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摘星弄月(4)

看到自己的唐突并没有让胡适恼怒，短暂地恢复了平静与理智的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洒脱与感伤：“尽管我的信是满纸愚钝，谢谢你告诉我，说你回我信的时候总是谨于下笔。我希望我写信给一个我最崇拜的人的时候，也不是随意乱写的。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一一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凡人，一旦你整个了解我的时候，失望会让你伤心的，而在你我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激励和启发也将随之死去。”

胡适无限深情地告诉韦莲司，自己并不是一只羽翼华美的天堂鸟，而是一只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孤单翱翔的海鸥。举目四顾，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伤感而又无助地说：“你也许不能完全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一一个全是株儒的社会一一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这时，你就只有自己来给自己一些劝慰、支持和鼓励了……我渴望到海上去，在摇摆的船上，看鲸鱼吐浪，欣赏无边的海天！在大海上做一只翱翔的海鸥……”

胡适的确欣赏到了海天，他于4月24日到了日本的横滨。在日本，胡适听说了蒋介石占领上海后，血腥杀害了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屠杀共产党人的潮流，恐怖主义笼罩着整个中国。

而在上海的高梦旦和在广州的顾颉刚都来信劝说胡适先不要回北京，因为北京的内阁中，胡适的许多熟人都为张作霖办过事。胡适如果还同他们混在一起的话，南方的民众肯定不会同意的。

月28日，胡适的朋友李大钊被张作霖奉系军阀杀害。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我想上海的朋友看法并不正确。他们过分考虑到我自身的安危，他们只是不要我卷入政治的漩涡。他们也许是过多受了眼前局势的影响，因而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了。”

就在胡适彷徨之际，高梦旦于5月5日带给他一个喜讯，说他从侧面了解到国民党内部有人主张请胡适为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主任，而且还说“业巳决定”。听到这消息后胡适终于放下心来，于5月底从神户乘船回国，到上海居住了下来。

魔窟的邻居

看完张爱玲的《色戒》之后，我突然对“76号”这个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6”号这个特定名词，基本上等同于魔窟。这个极司斐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曾是多少爱国人士的梦魇。

今天，这个名词被换成了万航渡路。走在历史与时空交织的街道上，给人一种错综迷离的感觉。这里没有整体的规划，马路曲曲折折，宽宽窄窄，极致处甚至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感觉。这条路名极司斐尔路，据传因某外国人之妻名极司，乃戏呼其所居之地为极司斐尔，意即极司的土地。

万航渡路的开始便是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它是旧上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象征。千人舞厅、弹簧地板、斐律宾乐队使得“百乐门”成为旧上海最有代表性的记忆。张学良、卓别林、徐志摩和陆小曼都来此跳过舞。白先勇编剧的话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更是将百乐门的风花雪月推向了极致。

离百乐门不远的万航渡路435号，便是旧上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现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上海逸夫职业技术学校静安分部。行走在这条大街上，不由自主地想到警备森严的魔窟，再想到里面的“天牢”“地牢”“水牢”不禁让人毛骨耸立。

不远处的极司斐尔路49号，便是当年胡适先生的故居，不敢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洋博士，当年的居所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如此之近。这是一幢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住宅，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的卧室，旁侧小间是其两个儿子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

小楼前辟有花园，楼后凿有一个小水池，里面种着荷花。当年，胡适与张元济“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张元济的家乡海盐澉浦出产名贵水果鰂李，初夏果熟，亲戚寄来后，张元济总要赠几枚给胡适品尝。张家后院辟有荷花池，结了莲子，张元济总是让园丁折下数支送往对门胡适的寓所。

年8月，胡适接受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之聘，任该校教授，之后，又兼任东吴法克大学哲学讲座。每星期各去讲课三小时，两地共费时四个上午，其余时间写《白话文学史》。胡适自己的书全丢在北平，写书没有参考书，张元济帮了大忙。

听到胡适回到上海的消息，徐志摩、余上阮、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闻一多、丁西林等新月社老骨干便再次前去拜访他。新月社最初在北京松树胡同成立，社名袭用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的“新月”之名。徐志摩对此的解释颇有韵味：“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美好未来的圆满。”然而“三一八”惨案差点毁掉了这“纤弱的一弯”。如今，新月社联合复兴组织，成立新月书店，推举胡适为董事长，又办了《新月》月刊、《诗刊》季刊，还聚集新月社中对政治感兴趣的一部分人组成平社，并筹备一个政治性的周刊，名曰《平论》。这一轮“新月”就这样在黄浦江的天空上缓缓升起。

年3月，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要求改革校务，撤换个别教职员，并以实际行动封闭了教师及办公室，包围校长住宅，隔断电话线，强迫校长交代，否认董事会等等。校长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掌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改四院十七系为二院七系，加强了实力。据曾任中国公学副校长的杨亮功回忆“胡先生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读书兴趣。”由于这种办学方针，教授中作家较多，学校办有《吴淞》月刊，学生还办有《野马》杂志，创作气氛十分浓厚。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沈从文刚开始还是有点胆怯的，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先生昨为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

