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书生大使(1)

等待，一生最初的苍老

《玻璃樽》里有一句台词说：“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有一半，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人世间行走。有的人很幸运，很快就找到了。而有人却要找一辈子。”

还有一种人，他们寻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却生生不能在一起，只剩下漫长的等待。在等待中，一切有限、偶然的生命构成的生老病死、爱欲纠缠，也永远没有结果。相互守望，生死相依，离别回到原点，等候最初的亲密与爱。

这种亲密无间又相隔千里的交融，一瞬间即永恒，如同一颗颗渺小的星子一样明亮而悄默。他们在细雨中坠落又在草木上凝结，最后在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

等待，一生最初的苍老。

韦莲司不断在脑海中回忆曾经与胡适在一起的剪影，一遍遍回放，手上剩下的青春巳经不多，曾经用过的梳子流下了时光的线条，时光悠悠，付出的爱灼伤了自己，痛且伤感。距离上次与胡适相见又过去了五年，她回归了冷静和理智，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全部的胡适，她写信给胡适：“在我一生之中，有一种苦行僧的倾向，对于我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宁可全部放弃，也不愿意仅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幼稚，疏于自制的能力，或者是不文明的？”

而胡适也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来为他疏通心绪，排遣愁思，他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我过的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生涯。一向在深夜工作。有时候我在清晨三点写成一个东西，自己觉得很满意，就真想能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分享。在过去，我会把我写的诗给一个侄儿看，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跟我住在一起。但他巳经死了十年了。我巳经好多年没写诗了，我巳经转向作历史研究。但这五年来，由于政治问题更为迫切，连要作这点都巳经很困难。但是我还是维持每年写出一篇主要论文的做法。我觉得即使是在做这种研究工作，我也需要人来跟我分享、给我鼓励……我最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能生我的气，一定要相信我是跟以前一样，一直是最常想到你的。”

七七事变后，韦莲司心急如焚，她写信给胡适：“尽管我没写片语只字给你，这几个月来，我的脑和心与其说是在这儿，不如说是在中国。当南京遭到攻击的时候，我几乎压制不下我想跟你联系的冲动，在死人无数的此刻，我忧心地等待着亲爱的人安危的消息，而消息又是如此姗姗来迟……我忧心如焚。如果我去中国能有任何助益的话，我会去的。然而，看来我恐怕反而会成为一个累赘，更何况去又是这么的难。”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两颗心在遥相感应，此时在飞机上的胡适也写信给韦莲司：“我现在在海拔一万英尺的空中写信给你。中国诗人称这为云海，可是，这个景观远比他们所能想象的还来得壮阔！我又来美国了，虽然我不久前才来过。我必须说在这每天、每小时都有毁灭厄运的当下离开中国，是违背我的本意的。然而，我不可能继续抗拒敦促我来美国的压力。我最后答应了，条件是我不从事外交工作，也不作宣传工作。我只回答问题，厘清误解，以及发表我自己的观点。”韦莲司得到胡适要来加州的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写信给胡适：“最亲爱的朋友！我提笔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在纽约有一个很渺小的人，用她最真挚的心在关心着你。我是这么地关心着你，也是这么强烈地希望你知道我是这么地关心着你一一希望你知道不管你人在哪儿，我都在精神上陪伴着你。”

他们很快就在纽约见面了，两人在一起散步、谈话、回忆过去的一幕幕。可惜此次聚会只有三天，三天后胡适还要继续奔忙。

胡适离开后，韦莲司这才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有一个叫R—S·邓肯的人向她求婚。他的热情、贴心、周到和无微不至都让韦莲司无所适从。当韦莲司征求胡适的意见时，胡适表示“立即赞成”。然而，这种欲卸担子的态度让韦莲司很不满意，她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忠告“除非不得巳，否则别结婚”。终于拒绝了这个对他呵护备至的男人，宁愿在孤寂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她没忘了在信中责备胡适：“我所想象的是摆脱一切累赘，为我的人生作最后的冲刺；在人生最后的一程，心无旁骛地献身于真善美，摆脱庸碌与妥协。我所要的是那么一种人生的际遇，让我的心智与品味能永葆敏锐，让我能够坦然地与我最崇拜的人们交会；仅仅作出一幅画便巳足够，只要它是杰作；只要能做出一道佳肴便巳足够，但必须是人间极品。我发现我之所以要保持无牵无挂的自由之身，是因为我希望把自己保留起来，在需要的时候，或许可以对你、对其他朋友能有一丁点用处。”

“我有点伤心的地方是：你以为如果我结了婚，你就可以解脱了一个责任负担。你所不了解的是，我不是你的负担，我也从来没有要你跟我结婚，或者因为你本能地害怕我会要你这样做一一我知道你有……而怪你。然而，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为了讨好你而去结婚的！

我们讲清楚然后分手，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胡适被信中咄咄逼人的话怔得手足无措，他万想不到这个女子的心是这么坚诚，他在无奈之下只好说“你是有点在生我的气”。

韦莲司终究不敢跟胡适断了关系，剪短了这根细细的线，她便什么希冀都没有了。胡适四十六岁生日那天，他与自己的恩师杜威教授共进晚餐。78岁的杜威很高兴，频频给胡适敬酒，其他人也找胡适喝。晚上十点多钟，微醺的胡适回到宾馆，服务员送上一束玫瑰花，上面留的是韦莲司的名字。

胡适心头一暖，眼角有些湿润了。回到房间后胡适细细数了一下，总共二十四支玫瑰花，也就是说，他俩相识巳经二十四年了。

跟着玫瑰花一块儿来的还有一朵紫罗兰，胡适小心地把它别在自己的大衣上。第二天外出的时候，又把它夹在书里。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这朵紫罗兰保存完好，就继续夹在书里头。

