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洛塔尔·马特乌斯
2000年6月
“你知道么，”洛塔尔·马特乌斯说，“咱俩去房间里再转一圈，每个人都会问一个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我俩都摇摇头。我们已经从马特乌斯那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信息。
现在是2000年2月某个星期一的晚上，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记者在阿姆斯特丹郊区一座新斯大林风格酒店的“大西洋”会议室聚集。对荷兰和德国媒体很友好的马特乌斯通知我们来这儿。17天后，这个时代最棒的德国球星将在39岁的时候退出欧洲足坛，起程前往纽约。
我们的会谈本应晚上8点开始。但8点时来的却是一个德国老滑头。老滑头身后是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中年球星，他朝我们挥手，还做鬼脸。他就是洛塔尔·马特乌斯。
每一个想出人头地的足球记者都得练就一身坐功——德国人称之为Sitzfleisch（人肉坐垫）。我们在酒店的酒吧里无聊地等了一个半小时。9点半了，德国老滑头走出“大西洋”会议室。我们蜂拥而入，但奥利弗·比埃尔霍夫马上就命令我们出去。德国队队长正在跟马特乌斯和德国队教练埃里茨·里贝克小酌。后者穿着笔挺，不像个足球教练，倒更像个驻美大使。我们只好回到酒吧去。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这个时间任谁都会状态不佳，比埃尔霍夫走出“大西洋”会议室。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像罗杰·摩尔
Roger Moore，第三任007扮演者。那样扬起眉，说：“啊，跟洛塔尔聊呢。总是那么有趣。”然后比埃尔霍夫拿出他的手机，开始讲起意大利语。比埃尔霍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父亲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首脑。少年时比埃尔霍夫学过吉他和网球，大学时学过经济学，成为职业球员后，最初几个赛季收入还不如他父亲的薪水高。跟马特乌斯完全不一样。
我们轻轻地走进会议室。马特乌斯正在故作谦虚地听德国媒体官员发言，但允许我们留在会议室里，直到媒体官员离开。10点了，球员该上床睡觉了，但马特乌斯示意我们坐下歇会儿。
“队友之间的有趣交谈？”来自德国传奇性足球杂志《踢球者》的记者发问。
马特乌斯指着在桌上摊开的酒店笔记本，说“你看”。上面全是没水平的乱写乱画。，做做表面工作罢了。
马特乌斯想让我们喝杯东西提提神。我负责完成这个任务。我从房间的冰箱里拿出瓶装水，并试图打开。不出所料，这些瓶子怎么都拧不开。最后某人开了几罐可乐。不管易拉罐拉没拉开，马特乌斯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瓶。
我们围着他呈半圆形坐下来。马特乌斯检查了一下我们的录音机。他在确认录音机能够正常工作之后，才允许我们开始采访。
但首先让我们回到1961年3月21日——那一天马特乌斯在黑措根奥拉赫出生。一千年来，这个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小镇一直安安静静，甚至在战争中都没有被轰炸过。
1961年3月21日，此时黑措根奥拉赫的人口还不足2万，只是因为阿迪达斯和彪马而为人所知——两家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20世纪20年代，体育产业的兴起使许多失业的黑措根奥拉赫人免于饿死。
1961年3月，大多数当地人在两家体育用品公司上班。海因茨·马特乌斯是彪马公司的门卫。他的妻子卡特里娜在家用皮子手工缝制足球。那是一个德国人努力工作挣钱的年代。在马特乌斯的家里，人人都工作。马特乌斯在幼年时就给人送报纸赚钱了——这给后来的媒体无尽的渲染空间。
贪杯的海因茨有时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的儿子后来常常回忆：“只要出了问题，我就得挨耳光。”这个上学时在班里个头最矮的男孩参加了彪马工厂俱乐部。球队输球时，他就哭。
我们当晚第一个问题是：马特乌斯究竟为什么要去纽约？毕竟，如果周三他打败荷兰队，就会赢得第144次胜利（如果不考虑某些非洲球员，他已经破纪录了），而纽约新泽西大都会队的水平不过跟哈特利普联队差不多罢了。美国媒体还骄傲地说它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球队”呢。
