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苏轼的巴蜀情怀(9)

在海南时，虽然这里是蛮荒之地，但民风淳朴，苏轼与当地居民相处和谐。初到惠州时，苏轼就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迎接：“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集》卷三十八）惠州也是风景秀美之地，苏轼在清远县时，就有顾秀才向其介绍惠州风物之美，“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诗集》卷三十八）在惠州，苏轼盛赞“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诗集》卷三十八）惠州特有的物产荔枝、橄榄、龙眼等，也让苏轼为之陶醉，甚至在品尝海南的荔枝时不仅感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次，苏轼寓意于物而不留于物的辩证思维造成思归与思居的矛盾表现。苏轼的思想兼具儒释道，他从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中获取启发，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文集》卷十一）苏轼认为万物皆有可观可乐，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所以游于物外，不择物，不留意于物，则无往而不乐。又如苏轼在《宝绘堂记》中阐述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文集》卷十一）所谓“寓意于物”“留意于物”是两种对待外物的态度，“寓意于物”指将情感寄托于外物，而“留意于物”则指情感凝滞于外物不得自拔。人若“寓意于物”，即便外物微小也能获得快乐，若“留意于物”，即便尤物也不足以使人快乐。苏轼的这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辩证观点，对缓解苏轼的思想情结有着一定的作用。故乡虽可思，但当现实无法实现归乡的愿望时，就当不“留意”于故乡；他乡虽不如故乡，但他乡自有可爱之处，将情思寄托于他乡的可爱之处而不留意于他乡的可鄙可陋，自然也就能获得心理的满足。

“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观点，更进一步理解就是不受固有观念的束缚，改变常规思考问题。苏轼在《记游松风亭》中写道：“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脱勾之鱼，忽得解脱。”（《文集》卷七十一）在固有的观念中，休息自当在亭宇中而不是树林里，但苏轼却由此而顿悟，同样是休息，为什么就不能在树林歇息呢？亭宇与树林对于歇息来说，不是一样的目的吗？苏轼从小事中顿悟出的大道理：人不必执著于固有的观念而应该改变常规。这种思想也贯穿在苏轼的思乡诗词中。回归故乡，为的是寻求精神的自由宁静，但若他乡也能给人以自由宁静，那又何必归故乡呢？异乡不也就是故乡了吗？苏轼改变对故乡的传统观念，将异乡视为第二、第三故乡，于是就有了以他乡为故乡，以他乡为思归的目的地。“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菩萨蛮》）有着这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改变传统思路来看待问题的思维法，苏轼便能超然自适地安居异乡。如苏轼在黄州时期，对友人说：“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之乐事也。”（《与子明兄一首》，《文集》卷六十）在离开黄州时，还对堂前的柳树、流水、桃李念念不舍，全然将黄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如《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抒发了对黄州的殷切思念之情。

总之，思归与思居的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思归故乡就是思居，他乡思居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思归故乡。苏轼对故乡有着坚定执著的爱恋，他渴望回归故乡；同时，苏轼又从佛道精神中体悟到随缘自适，旷达超脱地以他乡为故乡，超然自适地安居他乡。

四、苏轼与巴蜀乡人的交游

宋代是一个“举世重交游”的时代，交游风气盛行于各种社会关系中，亲友、师生、僚友、世交、同乡、方外等形成各种社交圈子。交游是有识之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北宋时期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交游圈中的重要核心人物。苏轼也喜好交游。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甚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酬唱，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苏轼性格豪爽、爱护后进，因此在其周围形成了很大的交游圈，诸如黄庭坚、秦观、王晋卿、王巩、张耒等都与苏轼有着频繁的交游。据《苏轼交游传》统计，与苏轼交游者共有307人。苏轼的交游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所交游的人各式各样，文人、官僚、僧人、道士、贫士等，只要情投意合，苏轼都与之交往。正如苏轼自己所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不论贤愚、不分贵贱而交之，足见其交游范围之广。苏轼与所交游的人诗文酬唱，饮酒论诗，登山临水，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交游圈。

在苏轼的交游圈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与很多的巴蜀乡人有着紧密的来往。仅根据《苏轼诗集》初步统计，与苏轼交游的巴蜀乡人就达四十多人。苏轼与巴蜀乡人的紧密交游，一方面固然是苏轼雅好交游的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巴蜀故乡情结的原因。苏轼对来自故乡巴蜀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并愿意与他们诗酒唱和，把酒论乡。正如梁建国在《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中所谈到的，“基于特定的机缘，士人的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无论哪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都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实现。”“同乡这一基于地缘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有“先赋性”的一面，也有赖于后天的彼此‘认同’。”这里所谓的“先赋性”指血缘、地缘等关系。苏轼与巴蜀乡人的交游，首先是以故乡巴蜀作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彼此之间的情趣、追求等各方面的认同，造成了苏轼与巴蜀乡人的紧密联系。苏轼所交游的巴蜀乡人，有任师中任遵圣兄弟、杜伯升、范镇、张师厚、程正辅、周正孺、张商英等四十多人，因有关这些巴蜀乡人的史料的欠缺，我们仅选取与苏轼联系最为紧密的几个巴蜀乡人进行论述。

