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江湖就是如此，技不如人，

注定了看人脸色，任人鱼肉。

很多名成利就的人物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喜欢说：“我妈是种田的，我爹也是种田的。”好像唯有如此，才可显出自己的非同凡响——今日之江山，乃自己一手打造。

我当然不会这样说，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么根正苗红的背景。

其实我妈和我爸，都是机电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之后，我爸跑到家附近的小企业当了看大门的老大爷，我妈做了生意一一在家附近的市场卖大头菜。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待人这么客气了吧？尤其是对看门、卖菜之类的弱势群体，特别热情有礼，老远就会打招呼，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想起家中卖大头菜的妈和看大门的爹。

家中有钱的人，视钱财如粪土；家中卖大头菜的人，视大头菜如粪土。我对大头菜深恶痛绝。出外应酬宵夜，广东的女孩子喜欢点白粥头菜，我却非要点咸猪骨老火汤。别人吃老火汤喝汤弃渣，我却喜欢啃煲汤的猪骨头。

我当然知道一个女人当众啃骨头很不淑女，但总好过让我吃大头菜。在我眼中，大头菜是天下最劣质的食品。

机电厂在郊区，我妈为了拓展业务，竟然在家附近的小山坡边挖了一个深坑，买来新鲜的大头菜自己泡制，因为这样可减少成本。早上卖头菜，晚上泡头菜，成了我妈每天的工作。

我很同情我妈，她每天在大坑与市场之间奔忙，活得比附近农村的农妇累，挣钱比城里妇女少得多，而且浑身散发着头菜那腌酸的味道。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暗无天日的日子。幸亏我妈与我的想法不一样一一她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孩子，每天都绽放灿烂的笑容。

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我妈就像一个两栖动物一样，遇水畅游，遇地蹦跳。

正如各行各业都喜欢排资论辈一样，卖菜的也是。机关单位靠职位排资论辈，市场卖菜的则完全靠钱袋排资论辈。谁挣得多，谁就是大哥，就算你没当大哥的心，但人家还是以看大哥的眼光看你。

在市场里混的人，卖肉的最牛，其次是卖熟食的，再次就是卖瓜果蔬菜的，最后才到卖头菜、榨菜的。我妈就是排在末等的，相当于武侠小说中跟班的小厮一一送信的是你，传话的是你，最后犯事让主人捆起来打的也还是你。

江湖就是如此，技不如人，注定了看人脸色，任人鱼肉。

我妈做的只是小生意，每天站在那小小的档口前，坚持不懈地切头菜丝，装在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袋子里，每袋卖1元。光顾的家庭主妇甚至不用说话，直接把一元硬币扔在切头菜的案板上，拿起一袋头菜就走。

当然我妈也想做大生意，在她眼中，最大的生意就是可以整只地卖出一个头菜。某天，附近农村中学的伙夫前来买菜，一口气在她那里买了5个大头菜，她高兴坏了，一连说了几天。

我很是为她感到悲哀。神五神六都上天了，奥运也在中国举办了，50多岁的文盲局长都会微博开房了，我妈却为卖出5个大头菜欢喜了几天。

这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句式中，我妈不属于人民，她属于另外一个群体，名叫社会生产力。

不说我妈了，说我。不过如果要说我，还得从我妈说起。

我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女的，另一个，还是女的。我这不是仿冒鲁迅的写法，我只是想重现我妈当年的失望和忧伤。

生我们的时候，我妈还没下岗，在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机电厂里，大部分员工都来自农村，因此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相当严重。我妹出生的时候，当接生婆告诉我妈新生婴儿是女的时，她躺在床上当即号啕大哭。

一时间，我妹的哭声与我妈的哭声混合在一起，相当不和谐。我气坏了，觉得大白天在家生孩子已属丢脸，生了孩子还要惊天动地地哭，更是大大的不妥。因此，我立即爬上家中的北京椅把家里的所有门窗关严，不让别人听到我妈的哭声。

那一年，我7岁。也就是说，我比我妹大7岁。第二年，我妈与我爸双双下岗了。

我叫冰，我妹叫雪，似乎都是好名字，可是对于我妈来说，这分明就是冰上加雪，雪上加霜。

连得两女，再加上夫妻双双下岗，我妈自然心情不好。遇上头菜卖得好，她会和颜悦色；遇上心情不好时，如果我还不识趣，她顺手操起什么就拿什么往我身上打，还伴以声色俱厉的喝骂。

我不敢惹我妈生气，更为了讨她欢心，在妹妹出生的第二年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还有搞卫生。放暑假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兴致勃勃地说怎样过暑假，而我除了做饭洗衣带妹妹，什么也干不了一一所有的暑假作业，都是晚上等妹妹睡着了才能做。