马特乌斯话语流利、语速快，但都是些陈词滥调。也许他的冠军次数不是最多的，但却是到目前为止最多的——他确实跟记者们说了“最”这个词。马特乌斯飞快地说出一大堆搬到纽约的理由。他觉得，纽约是个大城市，很有趣，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我们都应该去那儿。美国到处是机遇，而且在纽约的餐馆里他不会被人围观怎么使用刀叉。
还有几个他没提的原因。过去的20年里，马特乌斯逐渐琢磨出德国人总是嘲笑他的原因。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是他的弗兰兹·贝肯鲍尔情结。
一个世纪前，欧洲的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自以为是德国元首的疯子。他们修剪胡子，一只胳膊像瘫痪了似的吊着，命令他们的军队投入战斗。
马特乌斯也一直想成为皇帝。没人笑话贝肯鲍尔。贝肯鲍尔说英语。贝肯鲍尔属于全世界。而且贝肯鲍尔在纽约踢了五年球。马特乌斯想成为贝肯鲍尔那样的人。
我们中有个人问马特乌斯，他搬到纽约是否也是因为贝肯鲍尔？
不，马特乌斯说。
那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玛伦。玛伦是个22岁的美丽女孩，她父亲是运动医生汉斯威廉·穆勒沃尔法特。马特乌斯在玛伦七岁时就认识她了。现在她是他的女朋友。玛伦想在纽约居住。玛伦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想去纽约跟李·斯特拉斯伯格学习戏剧。她还想周一晚上到卡莱尔酒店看伍迪·艾伦
20世纪后半期重要的美国电影导演和喜剧演员。演奏黑管。这些跟马特乌斯完全不搭界。他宁可去卡莱尔酒店看帕米拉·安德森
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有傲人的三围。吹箫。不过，谁叫他爱着玛伦呢。要是搁在过去，这个话题能让他滔滔不绝。他曾经让德国电视频道RTL拍摄一部关于他向女友求婚未果的纪录片。他已经允许一个电台拍摄他的婚礼——“总算走出孤独了。”某人指出。这成了德国上下的笑料，所以这事儿他不会再说个没完了。
他告诉我们，大卫·贝克汉姆必须避免犯他犯过的错误。贝克汉姆一定不要把私生活暴露给媒体。花边新闻是禁止不了的，但只要不主动泄露就行。为什么报纸总提贝克汉姆的第五辆法拉利？他可以有十辆法拉利——我也希望他有，但这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英国人是怎么说的来着？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现在，马特乌斯的家的确是他的城堡。他只肯把秘密告诉欧洲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八卦杂志《画报》。因此我们才能知道他打算住在位于第五大道721号的川普大楼（Trump Tower）——那里距离新泽西的训练场有70分钟车程，而且周围挤满了纽约的黄色出租车。
慕尼黑的街道空无一人。2000年的一个春夜，我的朋友菲利普和我沿着巴伐利亚首都的林荫大道散步。偶尔一辆宝马以八十迈的时速呼啸而过——要不是这样，你甚至感觉不到身处德国。慕尼黑随处可见优雅的女子，18世纪的宫殿（仿佛门口还停着准备接皇亲国戚的马车），以及坐满了本地球员的意大利餐馆。只有一些公园里还保留着弹坑的痕迹。
当晚早些时候，我乘坐由一位金发胖妇人驾驶的出租车。她告诉我，马特乌斯出发去纽约之前，她曾拉着他转了一天。他的主要任务是试试新鞋：踢球造成的伤使他的右脚肿胀，得穿比左脚大一码的鞋。司机觉得纽约不适合洛塔尔。她解释说，他本质上是德国人。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来自科隆（Cologne）的菲利普。是啊，他笑起来。本质是德国人！菲利普认识马特乌斯。马特乌斯可不是那种早晨5点起床、穿上徒步鞋就去爬山的人。但马特乌斯是典型的巴伐利亚人：头上架着墨镜，肩膀上搭着套头衫，开运动型轿车，带着美丽的女朋友去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边喝小麦啤酒边眺望群山）。巴伐利亚天性的人如同海因里希·海涅笔下的小职员，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大自然多么美好啊！”
慕尼黑成为马特乌斯的第二故乡。18岁时，他在拿到油漆业和装修业的文凭之后就离开了黑措根奥拉赫，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接了一个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活儿，否则，他现在可能只是个装修工。
