有妙用

在外交活动中，要处理的大都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交谈时当然不能以私事为话题。但是，如果在适当时机插入一些私事话题，反而会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并能使对方对自己及自己的国家产生好感。

1953年4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出访美国，尼克松和杜勒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代表前往机场迎接阿登纳。阿登纳的这次访问对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联邦德国总理从来没有访问过美国，阿登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联邦德国来的第1位官方访问者；另外，此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8年，美国如何接待阿登纳，将会表明由希特勒和纳粹造成的敌意是否已经得到缓解。因此，尼克松在欢迎辞中就决定要传达一种信息：阿登纳的访问标志着恢复而不是建立两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那么，尼克松是怎样传达出这种事关两国关系的重大信息的呢？他就利用了私事话题。尼克松说道：

“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迈着鹅步前进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纳粹分子，变成了德国的形象，并成了美国民间传说的一个部分。人们常说：‘德国兵要么卡往你的脖子，要么屈膝投降。’但我知道，德国和德美关系还有另外一面。尼克松夫人的母亲生于德国。我自己的母亲在大学念的是德文专业，并且一直高度评价德国主要大学所获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在杜克法学院，我从隆恩·富勃教授那里了解到，德国学者对发展西方法律曾经有过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以自己岳母、母亲和本人的经历与见闻为话题，为双方的会谈开了个好头。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到在离阿登纳下榻的宾馆仅几步远的地方，就立有一位普鲁士军官的塑像。这位普鲁士军官曾在乔治·华盛顿总统的麾下服役，主管大陆军队的训练工作，并军功赫赫。尼克松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军官和千百万其他德国人对美国作出的贡献。

尼克松这一番话语使阿登纳大为感动，他对尼克松说：“我对您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您赞扬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而不提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事后，双方举行了建设性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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