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胡同里的记忆(4)

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巳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巳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与第一次一样，胡适随即展开了营救。在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努力营救之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又第三次锒铛入狱，罪名是收受俄罗斯巨款。这一次，胡适依然为了朋友不遗余力，在详细考察案中重要证据之后，才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有理有据”的长信，最终得到陈独秀罚款四百元结案了事的结局。

再过了十年，1932年10月15日，巳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被国民党工部局逮捕。这是他第四次被捕，也是这次被捕，致使他坐牢长达5年。然而，在这5年里，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营救。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巳经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行为却仍然很像共产党员，因而一直是国民党追捕的对象。正因为如此，陈独秀自然是以“政治犯”的名义被捕的。既然是“政治犯”，有人便主张在非常时期，对待政治犯应当斩立决。

在这紧要关头，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此时，蒋介石是很看重胡适这位“浄友”的，他很清楚胡适日后可能的利用价值，自然不敢怠慢胡适的建议。尽管他远在武汉，却亲自将陈案的移交情况电告胡适。一番努力之下，陈独秀最终被移交到江苏高等法院。同时，法院同意公开审判，并允许陈独秀请律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独秀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独秀颇有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汪精卫倒也给面子，给胡适写信，说：“手书奉悉，巳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此时国内的抗日环境，巳容不得蒋介石再在陈独秀身上花工夫，何况陈独秀也巳吃了5年牢饭。于是，蒋介石一点头，司法院长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林森批复后，8月23日，陈独秀就被释放了。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巳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因陈独秀不肯而作罢。

当年谭嗣同弃尸菜市口，三日无人敢收尸，是湘潭会馆的一个老仆佣，为其收尸送回湖南。袁世凯的大公子克定，晚年潦倒，日本人高官厚禄利诱不受，宁忍清贫，而他的朋友张伯驹收留他，供奉十年，不取一文。胡适在陈独秀身陷牢狱，孤立无助时，伸出援手。这些才是大的人性，大的道德。

今天，让我们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拾起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抹去污泥浊水，再次见证他们耀眼的光芒。

一对安徽老乡，两个思想先锋，虽然政治主张相悖，却不改往日的友谊。“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这水，却永断不了联系。就像胡适自己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我们三个朋友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曾今盛极一时的寺庙，留存下来的不知还有几座呢？那作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鸡鸣寺，倒充满了诱惑力。

站在鸡鸣寺山门口，绿树葱茏，但见黄墙黑瓦，飞檐翘角，古朴幽静，我们拾级而上，抬头望去，山墙上，“古鸡鸣寺”四个金字熠熠生辉。

进入寺门，才知道这里容量很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但布局却非常严谨，错落有致。过观音殿，后面就是豁蒙楼。据说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一天与其得意门生杨锐同游鸡鸣寺，在一处废墟上畅谈国事，忧愤难平。杨锐反复吟诵杜甫《八哀诗》中的诗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4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杨锐与谭嗣同、林旭等遇害。1904年，张之洞复任两江总督，再登鸡鸣寺，睹物思人，提议在鸡鸣寺那处墟址上建楼，并亲手题写了“豁蒙楼”匾及长跋。梁启超作楹联：“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人楼。”以表内心感慨。

古老的历史遗迹常常连带着许多传说，甚至依附着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的牵强附会的故事，让人感到离奇莫测，难以证明，但又常常舍不得放弃。

鸡鸣寺门前坡下有一古井，传称“胭脂井”。多少年来，人们喜欢将胭脂井与陈后主和张丽华的故事联系起来，似乎其中有个难解的情结，因为历来亡国君王的情感故事似乎令人更感兴趣。南朝陈后主，在位不到8年，荒政误国，最后无力与南下的隋军抵抗，当隋军进入皇宫时，陈后主走投无路，带着两个宠爱的妃子躲进景阳楼下的枯井中，这口井就是胭脂井，最后被隋军大将韩擒虎活捉。之后，晋王杨广担心“美色误国”，将张丽华处死。

美丽本无罪，何来的误国之说？可怜张丽华，不仅身死，还落得了千古骂名。那口胭脂井此后被称为是“辱井”，后来清周宝瑛有诗曰：“可怜此井为何辜，一辱至今不能洗。”

而这口被后世称为“辱井”的胭脂井，却是另外两个人爱情的见证。1920年夏，三十岁的陈衡哲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经胡适的大力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她既是北京大学最早的女教授，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教授。1920年8月22日，抛弃了“单身主义”的陈衡哲终与任鸿隽订婚，并在当晚，邀胡适于鸡鸣寺，于豁蒙楼共进晚餐，见证他们的爱情。胡适在此以诗赠友，写下《我们三个朋友》祝贺这一对新人：

上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一一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月半圆了，照着一湖荷叶；照着钟山，照着台城，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一一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陈衡哲来北京后，一下车就看到胡适与任鸿隽一同到火车站来接她，当晚他们一起住在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同任鸿隽到陈衡哲家，拜见他的岳父岳母。婚礼当天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书赠婚联曰：“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前四字是希望朋友早有儿女，后四字是期望陈衡哲不要因为结婚而放弃了事业。

第二年夏天，陈衡哲怀孕待产，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谋馆务，暇中曾寄诗一首给任氏夫妇：

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

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月31日，胡适途经南京时得北京家信，知陈衡哲生一女。他特意为此登上豁蒙楼，重温“我们三个朋友”的旧梦，并赋诗与任氏夫妇：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所谓“姐妹花”，指去年8月胡适得女，下接今年7月任鸿隽得女。胡适为女起名“素斐”，与“莎斐”相近，同是Sophia之音译。胡适给孩子取名，从来都是破除传统，不按家族辈序；但胡适也从不追求洋气。给女儿取名“素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借了自己女儿的载体，向陈衡哲袒露心声。而任氏夫妇为自己的女儿取乳名“荷儿”，其意明显是来自胡适给他们的“咏荷”诗。

但不幸天不佑人，这双“姐妹花”之一的素斐，于1925年夭折，这个只活了5年的小生命就这样如游丝般飘然逝去。任氏夫妇为了安慰胡适，又依中国人的风俗，请胡适认他们的次女“以书”做干女儿。这一代“我们三个朋友”之间的神情，也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对于女儿的死，胡适虽然万般感伤，却一直强忍着，直到1927年，在3万里外的美国纽约，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难过。

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对她不住。”

信后，胡适附了一首诗，名曰《素斐》：

梦中见了你的面，一忽儿就惊觉了。

觉来总不忍开眼，一一明知梦境不会重到了。

睁开眼来，双眼迸堕，一半想你，一半怪我。

想你可怜，怪我罪过。

留着这只鸡等爸爸来，爸爸今天要上山东了。

那天晚上我赶到时，你巳经死去两三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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