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伯特·特劳特曼和海尔穆特·科罗普布莱施

1997年9月

1996年欧洲杯德国将英国踢出局之后的几天。德国队下榻在兰德马克酒店（Landmark Hotel），距我的前门只有300码。我步行经过Allsop Arms酒吧，遇到了几个穿着捡到的英格兰帽子和围巾的本地流浪汉，然后转入玛丽勒本路（Marylebone Road）。我约好了在酒店采访海尔穆特·科罗普布莱施。

有一年我在柏林的时候结识了科罗普布莱施。1938年，圆圆脸的电工科罗普布莱施出生于东柏林，年轻时就成了柏林赫塔的球迷。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动工，将他和他喜爱的球队隔开。有一段时间，科罗普布莱施每个周六的下午都会跟其他东德的柏林赫塔球迷一起挤在柏林墙下，聆听来自几百码之外的西德体育场里传来的声音。不久之后，边境卫兵将他们赶走了。

接下来的28年里，只要西德足球队去东欧比赛，他就必定前往。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

跟着他。科罗普布莱施被多次逮捕。例如，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科罗普布莱施因为给西德球队发了一封祝愿好运的电报而被捕。1989年，柏林墙推倒前的几个月，他被民主德国驱逐出境。之后，他跟随德国国家队的脚步跑遍世界。他成为球队的非正式成员，有权出入于球队下榻的酒店，也可以跟队员聊天。

这天晚上，他跟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和一位穿格子裤的老人一起坐在里程酒店的大堂里。拜仁慕尼黑前总经理弗莱茨·施厄也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到了之后他就离开了。穿格子裤的老人又高又黑，满头优雅的灰发，衬衫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根据他的外表我立刻下了结论：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在相互介绍时，我没听清他的名字，所以我猜测他可能是带领德国队赢得1954年世界杯的队长弗里茨·瓦尔特。但几分钟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人是伯恩德·特劳特曼——前战俘和在足协杯决赛中摔断脖子的前曼城队守门员。此人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

特劳特曼说起话来也很有传奇人物的样子，沉重缓慢，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人们都会听。这是一种在绝色美女中常见的说话方式。

话题转向纳尔逊·曼德拉。特劳特曼咳嗽起来，其他人陷入沉默。“我订了一本曼德拉的书。”特劳特曼说。“我在西班牙的家里有两千本书，其中大部分我都读过。等回到家，”他扫视着我们，“我就读那本书。”他从容而有礼貌地从桌上的盘子里拿起一把花生。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不过我觉得很有趣。首先，特劳特曼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因此他说的话一点也不枯燥。而且，我们这桌的气氛也是又安静又沉稳。我觉得这很像一次开展得很好的团队训练营活动。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和特劳特曼偶尔叫几杯啤酒，此外没有人左顾右盼——仿佛在找更有趣的人似的（例如，尤尔根·克林斯曼就总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畅所欲言。

科罗普布莱施基本没说什么。大家的看法（我想也是他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工，他能够出现在这儿就不错了，遑论发言。

特劳特曼停止说话之后，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向我解释为什么德国队营地如此安静：因为拜仁的球员约束自己的行为。他肯定地说，过去可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能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弗莱茨·施厄不在。“乌利·赫内斯，整个拜仁队的傲慢自大都集于他一身。”总经理沃德说。

“保罗·布莱特纳。”特劳特曼说。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像吃了有毒食物似的发起抖来。

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说，他的队员性格都很严肃。有时几个队员谈论起家乡的宗教，别的队员也会加入谈话。但不包括耶和华的神迹之类的内容。严肃的神学话题不谈。而他认为，拜仁队员压根就不谈这些。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说，云达和拜仁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方面。

“北方和南方？”我猜测。

“恐怕我必须纠正你的错误。”他说，“云达不来梅代表德国的集体主义。没有明星，所有球员共同努力达到目的。就跟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似的。”

“那么拜仁呢？”

“拜仁代表今天的德国人。富得流油，被惯坏，总是吵架，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但他们总是赢。”

我们转向了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为什么德国人总是赢？这些人真的必须知道原因吗？

特劳特曼又吃了一些花生。科罗普布莱施和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很有礼貌，但看起来不理解我的意图。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毕竟德国队并不是常胜将军。例如上次世界杯他们就不是冠军。不，当前德国队并非事事顺心。下一代不愿意工作，而且……

我放弃了。

他们在英国生活得好吗？

哦是的。他们都是英伦控，那里有着德国所没有的安详宁静。

“你知道吗，” 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说，“我在东柏林长大。之后我逃到西德。所以，德国的分裂决定了我的一生。当然，对海尔·科罗普布莱施也是如此。因为曾是战俘，海尔·特劳特曼成了传奇人物。但是在英国，几百年来一切如旧。还是那个旧世界。我非常喜欢。战争使德国的旧世界一去不复返。”

在柏林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一点：天黑后，如果桌子上有啤酒、桌边有外国人，那么德国人的谈话一定会转向战争。

“我是个单纯的人，”特劳特曼说，他顿了一下，“我一直很单纯，但我读书，我读到的是：无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他们都知道希特勒要做什么。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我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采取任何阻止的措施？如果法国在1936年把他从莱茵兰（Rhineland）赶走……”

11点钟他去睡觉了。云达不来梅的总经理也随他去了，但走之前他先把我们的啤酒记在他房费的账单上。虽然是德国足联为此买单，但他这么做也确实很有礼貌。

科罗普布莱施和我又喝了一杯咖啡。他抱怨说：“这些德国老头总是这样。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如果有那么多如果，希特勒根本就不会出生，他们晚上也可以睡个好觉。”

科罗普布莱施的话令人心酸。这三个老人的生活或许都被希特勒所影响，但只有科罗普布莱施的一生被毁了。他不能上大学，被驱逐出民主德国时，他失去了一切财产。他说，能够跟着国家队环游世界让他感到很高兴，但他更怀念在柏林墙下聆听球场声音的时光。

科罗普布莱施的抱怨让我感到厌烦。他不是传奇人物。传奇人物已经睡觉去了，所以我也要离开了。“祝周日好运。”我说，就好像德国队需要我的祝福似的。

德国人在深夜里的谈话无一例外地话题会转到战争上去，而1996年是德国最后一次赢得欧洲杯（整个温布利球场为奥利弗·比埃尔霍夫的进球欢声雷动）。

我上次看到科罗普布莱施是2009年在柏林。他在医院里。他还是喜欢谈论足球，但看到以前的统治者们过得舒心快乐，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痛苦。他曾是冷战时期的英雄，柏林墙推倒后，他以为终于等来了正义。他错了。

曾经从科罗普布莱施公寓旁边的教堂监视他的一个斯塔西警察接管了他位于柏林郊区的、他称之为“小加利福尼亚”的夏季住宅。二十年来，科罗普布莱施一直试图要回那栋房子。

病房里有人问他，是否把这场战斗也看作一场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只有90分钟，”科罗普布莱施叹口气，“而这个持续一辈子。”

本文写作之际，即2010年秋天，伯特·特劳特曼已近九十高龄，但仍然身强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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