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名利大比武，开不开心，完全取决于与别人比武的输赢。

“赖主任，我考虑过了，法院那边的工作，我怕干不来……”

赖小宁似乎极为可惜：“你不再考虑一下？院长真的很欣赏你，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我真心实意地说：“很谢谢院长和赖主任这么看得起我，但我真的不敢高攀，怕会给大家添麻烦。”

他说：“那……你打个电话与院长说下吧，难得他这么欣赏你。”

不愧是院长面前的红人，什么时候都以院长为先。我说：“我下午抽空过去与院长当面说。”

下午，与院长电话联系后，便去法院。一见面，院长便开门见山：“厉记者，那件事考虑得怎样？”

我略为鋳躇，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对法院的业务不熟，过来恐怕会拖大家的后腿，因此……”

院长打断我的话：“厉记者，你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这样的压力，我可以告诉你，这里40岁以上的法官，几乎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都是在工作中学习的。但这些半路出家的法官，业务能力比那些大学毕业出来的强得多！”

我犹豫了一下，老老实实地说：“我很感谢院长给我这次机会，但法院与报社对比，我觉得报社似乎更适合我。”

院长的眼中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但很快，他就笑着说：“没关系，即使你不过来我们这边，依然可以继续宣传我们法院的工作。”

我说：“对，希望我们今后可以找到契合点，通过具体的案例宣传法院的业务，达到以案说法的目的。”

院长说：“我们今年的重要任务，便是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希望你能参与其中。”

我说：“乐意至极。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乐意配合法院的工作。”

院长站起来与我握手：“年轻人便应该有这样的干劲，我看好你。”我微笑表示谢意，与他道别。

虽然担任人民陪审员没有什么实惠，但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在后来参加的无数次庭审中，我都花大量的精力了解案情，细研法律条文，向法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些虽然花去了我很多时间，但是我认为值得。有的工作，它的经济效益短期内不会实现，甚至也没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但在你参与的过程中，会收获到很多体会和经验，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不计较得失，这是我们常常在年终总结中写的话，但事实上，真能做到不计较的有几人？我的经验是，上司或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有报酬的固然好，没有报酬的，也不推辞。很多人脉资源和交情，其实就是在没有报酬的工作中积累的。

春节过后不久，便是“两会”召开。新闻采访部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采访证，凭着这个证，我们可以自由出入会场。这样的会议，在县里算是比较隆重的了，代表和委员们都身着盛装，整个县府大院里到处都是花篮与彩带，热闹非凡。

根据郑言的安排，我跟的是政协，李东跟的是人大，每天上午和下午开完会后统一到侨联大酒店聚餐。

可是当我把采访证挂在胸前准备与黄占出发时，李东突然走过来，对我说：“阿冰，可不可以与我交换一下？我有个远房表叔是政协委员，他这次从香港回来，我想采访他。”

我当时并不知道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有什么不同，只是认为他既然提出这个要求，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我应该配合，因为我是一个习惯了配合别人的人。

尽管李东与我有过嫌隙，但难得他主动找我，因此我马上表示同意：“好的，那你跟政协吧，我跟人大。”

与李东调换后，我与安伯同一组。一走出门口，安伯便问我：“阿冰，你为什么要答应那个小人？其实主任安排你跟政协，你没有必要理会他。”

我说：“没所谓了，反正跟哪一组都是一样采访。”

安伯说：“不一样的。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农民，而政协委员，大部分都是港澳同胞企业主，你说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说：“都只是采访而已，我没有想得这么远。”

安伯摇头：“你真蠢，大家都想去采访政协委员，你却把机会让给了别人。采访政协委员，稿子容易发不说，年底还可以哄他们做贺年广告，电视台的记者就是每年抓住几个港澳同胞，叫他们做拜年广告，找了不少钱。”

由于毗邻港澳，文革期间，很多本地人跑到港澳发展，事业有成的今天，大部分被家乡政府请回来赋予各种社会身份，参政议政。所以每年都有不少港澳的政协委员通过媒体向家乡人拜年。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说：“啊，我没有想得这么远。”

安伯心有不甘地说：“你让小人算计了。”

我笑笑：“像我这样的蠢人，就算让我采访政协委员，估计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李东想去，就让他去吧。”

唯有这样想，才可心平气和。我想得不如人家远，算得不如人家精，就算是吃亏了，又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很清楚自己的斤两，既然你拿着麦克风唱不出好歌，不如让别人去唱，自己还可以顺便欣赏，也算是自我安慰吧。

必须承认，李东果然不是寻常之辈。

当天晚上，两会会务组邀请新闻媒体在侨联大酒店吃饭。王社与冯社及报社的司机也过来了，与我们几位跑“两会”的记者，刚好凑成一桌。

刚坐定，李东便喜滋滋地走到王社身边，俯下身子伏在他耳边说着什么。只见王社边听边点头，露出满意的微笑，末了还站起来，亲热地拍李东的肩。

安伯看着生气，不屑地对我说：“看那个乜东东的样子，又在讨好领导了。”“乜东东”在广东话中，是“什么东西”的意思。

我笑了笑没搭话。王社突然摆摆手，示意大家静下来。

“今天大家跑‘两会’，都辛苦了！在此我要表扬李东，在跑好新闻之余，他发动了4位政协委员在我们报纸庆祝‘两会’胜利召开，每个版2万元，共创收8万元。后天的报纸扩版，出两会专版。”

