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苏轼的巴蜀情怀(1)

苏轼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乡的贬谪生活中度过的，自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三十四岁的苏轼从故乡重返京师开始，他便彻底告别了故乡眉山，经历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动荡他乡之旅。他的足迹曾到过陕西凤翔，浙江杭州、湖州，安徽颍州，山东密州、登州，江苏徐州、扬州，河北定州，湖北黄州，甚至更远到了海南的儋州。虽然苏轼在故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故乡对于苏轼来说，却是他魂牵梦绕的情感寄托。吕肖奂在《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中说：“这种随心是家、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任性豁达，随缘放旷，固然带有一点身不由己的无奈，固然是苏轼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但苏轼的乡土情结包括家族情结比较淡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吕肖奂是在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家族文学不同风貌的比较中得出此结论的，与南宋文人浓郁的乡情相比，苏轼的故乡情结确实相对较弱，但是对于苏轼的一生来说，故乡在他的心目中却具有很高的地位。

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苏轼不断地用“此心安处是吾乡”、“海南万里真吾乡”来安慰自己，将异地看成是自己的故乡，以此来慰藉自己思念家乡的情怀，可见苏轼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故乡情结始终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早年的巴蜀生活早已溶入苏轼的血脉筋骨，故园乡关的情怀时时在他的作品中闪现。越是在远离故土的他乡，越是在官场失意苦闷的时候，苏轼越是思念家乡，越是渴望回归故乡。可以说，故乡是苏轼情感的归宿，是苏轼仕途挫折中归隐情怀的直接指向。

一、苏轼的巴蜀生活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元月八日，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的纱觳行。“此地居于长江之上游，‘蜀江水碧蜀山青’，茂林修竹，极得天然之野趣。这种自然环境，所赋予苏轼的那种近乎‘野性’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命运和艺术创作，使他成为一个对传统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物。”苏轼一生正道直行，即使屡遭贬谪也仍坚韧执著；苏轼一生旷达超脱，即使饱受苦难也幽默乐观。苏轼的这种善处忧患的人生智慧所形成的文化性格，与他在巴蜀时期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巴蜀时期的生活，没有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各种教育，苏轼的文化性格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不可能成其为文化性格了，也更不可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

苏轼在巴蜀的生活分为三段。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轼第一次离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是苏轼在故乡的青少年时期。此后，苏轼两次回乡，一次是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回乡奔母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随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离开故乡赴京师。第二次是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与弟扶父亲灵柩回乡居丧，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重返京师。在故乡生活的三段时期，对苏轼一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苏轼深厚的学识基础，培养了苏轼乐山好水的性情，孕育了苏轼潜在的艺术才能。

（一）青少年期

1.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

苏轼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说：“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诗集》卷六）在《答任师中、家汉公》中说：“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诗集》卷八）可见，苏轼年少时便在很好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苏轼所生长的环境、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苏轼所生长的环境、所出生的家庭，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学术、哲学的氛围；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礼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苏轼的性情得以自由舒展，同时又具备了良好的学识修养，为他以后走向文学天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

苏轼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四川，从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等很多文人学士都与四川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其故乡眉山更是被陆游誉为“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出生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浓郁的环境中，苏轼必然深受熏染，对其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如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西蜀文风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后来散文形成波澜壮阔的风格与青少年时期所受西蜀“以西汉文词为宗”风气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2）家庭教育

在苏轼的成长历程中，西蜀文风对其固然有着深刻影响，但家庭教育对其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从苏轼的祖父苏序，到父亲苏洵、母亲程氏，他们的学识、德行、品性等都给了苏轼以良好的教育，奠定了苏轼经世致用、旷达洒脱的性格基础。

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一个自由洒脱、慷慨大方的老人。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记述到：

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好施与，曰：“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引苏轼语，谓其祖父：“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并说“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还回忆了祖父在乡里以稻谷换粟储藏多年，在饥馑荒年接济亲友老百姓的惠事。而且，苏序在教育子女时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党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林语堂认为：“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序的这种品性，对苏轼的成长应该有着深刻的影响。苏轼曾回忆说：“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与曾子固一首》，《文集》卷五十）

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天性古怪，思想独立，在二十七岁之前，几乎没有思考过功名与科举。直到苏轼即将降生人世，苏洵才开始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功底。苏洵的这种发奋苦学，对于苏轼、苏辙兄弟来说，无疑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所以在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氏三父子一同进京拜访欧阳修，得到了当时学士大夫的竞相称颂，并于第二年苏轼与苏辙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苏轼与弟弟苏辙少年时“皆师先君”，苏洵在为学方面给予了苏轼很大的影响。苏洵的《上张侍郎第一书》中云：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受经，不知他习。……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

在这篇书信里，苏洵教育苏轼兄弟，除了督促他们学习声律之外，还使其广泛阅读韩、孟之文，这使得后来苏轼兄弟作文时能够“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同时，苏洵深感自己“以懒钝废于世”的教训，因此“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决心精心培养苏轼兄弟，后来苏洵上京时特意将苏轼兄弟带上，以使他们开阔眼见、结识名流。

苏洵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常常对儿子的学习情况进行抽查。赵令畤《侯鲭录》卷一记载：

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而更加精彩的句子“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也是苏轼在完成父亲布置的《夏侯太初论》的文章里写出来的。

