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苏轼的巴蜀情怀(2)

处于川西的眉山自古以来就以山清水秀而闻名。陆游曾赞扬此地“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中引《通义志》中记载眉山“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衍广，夹以槐柳，绿荫翳然。小南门城村，家多竹篱桃树，春色可爱，桥之下流，皆花竹杨柳。泛舟其间，乡人谓之小桃源”。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曾这样描述眉山：“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觳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苏轼也曾描写眉山“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诗集》卷三十）。生活在这个洁净的有着荷香气息的城市里，再加上一方幽静的庭院，自然培养了苏轼追求自然恬淡、真率野性的文化性格。

苏轼青少年时期常流连于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宝相寺和华藏寺。《蜀中名胜记》引《志》云：“连鳌山，在西南九十里。山形如鳌，旁即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尝于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其画专车，今存。”除了读书以外，青少年时期的苏轼还有很多爱好，他喜欢绘画和书法。苏辙说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曾经回忆说：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文集》卷十一）

在《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中苏轼也曾回忆：“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种对书法与绘画的爱好，使得苏轼后来不仅成为著名的诗人、词人，还是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以至于到了“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宝绘堂记》，《文集》卷十一）的程度。

青少年时期的苏轼，除了读书作文外，还喜欢游山玩水。苏辙《武昌九曲亭记》中记述：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苏轼比弟弟苏辙更喜欢游山玩水。凡是他们所知道的好山好水必定亲自去游赏，而且苏轼常常是领头羊，倘若不能去游玩便为之怅然若失多日。苏轼还常独自去山间游玩，在林间泉边采摘山花野草、拾取落在溪边的果实、掬泉水而饮，逍遥自得，悠闲自在，常常被旁人误以为神仙。苏轼这种野趣，伴随了他一生。无论是少年时在故乡，还是贬谪生活中在黄州、湖州、儋州，他对山水都情有独钟，每到佳处，一定要亲自去游赏一番。

苏轼青少年的山林之乐在他的诗歌中常有所表现。在《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集》卷二十七）中苏轼回忆说：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

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

少年时期，苏轼曾经与表弟程六、同窗石幼安一起在野外寻觅梨子、栗子、橘子、松子等野果子，那时他们就像健壮的小黄牛，成天在山里游窜，根本无暇顾及时间的流逝，其乐趣无穷。

苏轼青少年时期喜山乐水的野趣，还表现在他对细小事物的关注上。苏轼幼年时读书的房间名“南轩”，后被苏洵改为“来风轩”。苏轼在《梦南轩》中写道：“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纱谷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来风者也。”可见南轩之中的生活对苏轼影响很深刻。南轩中草木茂盛，野花丛生，因为苏轼家中有严禁杀生的要求，所以有很多鸟儿都喜欢在此筑巢。苏轼在《异鹊》（《诗集》卷三十一）中曾回忆：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

是时鸟与鹊，巢彀可俯。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因为先君的仁孝惠及鸟儿，家中院子里杂花满树，鸟鹊云集，少年时的苏轼就曾经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一起喂饲鸟儿，听它们悦耳的鸣叫声。

在南轩院子里，苏轼还和小伙伴玩泥巴，有次竟意外挖出一块浅绿色的鱼形大石头，晶莹润泽，还有漂亮的天然条纹，且敲打有清脆的金属之声。后被苏洵改造为砚台送给苏轼。苏轼对这方砚非常喜爱，一直带在身边，并传给了儿子，“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天石砚铭》，《文集》卷十九）

