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阿美说：“恭喜你，想不到我们有天会一起在县府大院里办公。”然后又告诉我，“周永一直向我打听你，要不找他一起出来坐会？”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周永一直比较害羞，是我们班上的“怕羞草”。

上学时代的我，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子，经常与班里的男同学开玩笑，称兄道弟。那时候的周永，与我虽然比较聊得来，但却极少在我面前开玩笑。

有的人就是这样，或许你们已经很熟悉，说话的时候也能找到一些话题，但你们之间永远不会有共鸣一一也许，是因为不在同一个频道，所以注定不会唱响同一首歌。

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说，周永与女同学说话，会脸红。

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见他了，当阿美提议叫他来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了下来。

只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就驶近我们饮冰的档口，随后，周永从车上走了下来。想不到一年没见，周永都开上小车了。

“听说周永他爸在下面一个镇搞了一个非常大的果园，种了荔枝、龙眼很多水果，还养猪养鸭，现在大发了。周永一毕业，他爸便送了这辆小车给他。”阿美说。

我“哦”了一声，没有搭话。当我在广州为一天花费70元而心痛的时候，周永已经拥有一台十多万元的小汽车。

尽管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尽管我们曾经是比较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在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踏进人间的那一脚后就决定。

周永过来与我们打招呼：“阿美！阿冰！盼了一年，终于盼来了你们的召见。”

我朝他笑笑。他变得会说话了，不再是那个会脸红的怕羞男生。

他点了莲子冰，再帮我们要了一包开心果，然后便开始说说笑笑。同学之间，无非是说谁谁找了好工作，谁谁谈了恋爱。

“阿冰，你知道吗，我上学的时候，很羡慕坐在你后座的阿强，你叫他兄弟，他也叫你兄弟。你们可以随便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却只能与你老老实实地说话，想笑都笑不起来。”

我笑：“所以你一踏进社会，第一件事便是学会不老实，专与女同学称兄道弟？”

周永笑：“这是我的理想，但现在还没有实现。”

正想反击他，却不料我包里的传呼机响了，是家里的电话呼我。忙走到档口边的公用电话复机。

是我妈找我。“阿冰，你在哪里？快回来，今晚天气这么热，我怕头菜会闷坏，你快回来陪我到坑里把头菜搬回来，不然明天全怄坏了。”

一般来说，头菜要完成腌制的过程，需要10天左右，但如果遇到天气太热温度升高，就要提前把它们弄出来，不然持续发酵，头菜会变坏。

如果头菜怄坏了，还会污染大坑里的盐水，一坑盐水大概需要50斤盐，这个损失是相当惨重的。

我与我妈虽然不团结，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讲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凡是关系到钱的事，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我妈的安排。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在挣钱这个问题上，我妈一直看得非常准。

因此我马上说：“好的，我马上回来。”

我突然要走，周永与阿美很奇怪。我解释：“我家里有点事，我妈叫我马上回去。”

周永说：“我送你吧。”

我不好意思地推辞：“机电厂那边的路，不太好走，不用了吧？”

周永说：没所谓的，何况你有急事，不然你妈也不会这么急找你。

跑去坑里挖头菜，算不算急事？我只好解释说：“其实我妈是叫我回家一起到外面捞头菜，再不捞，头菜会被怄坏了。”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妈是卖头菜的。

周永笑了：“我送你回去吧，我最喜欢吃白粥头菜了，正想看看头菜是怎样腌成的。”

我只好向阿美告别，拉开周永的车门坐向副驾驶座。机电厂离市区不远，但道路不平比较难走，不断听到石子被车轮压中反弹击到车身的声音。

“如果送别人走这样的路，我会比较心疼车子。”周永对我说。我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也不想麻烦你的，真不好意思。”

周永笑：“我开玩笑的，你当真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机电厂宿舍的楼下。我妈已经心急地在楼下等我。由于天黑，她需要打电筒还要担一对大桶，一个人根本无法捞头菜，因此一定要等我回来。

“阿姨，把两个大桶放在车尾箱上，我载你们过去捞头菜。”周永自来熟地向我妈招手，我妈一听喜不自禁：“哎呀，太好了！我正担心天黑不好走呢。”

我们的头菜坑，是在山边，周永把车灯打着，与我们一起捞头菜。头菜浸泡在盐水中，味道不是很好闻，周永却若无其事地忙个不停，转眼间就把头菜都捞了上来。

两大桶头菜，实在太重，周永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过来，贴近坑边停好，再一桶桶地搬上车尾箱。

他浑身是汗，在车灯的照射下可看到他白色的上衣都被盐水沾上了黄点。我有点过意不去，不禁小声说：“真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他朝我笑：“要不你帮我洗？”

我也笑：“你敢脱下来我就敢帮你洗。”

有的玩笑，是为了活跃气氛，有的玩笑，则是互相试探。

而我当时，根本没有试探的念头，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工作。

随着与妇联权益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的稿子渐渐多起来，而且反映的大部分是社会热点问题一一从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的角度剖析，类似于“以案说法”一一很受读者欢迎。

现在，我外出采访与别人交换名片时，人家会说：“哎呀，厉记者，常在报纸上见到你的名字，你写的深度报道很有现实意义。”

我相信，这里面会有一些迎合的客套话，但想必对我的报道也是有点印象的。我暗自欣慰：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的工作终于渐渐踏上了正轨。