沈从文说的不错，刚开始他的确闹出了笑话。

沈从文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站在课堂上约有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课堂搞得很尴尬，最后，他只得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好在胡适的宽容与鼓励，使他挺住了，并坚持了下来。时间一久，沈从文逐渐恢复了自信，也适应了大学讲台，并成了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沈从文在学校教书时巳26岁。一直没有心情和机会谈情说爱。

遇见学生张兆和后，他开始夜不能寐，常常在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转悠。可是见到她后，他又紧张地表达不出来，弄得张兆和莫名其妙。

一次两次之后，沈从文开始用文字表达自己。他开始给她写情书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抵达到张兆和的手中，先是让她害怕，紧接着让她不安，后来她便对此没什么感觉了。她那时年龄尚小，对沈从文没有什么爱的感觉，只当他是先生。

学校里追张兆和的男生也多，被同学们编了号：癞蛤蟆1号，癞虫合蟆2号，癞蛤蟆3号，沈从文被编为癞蛤蟆13号。

张兆和对情书的毫无反应，让沈从文异常痛苦，他甚至想到自杀。这种过激的念头传开来，张兆和也有点害怕，就拿了沈从文的信去找校长胡适：“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没想到，校长告诉她：“这也好，他文章写得挺好，你们可以通通信嘛……”摊上这么一个“缺德”校长，张兆和欲哭无泪了。

几年后，张兆和终于没能抵住沈从文的狂轰烂炸，委身下嫁给他。

年1月19日，胡适去北平出席协和医院董事会，并探望病危的梁启超。上午九点多，当胡适抵达北京时，梁启超巳经去世八个小时了。第二天，胡适去广慧寺送梁启超的遗体入殓，胡适十分悲痛，禁不住泪流满面。2月17日，胡适出席了梁氏追悼大会，并赠挽联一副：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这幅挽联不仅表达了胡适对梁启超的哀思，还表达了他对梁启超的评价。

送过了梁氏入殓后，胡适重游旧地一一北京大学。三年后再见北大，他感觉十分亲切。蓦然相见，心头一阵暖意，写了首《三年不见他》的小诗：

三年不见他，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由于《新月》接连炮轰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函新月书店，明告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随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发出命令：“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刚刚焕发曙光的新月还没等发出热量就被阴霾遮住了。

伴随着《新月》人权运动的受挫，胡适也下决心从中国公学辞职。离开上海前他留下了《我们走那条路》和《介绍我自己》两篇文章。在《我们走那条路》中，他提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巳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此言一出，举国皆惊。梁漱溟先生在对胡适的评价有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连高梦旦家最守旧之九兄也称赞胡适说：“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义。”

胡适离开上海北车站时候，多少是有些不甘心的，时下政局动荡，光明不可见，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巳经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变得死气沉沉，如山雨欲来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三年，这并不太平的三年如同钱塘江的潮水般涌去，大浪淘沙，淘尽了无数繁华和喧闹。今年的花期巳结束，明年，柔弱的花枝还要承受将来盛开的力量。

下一站，北平。

难别西天的云彩

米粮库胡同，因其专门囤积粮食而得名。《明宫史》记载：“内宫监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油漆……并米盐库、营造库等。”明之米盐库，清代改称米粮库。显然，囤积的这些粮食，是专供皇宫里那些人的，用的时候，只需沿着地安门大街，景山东街，三两步就到了故宫后门。还有一条更简单的道，就是从景山公园穿过去，因为那时候景山公园还不是一个开放的公园，而是皇家活动的一个场所。

胡适1930年回北京后，就住进了米粮库胡同。在这条短短的胡同里面，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4号住着胡适。

民初名记徐凌霄对胡适居住的米粮库4号院有过这样的记述：紫城之北，景山之右，风物清妍，境地幽僻，有山林之佳淑，无车马之倾喧。博士之居在焉，名园清旷，大可十余亩，弥望皆奇石短松，饶苍古之趣，遥望红楼一角。”

稍事整顿后，胡适出席了北大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哲学系主任张真如、学生代表余锡嘏在欢迎会上致欢迎词。刚到北京，就受到这样的礼遇，胡适满怀感激之情。来北京不几天，12月17日，刚好是胡适的40岁生日，而这一天又是北京大学成立三十二周年的纪念日。

当天上午，胡适到北大参加校庆纪念并在会上做了讲演，十一点多钟才赶回家，此时巳经有陈大齐、陶孟和、余上沅、陈衡哲等百余人前来贺喜。在各种贺礼中，江冬秀送他的一枚戒指和赵元任等人送他的一幅贺诗最为特致。江冬秀送他的戒指上刻着“止酉”二字，引起了来宾们的注意。江冬秀见大家猜疑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不卖关子，当场给大家解释说：这是警告胡适在外面要少喝酒，他这个人向来好喝酒，管不住自己，经不起朋友劝。他身体不好，不宜多喝酒，让他带上这个戒指，时时提醒自己。“止酉”就是戒酒的意思。众人看到江冬秀将“酒”字错刻成“酉”都不禁捧腹大笑。

赵元任的贺诗写得很土很白：

胡适说不要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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