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黄庭坚蜀中交游与文学创作(4)

黄庭坚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学、书法创作所得与青年后学分享，帮助他们提高文学和书法艺术的创作水平，同时，以道德节操为文学艺术之本的黄庭坚，殷切期望青年学子才器远大，立志高远，非常注重培养他们高洁的情操。其对蜀地学子的教诲，始终贯穿着进学修德的教育理念，这在黄庭坚与杨皓的交游中体现得尤为充分。杨皓，字明叔，眉州丹稜人，时在黔州任小职。蜀中期间黄庭坚与杨皓有不少诗歌唱和，书信尤多。从黄庭坚《与明叔少府书》（其二）可知，杨皓先父与黄庭坚叔父黄廉有同年之契（同年进士），黄庭坚被贬黔州后，杨皓主动去信表示慰问，由此相识。因杨皓有君子气，为黄庭坚赏识，遂以知己待之。书云：

比承来官此邦，交印有日，窃喜草木臭味不远，遂得以文字相娱，而不知先大夫与亡叔给事又有同年之契，伏奉诲音，实甚悲慰。流落穷山，惟欲屏伏。……乃得以君子为依，可以忘羁旅矣。

黄庭坚在黔州生计维艰，杨皓多给其切实的帮助，如“买竹为我打篱，更送米来作饭”（《答杨明叔送米颂》）等等。黄庭坚对杨皓的才学、品行及为官之道赞赏有加：“杨明叔不病陋巷而乐其义，不卑小官而尽其心，强学不已，未易量也”（《跋欧阳元老王观复、明叔简后》）；“明叔言行有法，当官又敏于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远者大者”（《次韵杨明叔四首序》）；“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题魏郑公砥柱铭后》）。从中可知，杨皓当是黄庭坚最为赏识的蜀中学子。在黄庭坚蜀中期间，两人亦师亦友，感情极为深厚。

在黄庭坚与杨皓的近二十封书信中和近二十首诗歌中，黄庭坚悉心传授诗歌创作及书法的要旨，如“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簇，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次韵杨明叔四首序》）。对杨皓诗文创作取得的进步黄庭坚甚感欣慰：“杨明叔惠诗，格律、词意皆熏沐，去其旧习。予为之喜而不寐。”（同上）对这位“期之以远者大者”的青年学子，黄庭坚时常以诗文告知为人为官之道，望其“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成为“全德备万物，大方无四隅。身随腐草化，名与太山俱”（《次韵杨明叔四首》其三）的才器远大者。在杨皓怀才不遇，为小官尚被罢免之际，黄庭坚以诗《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予以劝勉，充分肯定他的品行、才学：“杨君清渭水，自流浊径中”；“杨君为己学，度越流辈百”。希望他不要学蒲苇丛中的秋萤，而要成为涧壑中的松柏，波涛中的金石：“何事与秋萤，争光蒲苇从”；“松柏生涧壑，坐阅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在离蜀之际，黄庭坚书写平生最为喜爱的魏征《砥柱铭》赠予杨明叔，勉励他像中流砥柱一样自立于世：“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题魏郑公砥柱铭后》）如陈斌老、杨皓一样，得益于黄庭坚谆谆教诲的蜀地学子还很多，如张宽夫、王观复、王子予三兄弟、石七三、杨君权、高子勉等等。

青年学子的爱戴、追随，给处于政治生涯低谷的黄庭坚莫大的慰藉，如其书云：“其子宽夫又从予学。故予数将诸生过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阴，嗁鸟鸣蛙，常与人意相值。或时把酒至夜漏二十刻，云阴雷风，与诸生冲雨踏泥而归。诸生从予，未尝有厌倦焉。”（《张仲吉绿阴堂记》）“遇风日晴暖，从门生、儿侄，扶杖逍遥林麓水泉之间，忽不知日月之成岁”（《答李材书》）。也正是在这“诸生从予，未尝有厌倦焉”的辛勤耕耘中，黄庭坚实现了对贬谪命运的超越，为蜀地人才的培养及蜀中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此，历来评价甚高。《宋史》黄庭坚传有载：“蜀中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黄庭坚入蜀对蜀地文化影响之深远，正如《蜀中广记》所言：“戎州以涪翁重诗书，礼义之泽渐渍至今。”

三、黄庭坚蜀中文学创作

（一）黄庭坚蜀中诗歌理论

黄庭坚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以诗歌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从未停止过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谪居蜀中六年，是黄庭坚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时期。远离了危机四伏、险恶喧嚣的官场，谪居生活虽然清苦，但也相对平静，如其书所云：“某处摩围之下，安固寂静，无时不湛然。”（《与七兄司理书》）在这样的环境下，黄庭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己三十来年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诗歌理论，并以此悉心地指导青年学子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法主张，多出自他指导青年学子学习诗歌创作的书简和诗歌的序、跋中。黄庭坚蜀中诗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诗者，人之情性也”