苏轼青少年时期不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游赏，养成了热爱自然、追求真率的性情。同时，苏轼少年时还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因此他自幼便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这对他将来形成爱民恤民的博爱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苏家虽是书香之家，但却并不富裕。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说：“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程夫人为了支持苏洵“专志于学”，“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苏辙曾风趣地说：“吾家本眉山，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苏辙以扬雄的境况比喻自己家人的窘迫，可见苏家在当时并不富裕。“我迁南海，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从中可以见出苏辙少年时候曾经参加过体力劳动，自然作为兄长的苏轼也不能避免体力劳动。苏轼在《书晁说之考牧图后》写到：“我昔在田间，但知牛与羊。”（《诗集》卷三十六）可见苏轼青少年时曾在田间放牧。苏轼在《戏作种松》中记述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诗集》卷二十）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幼年曾经参加过种松的劳动，还参加过插秧的劳动，否则他不会将种松时的琐细比喻为插秧，只有真切体会过才会有此种比喻。

成都是西南的大都会，苏轼青少年时期曾游览过成都，如大慈寺是每次苏轼到成都要游览的，并认识了惟度、惟简两位法师。大慈寺内藏唐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75人画像，皆为画中珍品，精妙贯世。《成都记》云：“大慈极乐院有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楞伽笔迹留题。”苏轼在《中和胜相院记》、《成都大慈悲阁记》中对这些往事都有所记载。

苏轼在青少年时期好游山玩水、结交朋友，十四岁时便结识任伋，十七岁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二十岁时便随父亲拜谒成都知州张方平，二十一岁时又随父亲到雅州拜谒雷简夫。在苏轼结识的人中达者并不多，只有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祖籍宋州，后徙扬州，自幼颖悟过人，凡书皆一读而终身不忘，被人誉为“天下奇才”。在地方上曾任滁州、杭州等地知州。至和元年（1054年），张方平移镇成都，第二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到成都拜见了张方平。苏洵深得张方平的赏识，并举荐他们父子去京城应试。嘉祐元年（1056年）3月，苏洵父子三人离家到成都与张方平告别。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说：“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文集》卷十）张方平还专门给欧阳修写了举荐信，并为苏洵父子准备了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父子入京。此后，苏轼与张方平的友谊一直很深厚。

苏轼的青少年时期，还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婚姻大事。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岁的苏轼同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的王弗结婚。王弗聪明贤淑，与苏轼有着深厚的感情。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对妻子生前的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文集》卷十五）

王弗为人谨肃、知书识礼，对丈夫的率性能够提出恰当的忠告、建议，可谓苏轼的贤内助。

以上对苏轼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作了简要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时期的苏轼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奠定了他人生中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同时祖父、老师的影响又使他自小对老庄的萧然自适有着深切的感受，由此为他将来形成随缘自适、旷达乐观的道家情怀奠定了基础。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家庭幽静谐和的生活环境，又养成了苏轼乐山好水、真率野性的秉性。但是，家乡毕竟是一方小天地，名人毕竟寥寥，畅游毕竟有限，这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种拘囿。苏辙在《初发嘉州》诗中就曾写道：“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又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虽然从天性上说，苏轼比苏辙更喜欢亲近大自然，更富有不羁的野性，但苏辙所道出的应该是他和苏轼所共同的实情，因为家庭不富有的关系，也因为父亲严格的管教，苏氏兄弟没有多少机会走出眉山，以至于邻近的乐山也没有机会造访。但时机终于还是来了，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从成都出发，经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过长安，5月到达京城开封，这是苏轼的第一次出川，从此苏轼兄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二）奔母丧期

嘉祐元年5月三苏父子到达京城开封后，苏轼、苏辙兄弟便开始积极准备参加考试。9月，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举人考试。第二年正月参加礼部考试。苏轼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梅圣俞赞赏，认为其“有孟轲之风”。连主考官欧阳修也“惊喜以为异人”，准备以这篇文章为第一。但又怕是他的学生曾巩的文章，为避嫌疑，定为第二名。3月仁宗殿试，苏轼兄弟都同科进士及第。才学优异的苏轼深得欧阳修的赞赏，他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又说：“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由于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他对苏轼的称许推崇使得苏轼的名声很快在京城传播开，大好前程摆在了苏轼的眼前。