（一）苏轼与任氏兄弟

任孜，字遵圣；其弟任伋，字师中。四川眉山人。《宋史·任伯雨传》中记载：“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名与苏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伋，字师中，亦知名，尝通判黄州，后知泸州。当时称‘大任’‘小任’。”

苏轼与任氏兄弟关系深厚，《苏轼诗集》中有七首与任氏兄弟有关。苏轼与任氏兄弟的相识，当起源于任氏兄弟与苏洵的交往。苏辙《栾城集》中记载：“任师中，讳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苏轼在《任师中挽词》中也写到：“两任才行不须说，畴昔并友吾先人。”（《诗集》卷二十一）任氏兄弟与三苏为世交，且在苏轼的眼里，任氏兄弟才名高于自己，且为官比三苏早，所以苏轼对任氏兄弟充满了敬仰之情。《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中苏轼充满钦佩地写到：“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诗集》卷六）《答任师中家汉公》中对任师中升官特意恭贺：“独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鱼。”（《诗集》卷十五）苏轼对任氏兄弟的性格、才干、气节也充满了钦佩之情，《京师哭任遵圣》中写道：“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辈行。文章得少誉，诗语尤清壮。吏能复所长，谈笑万夫上。自喜作剧县，偏工破豪党。奋髯走猾吏，嚼齿对奸将。”同时对任氏兄弟的命运遭际充满了同情：“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诗集》卷十五）“知君坐受儿女困，悔不先归弄清泚。”（《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诗集》卷二十）任师中的才行气节令苏轼在其去世十年之后仍充满钦敬地怀念：“允义大夫，维蜀之珍。《诗》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祭任师中文》，《文集》卷六十三）

苏轼对任氏兄弟的情谊可谓绵绵细长，生死不变。1059年，三苏父子料理完程夫人丧事由水路进京时，苏轼有诗《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至晚不及见，复来》：“江上有微径，深榛烟雨埋。崎岖欲取别，不见又重来。下马未及语，固已慰长怀。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诗集》卷一）任遵圣从简阳平泉特意赶到泸州与三苏会面，其情谊深厚可见。苏轼为终得与友人会面，深感欣慰，欣喜之情更是不言而喻。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通判时，任师中曾寄诗给苏轼，劝其以诗酒自娱，暗指不要因作诗文而获罪。苏轼为此作诗《答任师中次韵》：“闲里有深趣，常忧儿辈知。已成归蜀计，谁惜买山赀。世事久已谢，故人犹见思。平生不饮酒，对子敢论诗。”（《诗集》卷八）为友人牵挂自己，为自己着想而感动不已。苏轼与任氏兄弟如此深厚的情谊，使得任氏兄弟过世后苏轼倍感神伤。《京师哭任遵圣》中写道：“每闻耆旧亡，涕泣声辄放。……退耕本就君，时节相劳饷。此怀今不遂，归见累累葬。望哭国西门，落日衔千嶂。”《任师中挽词》中：“大任先去冢未乾，小任相继呼不还。强寄一樽生死别，樽中有泪酒应酸。”苏轼对大小任去世的沉痛之情可见。

（二）苏轼与范镇

范镇，（1007-1087年）字景仁，成都华阳人。据《宋史·范镇传》记载，范镇不汲汲于进取，“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随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礼部考试第一，殿试前三却没有其名，按照当时的规矩，本人可以“越次抗声自陈”，连当时的欧阳修等人都没有脱俗，但范镇却没有任何异议，安静地接受了朝廷的安排。在遭到主司的不公平待遇时，“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2)。

范镇不汲汲于进取，但一旦为官，却又极为正直耿介，不愿随波逐流。他勇于直言进谏，对宋朝募兵塞契丹耗费巨资深为不满，直言进谏募兵之弊，认为募兵是“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3)。其爱民与远见可见一斑。王安石变法时，范镇对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甚为不满，屡屡进谏触犯王安石使其大怒，但范镇仍不为权势所胁迫，坚持自己的立场。范镇的名声不仅震动朝野，也闻名于契丹、高丽。范镇侄子范百禄出使辽时，“辽人首问镇安否”，可见范镇在当时的名声。