年轻的马特乌斯迅速崛起。1980年5月，坐在德国国家队大巴车上，他听到自己入选参加当年夏天的欧洲杯的消息后大哭起来。“干吗哭啊？”老队员、后卫博纳德·戴特茨问他。马特乌斯解释说，他和他的女朋友已经预订了夏季假期的游玩计划。
1984年，他加入拜仁慕尼黑队。他在那儿待了总共12年的时间，并成为全球顶级球员。如果他在那时就急流勇退，那么或许如今德国的每个城镇里都有会有他的雕像。
“最后的两三年里我不再听到嘲笑和嘘声，”他在“大西洋”会议室里回忆着，“我觉得，现在的我对于其他行业的人也称得上是榜样。”他告诉我们，最近他收到一封信，寄信人五十多岁了——许多德国人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工作。求职面试时，年龄问题又被提出来。“你看洛塔尔·马特乌斯，”老人回答，“他证明了年龄跟表现无关。”老人得到了那份工作。
马特乌斯说：“比森特·利扎拉祖说过，他希望到38岁的时候还能像我一样踢得这么好。听这话让人心里舒服。”但是说归说，不必当真。几年前在拜仁的一次训练中，利扎拉祖曾给马特乌斯一记耳光。
马特乌斯的麻烦不是现在才有的。年轻的时候，他就口不择言，经常得罪人。在1980年的欧洲杯上，当时只是设备管理员的里贝克曾说：“哪怕我们在谈去哪儿吃饭，他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马特乌斯在队里没什么地位。他第一次进球是在欧洲杯中对荷兰的那场，而且射门后紧接着就被罚一球。过后，德国队队长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对媒体说：“真够二的。”
鲁梅尼格是当时的德国队的头儿（队长）。德国队总是有个头儿：这个人不仅告诉教练该怎么安排阵型，还有权惩罚提出异议的人，并且做出财务决定。20世纪50年代，德国队教练塞普·黑伯格（Sepp Herberger）经常说：“弗里茨·瓦尔特是我们的头儿。”但德国人的“头儿情结”的始作俑者另有其人——贝肯鲍尔。
不是德国人就无法明白贝肯鲍尔对德国足球的影响有多么大。他是足球皇帝，但权力比皇帝还大。这个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慕尼黑邮差的儿子，是那种就算只是会计或宝马公司的修车技工，也能在同行中出类拔萃成为“头儿”的人。
1974年世界杯中西德输给东德，贝肯鲍尔认为他们的阵型应该改一改了。他跟外表虽不起眼但很有足球头脑的伙伴盖德·穆勒商谈。然后他把新的阵型告诉教练赫尔穆特·绍恩，因为填写各种表格得由绍恩来完成。贝恩德·赫尔岑拜因和莱纳·邦霍夫替换了海因茨·弗洛赫和伯恩德·库尔曼。决赛中赫尔岑拜因罚球得分，而穆勒的制胜一球也是由邦霍夫传的。
后来，当贝肯鲍尔执掌德国队教练时，他的正式头衔为“领头儿”（Teamchef）。从贝肯鲍尔开始，每支德国国家队都有一个头儿或若干个头儿。怀有皇帝情结的马特乌斯，一直想成为“头儿”。当他谈到他的跨国事业时，主要内容就是在队里地位的提升。
“在约普·德瓦尔手下我只是车轮上的第五根轴，但在弗朗兹·贝肯鲍尔手下，我能经常上场。”他用流利的小报俚语说。马特乌斯总是说“弗朗兹·贝肯鲍尔”——名字一定要说全，也许因为他连“弗朗兹”是名字还是头衔都没搞清楚吧。
“1986年世界杯是我成名的一战。但我觉得弗朗兹·贝肯鲍尔让我在决赛中紧盯马拉多纳是个错误。我盯着马拉多纳，而我俩都顾不上踢球了。比分到了2比0之后，我认为该卡尔海因茨·福斯特盯着马拉多纳了，这样我才能进攻。我们已经踢成2：2平了，但随即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然后就输了。”
无论如何，马特乌斯已经是德国队的“头儿”了。他在1986年6月17日对摩洛哥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正式成为“头儿”——那时德国队有了一个任意球机会。鲁梅尼格正准备接过球，不料马特乌斯将他推开，自己射门了。
之后，教练贝肯鲍尔有时会跟马特乌斯谈谈关于阵型的问题。但别人也想当“头儿”。鲁迪·沃勒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和马特乌斯有时在训练中大打出手。后来，随着尤尔根·克林斯曼球技见长，他也想当“头儿”了。最后，德国队有好几个“头儿”。
即便到了拜仁，马特乌斯还是一心想当“头儿”。有时他会把对手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透露给媒体。《画报》有一次曾披露，看过电视里海豚表演的拜仁队员都管克林斯曼叫“臭脚”，因为他不善于控球。这家报纸还说，马特乌斯曾打赌那个赛季“臭脚”进不了几个球。（马特乌斯还真说对了。）