要理解黄庭坚其人、其诗，必须将其置于北宋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他和他的诗学主张，甚至他的诗歌流派，产生和流变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的产物。黄庭坚为人为诗，以治心养性为根本，忧国爱民和忠义之气贯穿一生，其诗文创作不离道德心性和人格修养的内涵。从黄庭坚一生的行迹来看，他早年即秉性兀傲，睥睨世俗，为官后更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表现出与当权派不合作的倔强姿态，其后经过生活的历练与贬谪的坎坷，其锋芒有所收敛，更倾向于放旷避世，但仍不改其清操傲骨，崇扬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奋勇感发的人格力量，以致终不见容于世，贬死宜州。黄庭坚诗歌的重要风格特征，拗峭、硬朗等等，不能只从音节、句式、语调、技巧角度去看，而要从诗的根源之处看。刚健的风格，乃是诗人人格生命中一种刚大之气，发而为诗文的一种人文境界。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庭坚详尽地阐发了他关于诗歌本质与功能的认识。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歌，列干羽而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批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故世相后或千岁，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想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暮与之朝，邻里与之游也。营丘王知载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载已没于河外，不及相识也，而得其人于其诗。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独乐，博物多闻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风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发于事业，使予言信于流俗也。虽然，不期于流俗，此所以为君子者耶！

从上文可知，黄庭坚“诗者，人之情性”的主张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黄庭坚把情性作为诗歌本质和创作动因，同时又强调“情性”要合道不怨，即“不怨之怨”；其次，充分肯定了诗歌艺术宣释、净化的功能和劝勉、教化作用。在《答洪驹父书》中，黄庭坚在评价苏轼文章时，也强调了其不主张“讪谤侵凌”的观点：“《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2.“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在《再次韵杨明叔》诗的序中，黄庭坚强调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歌理论：“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耀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黄庭坚学识渊博，以深厚的学养为文学创作的基础。其“以故为新”，是希望强调青年学子汲取前人创作的各种经验财富，在此基础上创新。“以俗为雅”则是从世俗生活出发，在此中发掘雅趣，从而开辟出诗歌的新境界。无论“以故为新”还是“以俗为雅”，其目的都是要自成一家，不为人后。

3.“平淡而山高水深”

黄庭坚在蜀期间，对杜甫蜀中诗作推崇备至，认为此时杜甫的诗歌平淡自然，已趋炉火纯青之境。在其指导时在阆中任推官的青年学子王观复诗歌创作的书信中，黄庭坚反复强调了平淡自然的诗歌理论。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与王观复书》其一）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策问》十篇，思深虑远，佳作也，亦恨雕文胜耳。（《与王观复书》其二）

在蜀中期间，杜甫“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夔州诗被黄庭坚奉为诗歌创作的典范。在其《大雅堂记》中，黄庭坚也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推崇和对自然文风的追求：“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黄庭坚晚年特别强调作诗要追求“平淡自然”，达到无斧凿痕迹，这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雕琢藻饰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如其《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此庾开府所长也。然有意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黄庭坚认为，庾信等人锤炼句法，还处于诗歌创作的有意为诗阶段，陶渊明信笔写来，了无雕琢痕迹，这才是无意为诗的至高境界。

黄庭坚蜀中的诗歌创作很好地体现了他“诗者，人之情性也”的诗歌理论，感情真挚，以情动人，以趣怡人，极富感染力；此时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内容，传统诗歌中较少入诗的豆粥、银茄、橄榄、拄杖、文石、铜壶等寻常之物被大量引入诗歌，雅俗共赏，实践了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主张。此时黄庭坚诗歌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出现了平淡质朴的风格。此前黄庭坚的诗歌中虽也有语言平易之作，如作于太和任上的《登快阁》。但只有到了以入蜀为标志的晚年，黄庭坚的诗歌才进入了平淡质朴的全新境界。

（二）黄庭坚蜀中诗文创作

黄庭坚是一位勤奋而高产的诗人，今有近两千首诗歌传世。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统计，黄庭坚初贬黔州的四年间，仅有27首诗传世，这与他此时多用心于书法创作，加之年迈多病，生计甚艰有关。迁到戎州后，黄庭坚诗歌创作增多，两年共创作诗74首。蜀中时期黄庭坚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艺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是其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期，由此开始了其璀璨绚烂的晚期诗歌创作。