范镇热衷交游，在京为官时，与朝中人士多有往来，如宋庠兄弟、司马光、刘敞、梅尧臣等。范镇比苏洵还大两岁，比苏轼大二十岁，自然算得上是苏轼的前辈先贤。对范镇这样一位耿介又淡泊名利的长辈，苏轼充满了钦敬之情。《范景仁墓志铭》记载，范镇因触怒王安石，致仕退居后，苏轼恭贺范镇“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而范镇却“愀然不乐曰：‘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文集》卷十四）苏轼为此而深受震动。苏轼评价范镇：“公清明坦夷，表里洞达，遇人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及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范景仁墓志铭》，《文集》卷十四）

范镇虽长于苏轼，但两人的情谊却很深厚。神宗朝时，范镇上书推荐苏轼而不得用，为此退居。熙宁十年二月，苏轼自密州移守河中，抵达京师时，有旨意“不许入国门”，于是“寓城外范蜀公园”，苏轼在《送鲁元翰少卿之卫州》中有“冗士无处着，寄身范公园。”（《诗集》卷十五）《与眉守黎希声三首》其三中苏轼也曾写到：“向自密将赴河中，至陈桥，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文集》卷五十三）当时苏辙也寓居范镇的东园，苏氏兄弟与范镇一起赋诗谈心、饮酒唱酬，并与其他友人唱和往来。三月，范镇往西京游蒿、洛，苏轼作诗《送范景仁游洛中》，“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忧时虽早白，驻世有还丹”（《诗集》卷十五），对范镇坚守诤言、忧时伤世给予高度的评价，诗末“试与刘夫子，重寻靖长官”，表示自己将要追寻范镇的清高脱俗。苏轼另作有《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诗集》卷十五），以此表达对范镇的依依不舍，诗歌最后“会当闻公来，倒屣发一握”，表达期望范镇早日归来的心情。“乌台诗案”时，苏轼在狱中与范镇书文来往甚密，范镇也积极为营救苏轼而奔走，并受到牵连。《苏轼文集》中留存有《答范蜀公十一首》，从中可见苏轼与范镇的书信来往颇为频繁，其深厚情谊非同一般。范镇逝世后，苏轼不仅为其作墓志铭，还曾作祭文《祭范蜀公文》以表达对范镇的深切悼念。

苏轼不仅同范镇交往密切、情谊深厚，还与范镇的侄子范百禄、侄孙范祖禹有密切的交往。范百禄，字子功。范祖禹，字淳甫（淳，或作醇、纯，甫或作父），一字梦得。《苏轼文集》中有《与范子功六首》、《答范纯父十一首》，是苏轼与范百禄、范祖禹的书信来往。《苏轼诗集》中还有《范淳甫》、《次韵范淳甫送秦少章》，苏轼在诗中盛赞范祖禹“小范真可人，独肯勤收罗。瘦马识騄耳，枯桐得云和”，并对范祖禹荐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而感动不已：“赠行苦说我，妙语慰蹉跎。”（《次韵范淳甫送秦少章》，《诗集》卷三十五）

（三）苏轼与黎錞

黎錞，字希声，生卒年不详。庆历六年（1043年）中进士，熙宁八年（1075）以尚书屯田郎中知眉州。《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五《广安军》中记载：“黎錞，渠江人。英宗以蜀士问欧阳修，对曰：‘文行苏洵，经术黎錞。’”渠江即今天的四川广安。

苏轼与黎錞的交谊，也是源于苏轼的父亲苏洵。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就记载：“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文集》卷十一）《舆地纪胜》也记载：“眉山苏洵与公俱客京师，僦居比邻。苏公二子轼、辙及公二子俦、侁皆在。”黎錞在知眉州期间，仁明不苛，深受眉州老百姓的爱戴。“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眉州远景楼记》，《文集》卷十一）黎錞在眉州建远景楼，苏轼当时在徐州任上，并未见到黎錞与远景楼，但乡人屡屡书信苏轼言黎錞之善，请求苏轼为远景楼作记。苏轼认为“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于是作《眉州远景楼记》，以此盛赞黎錞的善政。

苏轼与黎錞虽难谋面，但经常保持着书信来往。苏轼有《与眉守黎希声三首》，并作诗歌《寄黎眉州》，诗中有“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诗集》卷十四）黎錞一生致力于经学，治《春秋》有家法，但因为王安石不喜《春秋》，诋毁其为断烂朝报，而欧阳修却盛赞“文行苏洵，经术黎錞”。苏轼对黎錞不被重视、世无伯乐而深表同情，并表示自己将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故乡，与黎錞一起诗酒酬唱、欢度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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