但是，正当苏轼踌躇满志的时候，家乡却传来了噩耗：苏轼的母亲程氏因病去世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守孝的礼俗，即便是官至宰相，也须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后，才能返回复职。一方面为遵守礼俗，另一方面为着对母亲的深厚感情，苏轼随着父亲匆忙地从京城赶回家乡奔母丧。回到家乡的苏轼，帮着父亲料理母亲的后事，将母亲葬在了彭山安镇可龙里老翁泉上。

苏轼居母丧期间，固然经受了母亲去世的情感打击，但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实际上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幸福的日子，在这期间也孕育了苏轼真正的诗才。

苏轼此次回家居丧前，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即将顺利地进入仕途，因此即便是回到家乡，但功名在望，大可放心游玩。而苏轼在离家进京参加考试前，刚与王弗结婚不久，小夫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相见，因此这两年多的居丧期，正为两人提供了相聚共处的绝佳时机。再则此时已经成年的苏轼，行动更加自由，他可以与亲友一起无忧无虑地玩乐，领略家乡的美景。因此，两年多的居丧期，对苏轼来说却是他一生中最浪漫、最自由、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时期。在《苏诗总案》卷一中记载苏轼：

过青神往来瑞草桥，与王淮奇作江上携壶藉草之乐；夜还何村，挈王箴座庄门吃瓜子、炒豆；同蔡褒、杨宗文游，饮淮奇家中；游石佛镇猪母泉，与王愿观双鱼；访程彝仲至星桥别业；与慎言叔、子明兄饮蟆颐山下；同张师厚、仲天贶、程遵诲、张君房往来眉山。

乡间的生活既浪漫又充满情趣，这种冶游生活陶冶了苏轼的审美情趣，使他好山乐水的旷达个性得到了极大的舒展，而且也唤醒了他潜在的艺术感受。

在居母丧期间，苏轼与惟简交往频繁，曾多次去成都拜访。此外，苏轼还曾去拜访镇守成都的龙图阁学士王素，并在《上知府王龙图书》中提出了蓄兵、赋民等问题，表现了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文集》卷七十二）

苏轼在居母丧期间，作了一首《咏怪石》的诗歌，据王文诰考证，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诗歌。诗云：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以其无所用，晓夕空崭然。碪础则甲斮，砥砚乃枯顽。于徼不可碆，以碑不可镌。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初来若奇鬼，肩股何孱颜。渐闻声，久乃辨其言。云“我石之精，愤子辱我欲一宣。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挂名经史间。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处魏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或者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或从扬州感卢老，代我问答多雄篇。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去不可攀。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这是一首寓言诗，借一块粗陋险怪的石头被弃置后感到不平而自我申辩，表达了苏轼对“有志不获聘”的感慨。这首诗歌构思奇特，气势奔放，表现出苏轼诗歌长于思辨、发挥议论、追求理趣的倾向。而这种让本不会说话的事物发话自我辩解的构思方法，对苏轼及后代诗人的影响很深远。如苏轼曾用这种构思法作过《鹤叹》等诗歌，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曾用这种构思法作过《沁园春》（杯汝前来）、《六州歌头》（晨来问疾）等词作。

（三）居父丧期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9月，苏洵在京城完成《礼书》的修订，因长期积劳成疾而卧病不起，到治平三年4月与世长辞。6月苏轼兄弟护父亲灵柩离开京城，从汴入淮、沿江而上，返回四川。治平四年（1067年）10月，苏轼兄弟葬父亲苏洵于眉州彭山安镇可龙里老翁井侧。苏轼遵照父亲的遗训将在治平二年（1065年）病逝的妻子王弗的遗体也一并葬在公婆坟墓的附近。

在苏轼居父丧期间，他的生活事迹因资料的欠缺我们已很难得知。但在《苏轼文集》中我们可以得知苏轼在居丧期间，应宝月大师惟简之请，作了《中和相胜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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