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无处安放的灵魂(3)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胡适和傅斯年亦师亦友三十年,傅斯年虽然在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却很维护胡适,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甚至保护着胡适。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傅斯年个大且体胖,性格暴躁,1938年傅斯年在担任国民参政员的时候,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巳古来稀的孔庚身体那么痩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痩,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他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台湾省议会席上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这位李议长的国语不太标准,以致让一些记者把“弃世”听成了“气死”。议员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因此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在台大的学生中炸开了。台大的学生纷纷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了“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威望。
在如今的台大校门右侧,有一块空地就叫作“傅园”,“傅园”就是傅斯年的墓地。
年冬天,胡适专门去看望在87街职业女子宿舍的张爱玲,这是年轻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
对于这次见面,张爱玲刻骨铭心,多少年后,她的文字中还流露出平淡而又深情的记忆: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赫贞江目睹了这次别离,却又将它掩入滚滚的泥沙之下。在这个热闹的河岸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每天都有人要离别,有谁还会记得曾经在这儿眺望碧波湖面的忘年交呢?岁月是写不完的殇,每一段殇都无可回避,年轻的作家也深陷其中,逃不出这个轮回的怪圈。就像她那铅华而伤感的文字: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拼不起来的碎片
胡思杜的一生是拼不起来的碎片。
年,北平被围,国民党展开“抢救行动”,用飞机空运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看着自己的父母匆匆地收拾行囊,胡思杜却淡淡地说:“我不走。”胡适夫妇感到很惊讶,问他原因,胡思杜说:“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
胡思杜执意不走,江冬秀为此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再三叮嘱这是给他将来结婚用的。
年9月,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去学习前,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手饰存放在堂舅江祖涵家。后不久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
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希望您在美国很快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太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
这是自离别后胡适夫妇收到儿子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
胡思杜在“革大”学习结束后,他到江祖涵家取回皮箱,自己解释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党员不需要金银财物,我拿去上交给组织。”这是他的东西,江家不好说什么,后来他果然上交。
年8月起,大陆开始了清算胡适思想流毒的运动。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
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一一胡适的批判》一文,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巳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上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年11月19日,胡适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机场欢迎,王世杰、何应钦、朱家骅等老朋友五六百人前来迎接,将胡适团团围住。据《中央日报》记者报道:“胡博士被欢迎人群重重包围,争相握手,被几十位摄影记者抢镜头,挤得寸步难移。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经过足足有四十分钟,记者们连成一个阵线,簇拥着胡博士发表谈话。”胡适异常动情地说:“当飞机飞近台湾时,我看见白浪环绕着的宝岛,心里感到无限愉快。下了飞机之后,又看见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心里高兴万分。”
当天晚上,胡适“晋谒蒋总统”,并与其共进晚餐。餐后,蒋介石出示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时语塞,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当晚,胡适读了儿子思杜在《大公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他认为儿子此举是迫不得巳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月27日,胡适飞往台东,寻访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园,只见自己儿时的故居巳成为一片荒丘。在故园遗址上,他亲手植下一棵榕树,写下“维桑与梓,毕恭毕敬。六十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老兄弟姐妹欢迎,敬纪谢意”。并深情地题下“游子归来”四个字。他还意外地找到了父亲在58年前曾穿过的一袭官袍。激动之余,胡适捐出了父亲著作《台湾记录两种》的稿费五千元,又加上二千二百元作为台东籍大专生的奖学金。
胡适吊唁亡父的时候却不知晓,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此刻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随着内地批判运动的高涨,胡适的弟子、红学权威俞平伯也没能逃过厄运。1954年,大陆有人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之久,范围广力度大,彻底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条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等。
关于批判胡适思想的文字,前前后后有三百万字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后来,大陆还派人去美国争取他,劝他回国:“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限,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于是他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胡思杜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但是由于成分不好,后来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年9月21日,胡思杜终于承受不了打击,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巳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巳死去好几天了。
在胡思杜的枕头底下,胡思孟发现一封遗书,是写给自己的,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巳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并立了个小木碑,如今巳经找不到了。
在胡适与江冬秀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等到胡思杜确死的实信,尸骨散落在何处也无迹可寻。后来,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在台北南港父母合葬的墓旁,为弟弟安置了一块小型四方纪念墓碑,上书“亡弟胡思杜纪念”字样。
十五年前,胡适曾与小儿子思杜共赴大同,胡适在火车上作了一首打油诗:
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
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
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我们继承了先人的智慧,却摒弃了他们的尚德。无用之功业巳无法抚慰那些破碎的魂灵,也拼凑不出一颗完整的心。这些被历史的铁骑狠狠踩入土里的碎片,由于没法呼吸,静静地看着自己腐烂,分解,却透不出一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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