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衰老这场屠杀

70多岁的菲利普·罗斯又出了新书：《普通人》（Everyman）。书的封套上有作家的照片，虽然老，但精神不错。这是菲利普·罗斯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允许照片随书发行，据说是为了避免自传的误会。《普通人》是关于衰老和死亡的故事，主人公与作家一样都生于1933年，简短的小说开始于他的葬礼，然后回到9岁的疝气手术，34岁的阑尾穿孔，56岁的心脏搭桥，和逐渐频繁的住院治疗、血管重建、心脏起搏器安装……期间健康的数十年被省略了，因为那不是重点。菲利普·罗斯说，我怕朋友们看了这书纷纷致电问候：我们没想到你病成这样儿了。

新小说的主角叫Everyman，取自15世纪的英国剧本《普通人的召唤》。"一个伟大的敌人，"Everyman呻吟着，"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敌人是死神。任何一个在命运中手足无措的人，或多或少能从Everyman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个适中、友善、理性的人，承担着社会和家庭责任，是托尔斯泰在《伊凡之死》中大声谴责的类型--"伊凡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凡的，因此也是最可怕的。"相比于伊凡，现代的Everyman是一个"好男孩"，他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却选择了取悦父母，结婚生子，进入广告业以抚养家庭。最终他因为一个24岁的丹麦模特抛弃了妻子和孩子，这都使得他更加平凡。在被抛弃的孩子无法平息的怒火前，他为自己辩解："我是成千上万个美国男人当中的一员。他们离婚，他们家庭破裂。但他们打过他的母亲吗？他们打过他的家人吗？"也许很难理解这个男人近乎牢骚的借口，在这出现代道德表演中，性仍然在同良心搏斗，但好消息来了，"衰老和疾病伺机而动"，最后身体不得不同那生气勃勃的主张断绝关系，在没来得及变坏，并享受变坏之前，Everyman被肉体挫败。道德也许是每个男人战斗的对象，但衰老不是，衰老就是场屠杀。

1995年离婚后，10年里菲利普·罗斯每一两年出一本书，笔下的主题包括--犹太家庭，性，美国理想，美国理想的背叛，政治狂热，身份认同……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男主角们虽然经历不同，履历却越来越像：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新泽西犹太家庭；都有个年纪小很多的兄弟（或儿子），他们之间有强烈的同胞竞争；都有过两次婚姻，第二次因为婚外情而终结；都是文学教授或畅销书作家。他们看上去都是菲利普·罗斯，都有一些漫画式的滑稽场面：男孩坚持反抗强加于他的生活，老男人坚持着他已经远去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一声对天堂的号叫和一场向青春作别的悲伤展示。

《普通人》里有一段，当Everyman打算在母亲的墓地待一阵子时，他发现在此沉思是多么愚蠢。在墓碑前，可以做太多事情，看上去仿佛死者又回来了：请求原谅，企求爱，穿上丧服，读墓碑上的字句，甚至当四处无人时作出更加疯狂的举动。但菲利普·罗斯警告说，你还是会一个人离开，就像你一个人来一样。所有的姿势都证明，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当天他什么话也没有对母亲说，因为没有人听。墓地也出现在之前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里。这是作家对患有癌症的父亲的死亡记录，当父子俩路经祖母的公寓时，更老的一个"指着她的房子，并不是在指她过去所住的地方，而是在指已经去世的她不再住的地方。她就葬在我母亲的墓边，而我父亲打算自己将来葬在另一边，那里才是她现在'住'的地方"。

太多的东西提醒，死亡就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比亲人的老去更能加深对它的理解，就在那一刻，自身也又向衰老迈近一步。再往前的《垂死的肉身》、《人性的污点》，菲利普·罗斯虽然还是"色欲老教授"的调调，但年轻姑娘在侧不过是对青春的幻想，有点像另一个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童爱》：花花公子阅尽女人后，选择了幼时的女友。不解地问："你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回答很干脆："发现了自己。"菲利普·罗斯甚至连这幻想也要击破："不是说通过一个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你还能再一次焕发青春。你从未感到自己与青春的差异。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轻的无知、她年轻的所知，每时每刻都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种差异。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表明24岁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觉自己又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笨蛋。你绝对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的有限未来，你甚至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你的每一点体面都已丧失殆尽。"

1997年，索尔·贝娄尚在人世，诺曼·梅勒也还矍铄，菲利普·罗斯和前面两位一同推出了新小说：《真实》、《圣子的福音》、《美国牧歌》。《沙龙》一篇文章说，如果《波特诺的怨诉》（菲利普·罗斯1969年作品）现在出版，一定是部幽默小说，因为连女作家都会写在门后手淫了。这三个头发银白、没有子嗣的老家伙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们被年轻姑娘和五花八门的文学时尚抛弃，但他们就是不闭嘴。这三位都是犹太人，作品主题可以归类；而前两位比菲利普·罗斯还要大一轮，连带上另一个笔耕不辍的厄普代克，成为美国老一辈作家的主要分支：他们除了满足孩子气的炫耀欲望而搞点儿花样之外，毕其一生都在写啊写，揭露人性、衰老或死亡，以加深我们的悲哀。与不知生死藏起来的塞林格形成强烈对比。

与索尔·贝娄的友谊是菲利普·罗斯最公开的私事。贝娄去世后，他写的《重读索尔·贝娄》被反复引用："贝娄这个移民的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贝娄是菲利普·罗斯的领路人，后者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就被领进了文学圈。但据说也有代价，菲利普·罗斯的学生和女友苏珊·格拉丝曼后来成了贝娄的第二任妻子。菲利普·罗斯拿小说《捉刀人》将此事讥讽了一下，但他们的友谊并没受损，去世前的贝娄举荐菲利普·罗斯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其他私事却讳莫如深，他很少接受采访，难得对《纽约时报》谈论过作品人物与个人经历的关系："过分关心是不是写实会让人错失小说的魅力。如同一个听故事的小孩，非要打断问：'那是不是真的，爹地？'"

塞林格假借霍尔顿之口说，世界上有两种好作家，一种读完了作品之后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想，另一种却会让你特别想去见上一见。菲利普·罗斯属于后一种，除了他还活着，他小说里的似是而非让人有太多疑问：他离婚的原因是不是婚外情？是不是真有个24岁姑娘让他难忘？他的确为那些不显眼的人体器官开始变得显眼，最惹人注目的器官开始毫无用处而感到烦恼吗？光有猜测还不够，还要从他的小说里找出那句替自己说的话。2004年7月《译文》上登了《垂死的肉身》，随后一个中年人抄下："一个男人如果不曾涉足性冒险，他一生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问题。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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