夏天过去后，便是秋凉。在这个秋天，我与法院的关系突飞猛进。这缘于一件事。

一天晚上，正在办公室加班时，接到法院研究室主任赖小宁的电话。

赖小宁说：“厉记者，我们这边出了点麻烦，你有没有空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

赖小宁说：我们法院大院让人围攻了，我们院长想让记者来采访，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还群众一个明白，还法院一个清白。”

我说当然可以。法院院长是刚从市里调下来的，我只见过他一次，印象中他是一个长相斯文的中年人。很多部门和单位在麻烦上身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便是回避媒体，想不到他主动请记者去，单凭这一点，已让我对他生发好感。

在后来的相处中，我得以再次印证了这个看法。有时候，从一件事上，便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修为，正所谓一斑见全豹。

10分钟后，法院的车在楼下接我，我兴冲冲地带了相机和采访包冲上车便出发。到达法院的时候，发现有人在法院门口做起了道场，整个法院大门口已被包围，哭的，闹的，骂人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这就是热情的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中国人。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能找到快乐的源泉：哪怕是别人的不幸，也能让他们雀跃；不管剧情如何，个个都要当热情的观众。

在这个全民皆八卦、个个忙围观的年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不发展，真是没天理。

按赖小宁的意思，是让我先找办理此案的法官了解情况。我说：“一会再听法官的说法，现在我先找事主了解情况吧。”

赖小宁欲言又止，不过看我态度坚决，只好说：“好吧。”

我拨开人群，走到靠近法院大门的位置，几位老太太正趴在那里，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一一但看样子并不伤心。很显然，这几位老太太是“群众演员”。

在基层，但凡发生纠纷，苦主总会想方设法在亲属中找几个能哭会骂的老太太来撑场：一来可以增强阵容扩大影响，二来执法者不敢与老太太发生肢体冲突以免节外生枝。

这样的班底，是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盖因任何一位老太太，都有以一敌十的气势。

我蹲下来，对几位老太太说：“几位阿婆，我是记者，发生什么事了？可以与我说说吗？”

不等老太太回答，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马上凑过来：“你是记者？正好，我有话与你说。”

原来，围攻法院事件，与一宗离婚官司有关。

中年男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才21岁，当天下午喝农药死了。

事情的发生，得从3年前说起。3年前，女事主才18岁，因为与邻村男青年情投意合，搬到对方家中同居，并于2年前生育了一个女儿。

这种事，在农村是很常见的，当时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1年前，男青年跑到市里打工，认识了一个外来妹，便天天吵着要与女事主离婚。女事主不答应，两人经常为此激烈争执。

大约半年前，男青年与外来妹在外面同居，并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而随后法官发现两人根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于是便解除了双方的同居关系。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还未出台，放在今天，法院根本不会受理。

按照双方的协议，两人并无共同财产，唯一的女儿归女事主抚养。

与女事主解除同居关系后，男青年干脆把外来妹带回家居住，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快临盆了。

案发当天，女事主带女儿到镇上赶集，刚好见到男青年带着新欢也在镇上赶集。见到情敌的肚子硕大无比，回想起自己受到的屈辱，女事主想不开，当即买了农药带回家一喝而光，当场口吐白沫而死。

女事主全家人痛不欲生，这时候有人撺掇女事主的父亲：“你女儿的死，完全是法院判决不公造成的。一定是对方送了黑钱，你女儿才会什么都没捞到就被判离婚。你们要去法院闹，叫法院赔钱！”

女事主的父亲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叫来几名宗亲，再在村中召集数十人，请来镇上的客运中巴，浩浩荡荡围攻法院而来。

千万别以为这是演戏，在基层，因为人们对法律的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当然，在一些群体性的事件中，也有一些是当事人确实饱受冤屈才出的下策。

把事情弄了个大概，我让赖小宁帮我找来办理此案的吴法官。其实离婚官司本来是宗小案件，想不到却弄出人命还被人围攻法院，因此吴法官懊丧而害怕。

这宗纠纷的起因，吴法官说的与死者父亲说的一模一样，只不过，他再三申辩：“男青年与女死者穷困潦倒，根本没有共同财产可分，

我哪能收到什么黑钱？”

看着他脸红脖子粗地解释的样子，我深深理解他的苦衷。

谁没有试过有理说不清的时候？既然说不清，就不说好了，不然你越说，人家越会确信你的解释其实是掩饰。

所以从那以后，遇上难缠的人，我根本不解释：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责任；如果不是我的错，我自然会让级别比我高的人来理顺脉络，何必与不相关的人纠缠？

向吴法官要来了女死者与男青年解除同居关系的文书复印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我准备拿回去细细研读后写稿。

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法院大门口仍然人山人海：兴奋的围观者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摩托车、自行车把法院大街都停满了；开心的小贩推着小推车赶来，摆开架势卖烧烤、卖红薯，像是遇上了节日。

这便是现实，不管有人多么悲痛，总会有人像过节一样开心。江湖就像一塘浊水，任何时候，都有人趁风起云涌之际浑水摸鱼。当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办公室里写稿。事情很简单，但理顺脉络分析法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清晨六点多，我才写好了稿件，题目是《如何评说，这场法盲导演的闹剧》，并配了一篇评论。

把稿子扔进稿库，给郑言留下一条简单的字条，我便回家睡觉了。等我一觉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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