权力斗争白热化起来。下面是另外几个“头儿”对马特乌斯的评价：
——有屁上厕所放去。（鲁迪·沃勒尔）
——他说个没完，全是废话。（弗朗兹·贝肯鲍尔）
——我们的新任媒体发言人。（乌利·赫内斯）
——帮助“病人”是我的生活哲学。（托马斯·海尔默）
我问马特乌斯对上述评价的感想，他拿出皇帝的劲头来。，他说，每个群体里都有矛盾。每个家庭里都有矛盾。到哪儿都分等级。他说，你工作的地方或许也一样。你们肯定既有“头儿”也有秘书，他们各干各的活儿，对吧？两者都不可或缺，对吧？
我们都认可地点点头，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秘书。马特乌斯回避这个问题，只是给出标准回答，听起来仿佛他是华盛顿的外交官。然后他说：“但是，‘头儿’对你说的当然比对秘书说的多喽！”他咧着嘴笑起来，露出了龅牙。
一直攻击马特乌斯的不仅仅只有其他“头儿”。其他德国人也是如此。外国人通常认为，德国人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德国人分不同的类型，如老人和青年人，东德人和西德人，可敬的公民和非主流，有文化和没文化……不同类型的人通常不往一起凑。“你们德国人一点也不合群！”我曾在西柏林科技大学对一群学生这样说过。他们不自然地笑起来，因为他们互相之间确实处不来。
通过对洛塔尔·马特乌斯的态度，你可以把德国人进行分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瞧不起马特乌斯，因为他没受过教育。他把k念成g，t念成d，而且几乎不会用关联词语。
非主流也看不起马特乌斯，因为大多数德国人他们都看不起。憎恨拜仁慕尼黑的人（或许是德国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看不起马特乌斯，因为他是拜仁球员。拜仁的球迷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直给球队惹麻烦。
荷兰人也不喜欢他。“马特乌斯=希特勒”——1989年荷兰对德国的比赛中曾出现过这样一个横幅。两天之后就想必是他最后一场（涉及马特乌斯，所以难说是否是“最后一场”）荷兰对德国的比赛。一个荷兰记者问：为什么你在荷兰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么差劲？“我看你不如去问问荷兰人自己，”马特乌斯一如既往地亲切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个人认识的荷兰人——无论是球迷，还是酒店工作人员或记者，对我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我不得不告诉他：“那是因为对荷兰人来说，你是德国人。你代表着国家，代表着球队。”
我的话另有深意：印有普鲁士之鹰的白色衬衫、踢假球、努力工作、成功、长得丑（但德国女性都很喜欢马特乌斯）。荷兰人在马特乌斯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德国所有不喜欢的方面，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方面。
“马特乌斯=希特勒”太过分了。那个横幅的意思其实是“马特乌斯=德国人”。
这些话我没说，因为我记得保罗·西蒙
20世纪美国著名音乐人，最著名的单曲是为《毕业生》所作的《斯卡布罗集市》。在纽约餐馆里偶遇著名棒球手乔·迪马吉奥的故事。在《罗宾逊夫人》一歌中，西蒙唱到，
你去哪儿啦，乔·迪马吉奥？
整个国家都看着你哪。
哦哦哦！
他在餐馆遇到迪马吉奥，他担心后者会生他的气，但结果没有。他喜欢这支歌，但他不懂它的意思。他对西蒙说，歌词没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哪儿。他指出，每天人们都能从电视广告里看见他。
迪马吉奥只按字面意思理解歌词，而西蒙是有隐喻含义在内的。西蒙的意思是，迪马吉奥这类英雄已经淡出了美国人的生活。在餐馆，西蒙意识到，那些运动健将无法理解这个隐喻。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公众焦点。
因此我对马特乌斯说:“你代表着国家，代表着球队。”他疑惑地看着我：“那么，观众的口哨声是对我的赞扬？我真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马特乌斯在公开场合里最尴尬的时刻是一个荷兰人引发的。不是路德·古力特，而是1993年慕尼黑啤酒节上用摄像机拍摄马特乌斯的人。
“他们把你和希特勒一起都忘了！”马特乌斯对着荷兰人大喊，刹那间忘了摄像机还开着。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有一次在德国机场，他对着经过的女子篮球队大喊“我们的黑人”（指阿道夫·瓦伦西亚，他在拜仁时的队友）的‘东西’这么长”。