羡慕，佩服，眼红……各种意义不明的目光投向李东，李东露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显然是鋳躇满志。

“看他那得意的样子，真是小人得志。”安伯低声朝我抱怨，“这个机会，本来是你的。”我在桌子上拍拍他的手，表示不必要意气相争。

其实我知道，就算我跟政协会议，这个机会也不是我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创收的想法，李东能做得成，不代表我也能。

眼红别人，也得有点自知之明。

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你必须承认技不如人。别人行而你不行，不是因为别人抢了你的机会，而是因为你条件不及人家好。

两天后，“两会”胜利闭幕，我们的两会特刊也做得很成功一一在创收之余还收到人大和政协领导的电话致谢。

下周的例会因此提前到周五举行。王社特意为此事再次表扬了李东：“我们报社，需要的是在新闻采访和广告经营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综合人才，李东这次表现不错，能够想出我们之前从没有尝试过的点子，很好！”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了关于“一流记者拉广告，二流记者勤跑会，三流记者能写稿”的说法，王社的话，不过是再次印证了这种说法。

各人的脸上阴晴之色突显，连郑言，脸上都有了隐隐的忧虑。有人进步，便意味着有人在退步，势必影响后者的心情。

王社继续说，“目前为止，报社的经营还没有纳入记者的考核，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制订具体的措施，刺激创收，至于记者有没有额定的任务，到时再议。”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王社继续道，“这件事会交由冯社来筹划，如果有合理建议的，大家可以会后找冯社交流。”

我默默地听，心下感慨。原以为报社是一处精神家园，想不到创收也会成为当务之急。我常常觉得我妈俗气，整天为了挣那一点小钱而与青菜萝卜过不去，相比之下，我们又能高明到哪去？

唯一的区别，不过是我妈孤军作战，暗暗地打着小九九，而我们把问题弄到桌面上说，貌似光明正大而已，实质上都是项庄舞剑。

见众人议论，王社轻敲桌面：“大家不要不以为然，现在外面一些大城市已成立报业集团，唯有走市场化之路才是报业发展的明智选择。县委县政府不可能养我们一辈子，我们想过得滋润些，仍然得自己动手！”

冯社接过话来：“我们会考虑另外推选广告部的负责人，一年如果能完成300万元的广告任务，报社将在年终时奖励百分之三。”也就是说，完成任务者，可获奖励9万元。

话音未落，四周一片寂静。当时我们每月的工资加稿费，收入不过是2000多元，加上种种福利，年薪3万元左右。当时的报社，虽然有广告部，但并没有独立负责人，由社长直接管理，下面仅有两个广告业务员，平时只负责遗失声明的登记，很少主动出击拉广告。

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报社的广告部，一年收入才100多万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郑言若有所思，李东跃跃欲试，安伯长吁短叹（估计在暗暗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机）。

会后，诸人回到办公室依然议论不已。我无心参与，收拾好东西便速速离去，与周永约会。

9万元，谁不想要，关键是我知道自己没有这本事。

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固然重要，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更为可贵。而有一些人，偏偏喜欢与自己过不去，不知道自己所不能之事，对别人羡慕妒忌恨，永远一副别人欠他八百万的嘴脸。

那样，只是辛苦了自己的一张脸，对别人却毫发无伤。

周永带我回家吃饭。这是前几天便约定的事，可是临了我却有点心虚，再三犹豫。

正想告诉他先带我去买水果，他却示意我看车后座。一个很大的榴莲，还有一袋山竹。水果之王与水果之后都齐了，看来这个人为了帮我撑面子，花了不少银子。

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你买的，不算数，我第一次上门，说什么也得买点东西。”

周永笑：“行了行了，你算是下嫁给我，没有必要这么讲究。”

我只好由他去，坐上车跟他回家。

他的家，在县城的新开发区，单家独户，一座三层半的小洋房。这样的一套房子，放在开发商的小区里，便是价值200多万元的豪华别墅了。

我们这座县城的人，都热衷自建房，谁有了钱，第一件事都是花几千元买块地，然后等有钱时再建房子。这几年地价略有上涨，买一块地估计得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但人们依然照买不误，因为他们认为有天有地的自建房比空中楼阁的商品房好多了。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本地城市规划非常混乱，整个城区都是参差不齐的自建房，乍一看就像城乡结合部；还有，房地产发展不起来，在别的城市很牛的房产商，来了这里都垂头丧气，水土不服。