对于我来说，家意味着没完没了的家务，还有我妈怒气冲冲的喝骂，因此，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永远不回这个没有温暖的家。

车要奔驰，人要进步，都讲究一个动力。这就是我学习的动力，为了逃离家庭，逃离我妈，我努力学习，所以我成绩优良。

现在的家长老是说孩子不懂事，怪孩子不争气，其实孩子有什么错，如果整天让你锦衣玉食，你也懒得动。

高中毕业时，别的同学在爸爸妈妈的百般研究之下才报专业，我妈啥也不懂，我爸更说不上话，我只好傻乎乎地自己报了个生僻的专业。

我考上大学，最开心的人是我妈。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在她的头菜买卖圈中广而告之。如果她有足够的江湖地位，估计还会弄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

只可惜，没有人会有兴趣听一个卖头菜的老大娘说女儿考上大学的事，因此妈妈有好几天显露出类似锦衣夜行的落寞。

如果她知道，我努力读书考大学，只是为了逃离家庭一一严格来说就是为了逃离她的掌控一一她该多么伤心。

真相，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接受。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她真相。

就让我带着她美好的牵挂走出家门吧。从此以后，在我们彼此的印象中，母亲慈爱，女儿乖巧……这才是理想的母女关系。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高呼机构改革，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关系的毕业生，想进机关简直如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基本上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当时的报纸和电视，天天都在说机构改革。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往往是改而不革，反而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不少稀奇古怪的部门或办公室。所以直到今天，机构依然繁杂，人员依然冗多。

但在当年，这确是一件大事。明知不可能实现但依然摆出一副正在实现的姿势，这就是机关的工作态度。

在我们毕业之前的一个月，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阿美，进了教育局，因为她爸是教育局计财股的股长；一个叫周永，进了农业局，因为他的父亲是农业局副局长。

虽然他们都不是公务员，但却是吃皇粮的职工，工资比公务员稍低，各种补贴基本可以拿齐，而且，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过渡，一旦有公务员的编制空出来，那么就可以为他们量身定做出一些报考的条件，好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我也很想成为体制内一员，奈何牙齿没长齐。

牙齿没长齐是家乡一句俗话，意思是说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享受不了这样的福气。比如你说想当官，人家说：“看你的牙齿长齐了没有？”意思就是讽刺你没有这样的福分。

谁叫我爸只是一个看大门的，我妈只是一个卖头菜的，在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里，我唯一的选择，不是看大门就是卖头菜。这样一想，我便气馁，早知如此，不如一出生就直接把我往看大门或卖头菜的路子里培养，这样还可以省下一笔钱。

眼看毕业在即，我只好又跑到广州碰运气。先是找外资公司，再是合资企业，先后找了5家公司，对方都叫我回去等通知。谁知道等了又等，也没有等到对方的通知。

我才知道：原来，等，就是拒绝。

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他拒绝你不直接说，却叫你等；当你满怀希望地等的时候，人家根本没有考虑你。

被人拒绝的感觉不好受，而且是一连五次。我很认真地照了镜子，仔细地回忆了之前五次面试的种种，最后得出结论：我是一个没才气没相貌的女人，想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根本是一件没可能的事。

小时候被我妈打骂惯了，我已成长为打不死的小强。找出关键问题后，我第六次应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具公司。

说是应聘，其实就是路过一间小店面时，发现门边上贴着一张小小的红纸，上面写着“招收女业务员，底薪800元，上不封顶”。

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去，里面有几个年轻人，三男一女。我环视四周，屋里到处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文具、稿纸，还有乱七八糟的旧报纸。

当我说明是来应聘后，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了诸如你是哪里人，你会不会说普通话、广州话之类的问题，不等我说完，就有人当即拍板：“好了，你明天就来这里上班吧。”

我就这样应聘成功了，连我是哪间学校毕业的他们都没问。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有的才初中毕业，有的中专毕业，这里我算是最高学历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当他们把一份广州地图交给我并指出我负责的地盘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工作，就是在广州市区的各大写字楼推销文具。怪不得他们不问我是哪间大学毕业的，因为对于卖文具的人来说，哪间大学毕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文具推销出去。

卖这些笔呀小贴纸之类的文具，与卖头菜和看大门差不多，连我妈和我爸都可以来应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一行的准入门槛很低。

但是，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没门槛，正是因为这个门槛来者不拒，谁都可以跃跃欲试，所以想要通过这个门槛走进屋里去，更非易事。

“这种笔在外面的小超市卖1元，我们送上门去才卖7角，卖出一支公司赚2毛，其中1毛属于你的个人提成。”这间文具店的总经理阿成对我说。

其实这里除了我与另外一名女孩子外，所有人都是总经理，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金灿灿的“金笔文具公司总经理”的字样。