蜀中期间黄庭坚的词和散文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与黄庭坚蜀中诗作相对减少相比，黄庭坚蜀中词创作较多，共68首。今流传下来的黄庭坚的词共184首，其蜀中词约占三分之一。黄庭坚的词主要创作于早年和晚期。其早期的词多以俚俗之语写恻艳之情、玩世之态，大胆坦率，呈现出鄙俚软媚的风格。蜀中期间，黄庭坚用词抒写谪居情怀，笔力纵横，或清雅峻洁，或豪健峭拔，词风与前期迥异。长期以来，黄庭坚的散文为其诗词成就所淹，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黄庭坚流传下来的散文数量相当可观，约2800篇，涉及书、序、题、跋、铭、记、赋、辞、赞、颂、表、论、碑、表、说、奏等各类体裁。蜀中期间，黄庭坚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各体兼备，雅健精警，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其蜀中期间的散文创作以书信、题跋为主，不仅数量多，思想及艺术成就也最高。蜀中书信多述交谊行止和谈艺论文，质朴真挚，从中表现出黄庭坚的人品与见识。题跋以讨论书画艺术者为多，涉笔成趣，常多慧心解悟之论，短章隽语，意味深长。

1.记述入蜀经历，叙写谪居生活

黄庭坚入蜀所作的第一组诗为《竹枝词二首》。“竹枝词”本是流传于巴蜀地区的民歌，又称“竹枝”、“竹枝子”、“竹枝歌”、“竹枝曲”或“巴渝曲”等。这种歌调起于何时已难确考，但在唐代就引起一些文人的注意和学习。“竹枝词”在内容及情感上往往是“幽怨侧怛，若有所深悲者”，很适宜于表现心中幽怨失意愁情，故有所谓“竹枝无限情”和“凄凉古竹枝”的说法，在唐代，时有贬谪诗人用它来表达被弃置的幽思怨愤，最负盛名的首推刘禹锡。

在入蜀之前，黄庭坚有两组“竹枝词”。一是作于元丰三年的《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唉乃歌二章与之--竹枝歌本出于三巴，其流在湖湘耳，唉乃，湖南歌也》，从诗歌的长题目我们明确知道，这两首小诗，是黄庭坚仿王稚川之妻林夫人的口吻，用原出四川，流到湖湘，叫“唉乃歌”的“竹枝词”的形式写成。由此可见，黄庭坚对“竹枝词”这一民间歌谣早有关注和学习借鉴。其一为：

花下盈盈人不归，枣下綦綦实已垂。

腊雪在时闻马嘶，长安城中花片飞。

诗歌借此地开花、彼处花落表现地遥人远、呼应为难，又借腊雪、春花、秋实，托出对景惆怅之思，把思妇的殷殷思念之情表现得真切而深曲。其二为：

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成功黍一炊。

日日倚门人不见，看尽林间反哺儿。

和前一首融情于景不同，第二首化用多个典故，进而写思妇的感慨，短短四句诗把对功名利禄的否定与妻子之嗔、老母之怨融为一体。第二组“竹枝词”为作于元祐三年的《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诵书声调悲壮戏作竹枝歌三章和之》。三首诗主题相同，有“我家白发问乌鹊，他家红妆占蛛丝”、“去时灯火正月半，阶前雪消萱草齐”之句，情调低婉。此两组“竹枝词”都以思妇盼归老母念儿为主要内容，为代言之作。两组诗都长于用典，句式突兀多变，虽曰“竹枝词”，仍然充分体现了黄庭坚诗歌的主体风格。黄庭坚蜀中贬所黔州一带盛行“竹枝词”，在入蜀途中及黔州生活期间，黄庭坚都表现出对“竹枝词”的喜爱。受民风熏染，黄庭坚黔州期间多用“竹枝词”来传情达意，共创作了三组“竹枝词”（共七首），数量为其黔州诗歌的四分之一。

黄庭坚入蜀所作的第一组诗歌《竹枝词二首》跋语有云：“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由此可知，此二首《竹枝词》作于黄庭坚从荆州经三峡入黔途中，作者虽“备尝山川险阻”，但能随缘自适，采用当地的乐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

其一

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

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

诗突然而起，直写山路险绝：“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崖谷陡削，如直立之竿，连蝮蛇也因爬不上去而发愁；竹林深密，猿猴上攀也走不通，只好掉转头。这里面虽然用了两个地名，蛇倒退，胡孙愁，或说根据地名造句，但地名本身就说明了道路的险阻。峡州的鬼门关距黔州不远，其所以命名鬼门关就是难以生还的意思。现在黄庭坚已到鬼门关外，却道是“鬼门关外莫言远”，虽然经过了“五十三驿”，但这里毕竟还是“皇州”，说什么“远”，愁什么“贬”呢？

其二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

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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