两年后，54岁的韦莲司生日那天，她收到了胡适送来的兰花、水仙、郁金香、金鱼草、剑兰和白色的菖蒲，还有三块刺绣，上面绣着苍鹰和太阳。这些永不凋零的鲜花，朵朵都代表了胡适的思念。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太阳那样炽烈而又富有生机。

往事的种种，都随岁月匆匆的流过，染白了韦莲司记忆里最后一根丝线，只有悬挂在窗前的那一束风铃，摇响记忆最深处的回音。

或许、每一个繁华的背后，都会隐藏着无数的哀伤，一如花样的年华般，回忆起来，却是无数的怀念和寂寞。微笑的背后，有多少苦涩的泪水在纷飞，回忆的章节里，又是谁把谁的温柔定格到永恒，化成心底那一道永不泯灭的痕迹。那朵朵鲜花上，沾满了多少相思的泪渍，这两颗绕行在同一个轨道上的星星，却再也无法结合在一起了。

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中提到过一个侠客叫吴一刀，是一位用刀名家，天下数得着的高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遇见了陈圆圆，从此一见钟情，生死相随。陈圆圆嫁给平西亲王吴三桂后，吴一刀也在昆明定居下来，更自甘下贱，入平西亲王府给陈圆圆做花匠，只为能常常见到陈圆圆。

如果不能和你厮守，便在远处默默守候着你，听你欢声，闻你笑语。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苦雨庵中的老僧

八道湾胡同是极难找的，我事先没有做好功课，所以从这里走过又走了回来。

此胡同确如其名，进去后拐来拐去，不知道拐了几个弯。周作人的故居11号院稍显得与众不同，院门口爬满了绿叶，好像这绿荫背后隐藏了些许不为人知的故事。门牌号巳经有些模糊了，为了确认，我问了旁边纳凉的老人：“这是周作人的故居？”

老人瞪了我一眼：“这是鲁迅的老房子，他就是在这里写的阿Q。”言语中颇显不满。

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支并蒂花在百花齐放的“五四”年代，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便是周氏兄弟。周氏兄弟以其杰出的创作成绩，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时。张中行老人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然而，几十年之后，这枝并蒂花凭空折断了一朵：人们只认识鲁迅，不知道周作人了。

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之中，周作人处世最低调，文章也很平和，淡淡的，雅雅的，就如一杯略苦的清茶。但其表达的人文思想最深刻，抵达的审美境界最高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成名作《人的文学》，出手不凡，高屋建瓴。胡适曾评价说：新文学的理论功绩有两个，一个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建立了一种白话文学，另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作战口号“人的文学”，建立了一种“人的文学”，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就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仍留在沦陷区，没有随北大南迀。当时的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迀，并打出了“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

的口号，然周作人的做法却叫众人大跌眼镜。

年8月，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在美国进行国民外交的胡适得知老友滞留沦陷区的消息，甚为不安，故作诗一首，要其迅速南下，诗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苦雨庵是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房，自从两兄弟失和，鲁迅搬走之后，周树人便将苦雨庵改作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并自诩为庵中的老僧。胡适担心周作人有沦为汉奸的危险，所以有“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话。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审查，胡适此信用了“藏晖”的名字。

周作人接到胡适的信后，作了一首“苦住庵吟”答“藏晖”，地址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胡安定”是胡适的临时别号，诗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首先在诗里向胡适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其次是诉苦，说明不能南下的原因，是因为家室所累故不能远行，但他声明“老僧始终是个老僧”，不会出问题的。

胡适在1939年12月时才收到这封信，而这时周作人巳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胡适感慨不巳，却又无可奈何，遂赋诗一首：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胡适一到美国，就为国事奔波，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刚下飞机的第一天，他就在旧金山中华戏院发表演说，讲题是《中国能战胜吗？》他在讲演中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来勉励侨胞，并表示国内民众团结抗日的决心。10月1日晚，他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

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斯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

胡适在美国的演讲，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当时杨鸿烈从日本返国，写信向胡适介绍情况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国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巳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

由此可见，胡适的宣传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适此次出国带了4500元美金，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胡适在美国的生活忙且拮据，但他的老友周作人却在北平风光无限。北平沦陷期间，普通市民只能吃糠、麸皮、豆饼、榆树皮面、橡树皮面、玉米秸棒等杂粮磨成的“混合面”，而周作人的钱却一下子多了起来，买家具、购裘衣、扩充宅基地，仅他跟信子使唤的男仆女仆就有二十多人。

不久后，周作人竟然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其他汉奸文人之中，出席由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几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都嘘了一口气，莫不瞠目结舌、嗤之以鼻。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联名写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他，并希望他幡然悔悟，离开北平。

然他却不听好友们的劝告，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而且越涉越深，以至于走向深渊。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年1月1日晚，周作人正在苦雨庵里与友人闲话，忽然冲进两个学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发生这次刺杀时件后周作人变得小心翼翼，并请了保镖保护自己。当时周作人的侄儿，周建人的第三个孩子，年仅20岁的周丰三正读高中，同周作人住在一起，他很看不惯叔叔这种汉奸式的行为。但无论怎么劝，周作人都不听。终于有一日，周作人带着保镖回家，保镖随手把手枪放在桌上。周丰三二话没说，抄起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是一枪，当场毙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抗争。

胡适一生朋友无数，且多为大贤之士，唯有汪精卫和周作人，其错裂悖离之程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放眼整个世界历史，也是罕见之极。汪精卫曾作过一首有名的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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