每个总经理都激动地对我说：“卖出一支笔，你可以挣1毛，一座办公大楼有多少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有多少人？如果每人每个月向你买一支笔，你发大财了！”

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我也浑身激动起来。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激动，一激动，我就会头脑发热丧失理智，就算面前有个泡大头菜的坑，我也会欢天喜地地跳进去。

当天晚上，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就搬进了这间小店面，与另一个女孩子住在楼上的小夹层里。几名总经理住在楼下，天一黑，门一关，他们把到处堆放的文具推到墙边，铺上几张席子就是现成的床。

六月的广州，闷热而潮湿，我躺在楼上的小阁楼里，听着楼下总经理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默默地想：不知道在广州这座城市里，有多少间漆黑的房子里，睡着如此多的“总经理”。

第二天，我便带着地图和文具样品往总经理们给我分配的地盘进发了。总经理们鼓励我说：“你是女孩子，脸皮一定要厚，不厚就做不了大生意。”

可是当我走进一间间写字楼时，才知道，就算脸皮很厚很厚，也不一定做得了大生意，甚至连小生意也不一定做得成。因为，并不是每张脸皮都可以做生意一一关键是看谁的脸皮。

像我这种既无光泽又无厚度的脸皮，不要说做生意，就是勉强装个笑容，人家也懒得看。

比如走进第一个写字楼，人家打扮得花枝招展全身喷香的前台小姐问我：“请问你找谁？”我低头瞧瞧自己灰不溜秋的行头，再看人家的打扮，心里便矮了半分，犹豫半天才敢问：“请问你们需要文具吗？”人家微笑有礼地说：“我们的文具每月有固定的文具公司送来，不需要了，谢谢。”既然已经不需要了，还谢个鬼，我悻悻地走出去，

往上一层楼奔。

这间公司没有前台，我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里间。里面用防火板隔成很多方格子，猛一看就像蜜蜂的巢一样，里面的人也像蜜蜂一样忙忙碌碌，打电话的打电话，打电脑的打电脑。

这次我学聪明了，我找了一个戴眼镜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小伙子：“请问先生，你们需不需要文具？”不等人家答我，我就把样品全部摆上他面前的桌子，接着手忙脚乱地从袋里掏出花花绿绿的宣传单：“如果样品不合适，你可以看看这些宣传单。”

这些宣传单都是铜版纸印刷的，看上去与超市的促销宣传页差不多，但成本可不低，每本得3元左右，是几位总经理每人凑了一笔钱请人印刷的，据说这是除了租店之外的最大一笔开支。

可是不等我继续说下去，这位看上去相当老实的小伙子竟然很不老实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无纸办公，不需要文具。”

我瞄了一眼格子里那些密集的蜜蜂巢，很明显他在说谎，虽然每个人桌上都有电脑，但也有纸和笔嘛，怎会是无纸办公。

我不死心，我坚信这是一个有缝的蛋，只要我坚持，便能从裂缝中钻进去大饱口福。

“我们的文具品种很齐全，价格也很优惠，我可以以全广州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对方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以每支笔6毛的价格给他，公司挣1毛，我则1毛也不挣。

我不是一个不愿意付出的人，我愿意为这份工作付出最大的努力，报酬可以暂时不考虑，但求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懂得有舍才有得的道理，就像我妈卖头菜，故意多给人家一些，便哄得一些家庭主妇天天帮衬。

其实我妈很狡猾，她给的头菜也没比别人多，只是她的头菜切得细些，装起来蓬松些，显得她相当慷慨。

我妈是假大方，我才是真慷慨。早在我读大学时，我便立下雄心壮志，一旦毕业，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想。

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有人的理想是上天，有人的理想是潜水，而我当时的理想，不过是卖一支价值6毛的原子笔。

可是想上天的真的上天了，想潜水的估计也潜进海底了，而我，却一支笔也没能卖出去。当天傍晚，我爬完了最后一座楼，身心疲累地拖着又酸又累的双腿，在迷茫的灯光下寻找回文具店的公交车。

理想跟现实，总是差距悬殊，在现实通往理想的路上，不是长满荆棘，就是堆满狗屎。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会经过文具店附近的公交车，我紧夹装满文具和宣传单的布袋冲上去，挤上车，在铺天盖地的汗臭味中舒了一口气。

有的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聊天，有的人紧握扶手稳如泰山地站立，唯有我，一肩跨布袋，一手拿文具，全身摇晃几欲摔倒。

就是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虽然摇摇晃晃，毕竟已经走在回去的路上。

车子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没有听到期待中的站名。待我反应过来时，我才痛苦地发现：坐反方向了。

气急败坏地冲下车，跑到对面找站台。但在对面的路边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有发现公交站台，问了几个路人，都说这个站撤了，下一站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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