在德国队内部，只有克林斯曼会驳斥这种话。但是足球界之外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一个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在以色列某酒店登记入住的德国音乐家被开除出柏林爱乐乐团。然而，马特乌斯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又是德国队的“头儿”，所以不会被开除。
但是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包括《画报》的读者——都讨厌这种纳粹式的玩笑。每当英国人或荷兰人要他们讲这种笑话时，他们都会觉得很难为情。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希特勒还活着。他们最好的球员经常对着麦克风口不择言地说些有关纳粹的蠢话——这令他们觉得很厌烦。
马特乌斯不是纳粹。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敌视黑人。但他太淘气，总是碰触禁忌，例如他总是把克林斯曼的糗事透露给《画报》（“是他自己想多啦”）。
我之前一直认为马特乌斯会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也许因为他是德国队队长，也许是因为他订阅《画报》。在“大西洋”会议室里，我问他在听到德国国歌时是否会心跳加快——就像意大利人听到意大利国歌那样。
他开玩笑：“那只是因为意大利国歌让人心跳得更快。”
但是，他对能够代表德国不感到骄傲吗？“代表整个国家不算什么荣誉，这个国家很大，而且踢球的人太多了。我感觉国家不过如此。”
我猜出生于1961年的德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都不强。
现在，马特乌斯正看着我们的录音带。“这盘满了。你有别的盘吗？”他自己换磁带。
意大利记者询问马特乌斯的“之最”。最佳国际比赛：1990年对南斯拉夫那场。最大的敌人：马拉多纳。少年时最喜欢的俱乐部：门兴格拉德巴赫。最大的错误：公开跟贝尔蒂·福格茨和尤尔根·克林斯曼争吵。“我们不是小孩子，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话。”
他们之间的争吵持续了好几年。福格茨和克林斯曼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发现球员们在更衣室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出现在《画报》里。世界杯后马特乌斯受重伤，这也许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当时他已经33岁了，距离退役的日子不远了。但为了保险起见，由克林斯曼和马蒂亚斯·萨默尔牵头，来自拜仁和多特蒙德的国家队球员一致要求，马特乌斯不应该继续留在德国队。
马特乌斯没有参加1996年的欧洲杯。1996年7月21日，他在日记（后来出版）中写道：“今天欧洲锦标赛开战。海尔默、齐格、巴贝尔、卡恩、施特伦茨和绍尔都参加了。慕尼黑机场的欢送仪式场面盛大。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欧洲锦标赛，是他们足球生涯的巅峰。”
言下之意：他们都没得过世界冠军。
他的日记一直写到1996年世界杯之后的赛季，因此成了解洛塔尔·马特乌斯的主要资料。“我相信，”他在日记前言中写道，“看过这本日记的人会了解我的想法。”的确如此。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得有主题。《我的日记》有两个主题：
1.手机。
2.德国八卦杂志。
日记本身就是用八卦杂志的语言写的。第一天内容如下：
7月12日星期五：慕尼黑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国际机场。上午十点。广播里宣布：“经杜塞尔多夫飞往纽约的LH410航班最后一次通知。”
这也许是因为该书受到《画报》记者乌里克·库恩海尔梅辛的影响。但我怀疑这或多或少也是马特乌斯自己的文风。对他的思维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媒体。他在8月14日星期三这篇里写道：“《画报》、TZ、AZ（慕尼黑三家八卦刊物）、《南德日报》、Merkur杂志、《踢球者》和《体育画报》——对我而言都是必看的报刊。”