苏洵还常常以自己的学行启发教授苏轼兄弟。苏辙在《历代论并引》中回忆父亲曾对苏轼兄弟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洵存书数千卷，亲加校订，并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这种“治气”、“治身”、“治人”的训诫，对苏轼兄弟来说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家庭教育，它培育了苏轼终其一生的浩然正气。

苏辙的《坟院记》记载：“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苏洵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殷切期望对苏轼一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轼对父亲苏洵的学识、人格有着一种由衷的崇敬与接受，在《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歌中，苏轼曾追述到：“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出。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诗集》卷十五）对父亲不仕却道德风采流于乡间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苏洵除了教育苏轼兄弟为人的道理外，还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认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文集》卷十）可见，苏洵对苏轼一生的为人、为文、学识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幼年时期的苏轼除了受到父亲的教育外，还深受母亲程氏的教育。苏轼的母亲程氏出生于官宦之家，是当时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后封成国夫人。司马光的《苏主簿夫人墓志铭》记载：“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诃状，由是共贤之。”可见，程氏虽然出生富家，但丝毫没有娇奢习气，而是孝恭勤俭地持家，以致后来苏洵发奋读书时，程氏更是给予了丈夫极大的支持，使得苏洵能够专心求学，终成大儒。

程氏不仅是贤惠、有识见的好妻子，而且还是苏轼兄弟的良师益友。苏洵外出宦游后，“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夫人墓志铭》还记载：

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

程氏的知书识理、卓然不群对少年时期的苏轼的感染和激励是不言而喻的。程氏对苏轼的教育倾向于传统的儒家教育，苏轼后来对《汉书》、《后汉书》等典籍熟记于心，应该就是他母亲教育的结果。在程氏教育苏轼的过程中，有一件历来为人们所激赏的事。据《宋史》记载：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对这件事也有记载，程氏这种毅然慷慨的忠君爱国态度，对于苏轼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激励，所以苏轼后来“奋力有当世志”。苏轼一生在仕途中始终保持刚直耿介的品性，也与这种家庭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

（3）学校教育

在苏轼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涯中，除了受到亲人的家庭教育外，还受到了塾师的教育。其老师主要是道士张易简和眉山刘巨。张易简为天庆观道士。苏轼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苏轼七岁到十岁的三年时间里，苏轼一直跟从张易简在天庆观北极院学习。苏轼在《众妙堂记》（《文集》卷十一）中对这段求学生活有所记载：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但张易简是道观人士，所以给苏轼更多的是道学知识，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为以后苏轼的人生思想中浓厚的道家色彩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众妙堂记》中苏轼就借梦里张易简的托言，论述了艺术与技巧的关系。而在天庆观学习时对苏轼一生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是他在此知道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豪杰。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苏轼对此有所记载：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文集》卷十）

虽然当时苏轼才八岁，在先生眼里看来不过是毛头小孩，但苏轼却振振有词地道出：“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使得先生大为惊异。于是苏轼第一次听说了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这四个当时已名震天下的名字，这对成年后的苏轼追随欧阳修、坚守正道起到了很大的启蒙教育作用。在从师张易简时，苏轼还听说了滕宗谅的事迹，《祭滕大夫母杨夫人文》中，苏轼写到：“惟时滕公，实显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齐。功名不终，有命有义。我时童子，知为公喟。”（《文集》卷六十三）还曾读钱易的诗歌，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得见已故翰林侍读学士钱藻诗遗迹，颇感幸运，并作跋回忆：“轼龆龀入乡校，即诵公诗。”（《跋翰林钱公诗后》，《文集》卷六十八）

苏轼的另一位老师刘巨，字微之，是眉山一带以教书为业的塾师，在眉山郡城的西寿昌院讲学，课程主要以文史为主要内容，对苏轼起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作用。苏轼在《次韵子由送家退翁知怀安军》中写道：“永怀旧山叟”（《诗集》卷二十八），此“叟”正是指刘微之。当时与苏轼同学的还有弟弟苏辙、乡人程建用和杨尧咨。他们在一起求学的日子充满了快乐。他们曾在学舍中以六言诗联句，苏轼有“有客高吟拥鼻”之句；而苏辙的联句“无人共吃馒头”惹得众人哄堂大笑。这段快乐的求学时光在苏氏兄弟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苏辙在《送家安国赴成都教授三绝》之一中曾回忆到：“城西社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白发弟兄惊我在，喜君浮宦亦天伦。”苏轼在刘微之门下学习时已经显露出了他的才学。刘巨曾经作了一首《鹭鸶诗》，结尾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却对老师说出了“雪片落蒹葭”的结尾，让老师大为吃惊，连说：“吾非若师也。”刘微之对苏轼的才学非常赏识，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在京城时，刘微之还寄赠苏轼兄弟诗：“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盛赞苏轼兄弟在科场考试中一鸣惊人，并表示深切的祝愿。

除张易简和刘微之外，苏轼还曾师事乡人史清卿。《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九《苏轼蜀学略补遗·东坡师承·史先生清卿》记载：“史清卿，眉山人。东坡兄弟皆师事之。”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来自于蜀地文化氛围的影响、恩师张易简与刘微之的教导、父母亲人的家庭教育，而其中家庭教育尤其起到了主导作用。不管是祖父苏序、恩师张易简的道家气质的浸染，还是父母苏洵与程氏儒家思想的教导，对苏轼一生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为后来苏轼构建博大的思想体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苏轼在故乡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2.青少年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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