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摄影师与作家
苏珊·桑塔格1973年写的《论摄影》明显对摄影和摄影师没好感：“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子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簿。”到了1999年的《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一种观点》，她突然觉得摄影业又有希望了：“我们希望照片不是虚幻的，而是充满了具体信息的。我们希望摄影师无所畏惧、目空一切。我们希望拍摄对象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20多年作家的生活变了很多：她离婚了，与比自己小19岁的儿子大卫·里夫建立了外人很难琢磨的“极亲密”关系，跟4、5个男人和4、5个女人都恋爱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时尚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一种观点》正是为她的影集《女性》所写。
美国《新闻周刊》因为摄影师出了本新传记《影像人生：1990–2005》为她做了个封面故事，它对安妮·莱博维茨和苏珊·桑塔格的关系避讳使用“女同性恋”，“同性伴侣”，“爱人”这样的字眼，而是说“最亲密的朋友”。字眼之争在桑塔格去世时已经热闹过一阵儿。当时英美大报都有长长的讣告，却一致忽略了作家与莱博维茨的伴侣关系。稍微八卦点的《人物》用的是“亲密关系”，《纽约时报》只提了一句：“莱博维茨曾帮作家拍摄绝对伏特加的广告”，后来被《纽约每日新闻》讽刺为“对同性恋最委婉的提法。”虽然苏珊·桑塔格厌恶人们窥探她的私生活（曾经说：“我的肉体生活相比我的精神生活不值一提，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但作家对双性恋的身份还是相当坦诚，2000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谈论得极轻松：“当你变老了，45岁上下，就再也无法吸引男性了。我爱英俊的年轻小伙子，可他们在哪儿？我一共恋爱过9次，5个女性，4个男性。”相比于此，安妮·莱博维茨就谨慎多了，她严厉拒绝接受除“朋友”以外的其他字眼：“再说别的都是错误的！”
无论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都是深刻的。相识于1988年，39岁的莱博维茨为55岁的桑塔格拍摄随笔集《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封面，此后搬进了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不住在一起，却看得见对方房间的风景。2001年12月，52岁的莱博维茨生下女孩莎拉，临盆时桑塔格在侧。这如同许多女同性恋的无奈选择，是个值得祝福的Baby。但这个女孩却成了禁忌话题，一度任何人都对这个“大事”沉默。随后谣言四起，莱博维茨并不是从精子库获得的精子，精子提供者是桑塔格的儿子，当时38岁的大卫·里夫。
桑塔格与儿子的关系也曾叫人揣测，19岁生下了他，孩子4岁又抛弃他跑到牛津念书，6岁又回到他身边，作家与儿子相依至死，大卫·里夫既是她最长期的生活伴侣又是她的著作编辑，他们之间是“酷爱关系”。莎拉的庆生会上，来的全是纽约的文化名流、媒体精英，《纽约客》主编提娜·布朗，迈克·道格拉斯夫妇，《Vogue》主编安娜·温特，戴着她标志性的黑墨镜，捧着比自己还大的花。却没有一家正统媒体对此事有所提及。2004年，桑塔格与莱博维茨的父亲塞缪尔相继去世后，摄影师又借腹生下双胞胎女儿，一个叫苏珊，一个叫塞缪尔。这次依然没人知道她们的父亲是谁。
桑塔格以一袭黑衣，表情深远，黑发中夹着几道白发的形象著称，莱博维茨则是一头姜色头发，戴着眼镜，从不化妆，好象在街上遇到抢包的一定会叫喊着追过去一样。前者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女作家，后者的镜头里囊括了无数名流，是“能劝说任何人脱掉衣服的摄影师”，“至今仍在进行拍摄工作的唯一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这一对放到一块，很难分清谁更强势。她们一个50多岁，一个年近70时导演了一出老来得子，有人说这两位强势女性终于挽回了大半辈子对家庭的淡漠。而对此事的集体沉默，源于声望所在，名流庇护，以及两个女性害怕失去主流地位的懦弱。曾经伍尔芙与尤瑟纳尔两位女作家的会面颇值得回味，伍尔芙写尤瑟纳尔：“她穿黑裙子，上面有金色树叶的图案。美。这个女人肯定是有过去的。我觉得她把自己交给了爱情和智慧。”但写下来浪漫，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在男性伴侣可以共同创立服装品牌，男艺术家以公开性取向为荣的时代，女性伴侣仍不能将事实呈现给世界。桑塔格与莱博维茨的公众形象都模糊了性征，在各自成功的领域，她们既是男性的异性，也是男性的同性。
新传记《影像人生：1990–2005》引发关注，是因为在长时间沉默后，莱博维茨首次谈论桑塔格，以及她们的孩子，但又绝不超越“朋友”界限一步。摄影师与作家合作的影集《女性》，大概是莱博维茨摄影生涯的最好总结：希拉里·克林顿、尼可·基得曼、安娜·德维·史密斯，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年轻、性感着；餐馆里的女招待，战争里为吃上一顿饱饭而欣喜的妇女，却浑浊地隐在巨大背景中。莱博维茨的镜头对那些习惯了摆姿势的人更有感情。她是全球5位报酬最高的摄影师之一，却只是个商业工匠而非艺术家；她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画廊举办影展，作品却是收藏品市场的败笔。桑塔格曾督促她罕见地拍摄了萨拉热窝和卢旺达的军事冲突，但新闻摄影始终是点缀。她因拍摄名流而闻名，也因拍摄名流而捉襟见肘。如果桑塔格在世，她对与莱博维茨的关系肯定是谨慎却不避讳，字眼之争多半也嗤之以鼻，绝不会像莱博维茨那样气急败坏。地位与内心的强大让作家比摄影师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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