七份报刊！后来他自己说，他有机会就去买意大利的日报《体育报》。马特乌斯就像一个时刻关注个人研究领域文献进展的学者。每次他一进房间都立刻打开电视。
他解释说，普通人靠嘴传播信息（我们把这个行为叫做“交谈”），但拜仁慕尼黑队员之间全靠媒体交流信息。绍尔的妻子跟他分手，鲁梅尼格打算把绍尔卖给别的球队，克林斯曼想转会——这些都是马特乌斯从报纸上得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记里写着拜仁每个球员都有见不得人的事儿。除了马特乌斯自己之外，贝肯鲍尔是日记里最有趣的人物。拜仁的主教练总是时不时地说些刻薄的话——这些话被马特乌斯忠实地记录下来。
8月21日星期三：“在欢呼声尘埃落定之后，弗朗兹·贝肯鲍尔如往常一样进入更衣室。他说：只要不输球，我就挺高兴。”
9月10日星期二（之前在贝肯鲍尔的生日那天，他在巴伦西亚那里吃了败仗）：“弗朗兹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没得到想要的礼物。他又坐下，晚宴开始了。”
3月14日星期五：“弗朗兹突然大叫一声：你们都是狗屎。”
但关于手机的内容也不少。实际上，通常书里最常出现的词是“这个/那个”或者“是”，但《我的日记》这本书里最常见的词却是“手机”（handy）。
7月28日星期日：“我们拿到了新的拜仁手机。我的朋友都有我的手机号。但在苏黎世我注意到：新手机还未经授权，所以我没法用。克鲁泽（Kreuzer）和海尔默比较聪明，随身带着旧手机。现在我只得忍受他们的嘲笑。”
那天晚上，在苏黎世机场，他一下子看到以他女朋友为封面的瑞士八卦杂志Blick。大标题“为了洛塔尔，我必须不断上镜”下面是好几张她在马尔代夫度假的照片。
从年初到年末，日记的主题始终如一：
10月3日星期四：“我在我们队的训练营利默霍夫（Limmer Hof）酒店安顿下来。我总是乐观地看问题。因此我得利用这个环境。好处是：我的手机在这儿能用，那么我的朋友们就都能找到我。”
10月21日星期一：“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本Blick。上面有我的萝莉女友坐在私人飞机驾驶舱的照片。还有一篇采访：《洛塔尔知道我有这次飞行，但这跟他没关系。我们现在各走各的路》。”
10月4日星期六（这一天他在奥地利小镇Kitzbühel遇到马蒂亚斯·萨默尔）：“我向他走过去，祝贺他当选年度欧洲最佳球员。告诉他我心里一直记得他的手机号码，而且我经常给他打电话。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总打不通了：手机在通话状态下是无法接入另一个来电的。”
3月14日星期五（之前由于队友谴责他把什么都告诉媒体，所以拜仁召开了一次危机处理会议）：“我当然知道跟记者的合作会惹恼一些人。但我也见过大风大浪，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早餐的时候，我一看到报上刊登了什么秘密就会被鸡蛋噎住嗓子。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你们的指责真让我伤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我盯着天花板，不停地思考。然后我明白了：明天对沙尔克的比赛我再也不当队长了。”
通过阅读《我的日记》，你可以看到洛塔尔·马特乌斯的灵魂深处。你下了结论：他肯定是《画报》的读者。
不过，1998年世界杯上，德国队教练福格茨重新召他归队——前提是他得把嘴闭上。
那次世界杯期间，我跟六个德国记者一起在位于SaintPaul de Vence的度假村里待了一周。度假村里可以烧烤，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游泳池——半夜里我们去打水球。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度假村。
德国队下榻的酒店走过去只有三分钟。有天晚上尤尔根·克林斯曼出现在我们度假村的花园里。他喝着我们的啤酒，说他以后每晚都会来，因为我们的度假村比他们球队住的酒店好多了。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几天之后，后卫克里斯蒂安·沃恩斯出现在我们度假村的花园里。他喝着我们的啤酒，说他们球队住的地方也没那么差劲——原因是马特乌斯不再捣乱了。
为什么不再捣乱了？我们问。
“我想，”穿着浴室拖鞋和短裤、斜倚着长椅、手里拿着啤酒的沃恩斯笑着说，“挨的揍多了，自然就懂得闭嘴了。”
没错，到了1998年底，马特乌斯不再是德国队的“头儿”了。“头儿”是克林斯曼和比埃尔霍夫，队里的老家伙们——如于尔根·科勒尔和托马斯·海尔默——该揍他的时候绝不手软。