进了周永的家，他爸妈都在。我在一些公众场合已见过周永的爸，虽然双方没有直接打招呼，但也算是认识了。双方点点头，他称我厉记者，我叫他周局长。

周永的妈是家庭妇女，退隐江湖多年，也许应该说她压根就没有趟过江湖这潭浊水，因为她一直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丈夫和儿子，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她亲热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叫我阿冰，上下打量我。

我脸色发烧，称她阿姨，慌忙把周永买的水果递给她。她说着客套话，接过水果，招呼我进饭厅吃饭。

周永的家，与我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有饭厅，有客厅，还有酒吧，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摆设。而我家，饭厅是它，客厅是它，如果乡下有亲戚来，客房也是它，有时候，它还是我妈的泡菜生产车间。

我不由得自惭形秽。我一直以为腹中有诗气自华，原来，这都是穷酸诗人自我安慰的说法。

一个穷人，站在一个富人面前，如何“华”得起来？顶多要强地说句：“我穷，但是我穷得有骨气。”唉，又不是要熬骨头汤，拿那骨气出来说啥，不如省下那口气，好好去挣钱才是正经事。

我拉着周永妈的手，老老实实地表示艳羡：“阿姨，你家真漂亮。”席间，周永爸一直在热情地招呼我多吃肉多吃菜，周永妈却小心翼翼地打听我的家庭情况。我认真地说：“阿姨，我家的条件不是很好，我爸和我妈都下岗了，我妈在市场上卖头菜，我爸在一家工厂当门卫。”

周永妈笑着说：“没所谓的，我们不是封建家长。我嫁周永爸时，他还不是种田的，关键是你们年轻人相处得开心。”

我暗暗舒了一口气，说：“我们是同学，认识好多年了。”

周永妈说：“这个周永，早应该带你来家里玩玩了。我们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女孩子有正当职业，身家清白就可以了。”

我心里陡然不安起来一一我想起了方生的事，脸上的神色，瞬间暗淡。

周永以为他妈的话题令我不快，忙夹了我喜欢吃的菜放进我碗中，不让他妈再盘问：“吃饭吃饭。”

我感激地朝周永笑笑，心情却再也无法恢复过来。直到他送我回家时，我依然在纠结：要不要把方生的事告诉他。

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告诉他。因为我觉得，在我与他相恋之前的种种，与他无关，说不说是我的自由。

后来，这成为他指责我的理由，认为我没有对他如实反映我过往的情况。只是，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我过往的种种经历，何须向你备案？

只不过，中国人的婚恋习惯，便是男女之间一旦建立恋人关系，彼此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犯罪嫌疑人，你曾经做过的坏事要如实禀报，甚至你曾有过的不安分想法也视为犯罪未遂，要时时讲日日讲，阶级斗争时刻不能忘。

如此一来，哪里还会有好人？所以，国人的婚姻，以不幸居多，幸福的婚姻，往往只是小三小四安分守己，暂时还没有逼宫的雄心。

这一年的夏天，我成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利用参加庭审的机会，挖出了多篇视角独到的深度报道。

刚开始的时候，法院对我还比较担心，害怕我会在案件未审结之前就报道庭审，给审判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赖小宁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婉转地表达了这个忧虑。

我说：“赖主任，凡是案件的报道，我们会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讲事不讲人，不点具体的人名以避免矛盾；二是不作主观判断，只采访相关当事人和办案人员，把方方面面的说法呈现给读者；三是发稿前必请你们审稿，不给法院工作添乱。”

赖小宁连连说：“对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实行起来应该不难。不过最后一点我要说明的是，因为有时候稿件完成的时间比较晚，我希望法院能定一个人专门审稿，就算是下班后也要及时审稿，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会太多。”

赖小宁表示同意：“院长比较重视这件事，由我来跟吧。”

我连忙表示感谢，心里暗暗赞许。研究室有几个人，赖小宁完全可以随便点一个人来把关，但我发现，但凡院长重视的事，赖小宁总会自己跟到十足，哪怕牺牲休息时间也在所不惜。

院长欣赏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又能干又乖巧的属下，谁不喜欢？真的能让领导欣赏且又重用者，又岂止是会拍拍马屁这么简单？

那些动辄攻击领导重用马屁精之人，其实是自己吃不到葡萄，又不愿意承认自己身材矮小的人。这种人，还喜欢暗暗地给自己戴上一顶历史悠久、品牌很响的帽子：怀才不遇。当然，这是国产货，国外似乎没有这个品牌。

此后，我在这些稿件的“本报记者”后面，都加了“通讯员赖小宁”的字样，这样他每篇可以拿到数十元的稿费一一虽然不多，但聊表我对他的谢意。

初时他很不好意思：“厉记者，稿子是你写的，没有必要加我的名字，我审稿也是工作职责所在。”

我说：“赖主任，凡是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便利的，都是我们的通讯员。通讯员的稿费不高，实在惭愧，仅够买点水果而已。”

我的好意，八面玲珑的赖小宁岂会不知，自此待我更加热情，凡事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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