但世界杯结束后，队里只剩比埃尔霍夫了。马特乌斯被允许继续踢球。1999年2月，在德国队以0比3的比分输给美国队的那个夜晚，他在弗洛里达的酒店房间电话铃响了。埃里克·里贝克来电，让马特乌斯去他的房间并说说德国队应该怎么踢。马特乌斯再次成了“头儿”。
在“大西洋”会议室里，时针已过11点半。马特乌斯仍然精力充沛，但我们筋疲力尽。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球员，所以我们还是得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种类型的球员？”
马特乌斯喜欢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今晚，大家都围着他转。“今天我什么都说了，我把话放在这儿。”他告诉我们。
“我肯定不是马拉多纳那种球员，”这位曾在1990年同时当选年度世界、欧洲和德国最佳球员以及年度世界和欧洲最佳运动员的人说，“我的速度很快。有空就钻。如果我打倒一个人，他肯定追不上我。我是那种有爆发力的球员。马拉多纳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块儿，而我能看到很远。”
“我个子不高，但头脑很好。我强大的原因是我什么都会。过去我左脚有点无力，但我28岁时教练特拉帕托尼教过我怎么锻炼我的左脚。”
马特乌斯把磁带往回倒，以确信我们的对话全都录上了。该告别了。轮到我告别时，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给了我一个拥抱——只有我一个人享此殊荣。我告诉他，过几个月我要去纽约。“来看看我！”洛塔尔说。我承诺一定会去。
在纽约，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马特乌斯，但我很想看他踢球。巨人体育场里正有一场大都会队和堪萨斯城巫师队的比赛。我在时代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我又换了一辆。敢情洛塔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纽约人。“巨人体育场”——印度裔出租车司机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地名。他们根本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最终我总算找到一个愿意带我过去的印度人。巨人体育场里有八千名观众。我一眼就看到那个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中场球员，他正像个疯子似的“满场指挥”——纽约人是这么说的。每当他的队员碰到球，他就挥舞双臂、大声咆哮。
大都会队得分。马特乌斯的队友很高兴，并且欢呼起来。大屏幕上播放的是两个20世纪30年代的喜剧演员围着桌子跳舞。但这次射门让马特乌斯更加愤怒。
后来堪萨斯城两次射门。马特乌斯“抓狂”了（美国人就这么说）。他抓住队长奇普·里德的臂章。后者看起来像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抓着马特乌斯的臂章。在这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里，马特乌斯在场中走来走去，像一个在地铁里推购物车的流浪汉似的嘟嘟囔囔。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阿姆斯特丹郊区一家酒店大堂的酒吧里。我的朋友巴特（Bart）在那儿坐了一晚上，只为了能见洛塔尔·马特乌斯一面。
午夜时分，洛塔尔跟《踢球者》的两个记者在酒吧里一起喝啤酒。我小心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洛塔尔，”我问他，“你是否介意见见巴特……”
洛塔尔朝着巴特冲过去。此时此刻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给巴特一个亲笔签名。“你写一下名字？”他用英语问。
我在杂志上写下巴特的名字：B—A—R—T。
“我得写对。”洛塔尔解释说。
“送给巴特。”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
洛塔尔用肩膀撞了巴特一下。他再次给我一个拥抱。最后他允许我们离开。
可怜的马特乌斯仍然被他的祖国当笑话看，因此他的教练生涯也难捱。本书写作之际，他在保加利亚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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