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当贝多芬患上当时无法治愈的神经性耳聋症时，他才27岁。

耳朵对音乐家有多重要自不必多言，他竭力寻医挽救，可是毫无效果，病情日益恶化。没有耳朵，贝多芬还怎么倾听美妙的音乐？他的音乐生涯仿佛就要到此结束了。

他变得暴躁起来。一次当他走进餐厅，坐在桌旁用餐时，因不满女管家做的汤，竟把汤泼到了她的脸上。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发怒或生气，他会把墨水瓶摔到钢琴的琴键上。他甚至会把水倒在床上，而使住在楼下的房客被水所淋。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彷徨，贝多芬的高逆境商起了作用。他决定自己不能这样虚度一生，自己还很年轻，他不能被意外所摧毁，他开始自己烧茶做饭，自己动手收拾凌乱不堪的居室。

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你啊，可怜的贝多芬！世界不再给你任何幸福。你必须把所有的工作，从自己的内部创造出来。你只有在理想的世界中去发现你的快乐。”

众所周知，《热情奏鸣曲》、《命运交响曲》等脍炙人口的名作，都是贝多芬在耳聋之后的一段时期创作出来的。

攀登者在遇到意外灾难降临时，他们不会逃避，而是勇敢地去面对，他们总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振作的机会。

攀登者在遇到逆境时，会经常告诉自己“我要马上行动”、“我才不会退缩呢”、“应该会有办法的”等充满可能性的语言，他们谈论能做什么，如何做，他们谈论行动，厌烦那些没有行动支持的空谈。攀登者向结果奋进，他们的语言反映着他们行动的方向。

世界知名的演说顾问兼作家多罗茜·莎诺夫是一个典型的攀登者，她在医生宣告她无法唱歌之后，仍然以特殊的方法持续她的歌唱生涯，因为她的生命词典中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个词。她是这样讲述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的：

离我开始做的第一份工作已经有几个星期了，那份工作是在圣路易市立歌剧院做临时女演员。我感冒了，喉咙发炎，但我仍然没有停止排练，结果喉炎越发严重，最后竟失了声。

我只好保持安静，希望到圣路易的时候就可以复原，但我错了。我的声音还是不对劲，但没办法，我还是得按照预定计划，站在舞台前面，面对满座的观众，与森特·普莱斯同台演出。我开口高唱，但没有声音，什么也没有。

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完蛋了。于是我跑去找国内顶尖的喉科专家，“我想你不能再唱歌了”，他说，“你可以说话，但我怀疑你是否还能唱歌。”

我茫然若失，这是任何一个歌手结束事业的前兆。医生打算给我做声带手术。我很欣赏的一位大都会歌剧女高音就做过这种手术，但她的声音却从此大不如前了。除了手术，我还有另一种选择：完全不出声，让声带有痊愈的机会。我就这么办了，四个半月里完全不吭一声，一个字也没说。后来，我被允许悄悄低声说10个字，之后，被允许用平常的声音说出10个字。回音就像钟楼的钟声一般，令人难忘。

复原8个星期后，也就是站在舞台上没有声音6个半月以后，我成为纽约市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在18场歌剧演出中，和格特鲁德·劳伦斯合演《国王与我》并在俱乐部里演出，还曾5次出演埃德·沙利文的剧目。

令人感到神奇的是，除了保持事业的大门畅通之外，莎诺夫还不经意地打开了另一扇门——她成为世界知名的演说顾问！

“当我失去声音时”，她解释道，“我发誓要学习所有与声音相关的知识，不让我的悲剧降临到我认识的人身上。在这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改变说话的方式，例如降低音量，改变共鸣音等字，我的第二个事业就这样展开了。”

这就是攀登者，他们从不为自己找到试图放弃的借口，更不会用带有消极意味的语言暗示自己。他们会坚定目标，一往无前，直至成功。

中途而止者

中途而止者在攀登的路上仅仅走了一段旅程，然后就对自己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于是他们厌倦了攀登，开始停下来，搭起帐篷，在那儿宿营。他们以这种方式来逃避逆境，并了此残生。

中途而止者的大部分都是退役的攀登者，他们虽然接受了攀登的挑战，并且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却在达到某个高度之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努力，或者具有像以前那样的牺牲精神，这些人已经丧失了自身本来具备的优势。

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授予了他许多勋章和锦旗。有电台记者问他：“您以后将如何面对您现在遭受的厄运呢？”

他说：“我只知道歹徒现在还没被抓获，我要亲手抓住他。”他那只完好的眼睛里射出一种愤怒之光。这以后，亚瑟尔不顾他人劝阻，参与了抓捕歹徒的行动。他几乎跑遍了美国，甚至独自一人去了欧洲。

9年后，那个歹徒终于在亚洲的某个小国被抓获，当然，亚瑟尔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庆功会上，他再次成了英雄，许多媒体称赞他是全美国最坚强勇敢的人。

半年后，亚瑟尔却在卧室里割脉自杀了。在他的遗书中，人们读到了自杀的原因：“这些年来，我都是为抓住凶手而活……现在，伤害我的凶手被判刑了，我的仇恨被化解了。但是面对自己的伤残，我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

亚瑟尔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即将成功看作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而不是一个旅程。当他成功地到达了一个目标后，就不再继续攀登。而事实上，攀登应是一生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亚瑟尔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这只是一个特例，其实大多数中途而止者并不会有像亚瑟尔一样的经历，他们厌倦攀登以后，就对自己说：“这就足够了。”他们宁愿牺牲可能更好的事物，而去留恋现有的一切，他们非常满意这种弃大求小的取舍。

他们通常认为，此时停止攀登、享受劳动成果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享受部分攀登所得的那一点点风景和舒适，对他们来说，足够了。

中途而止者在攀登山峰、寻找那一席之地时，可能遇到巨大的逆境。不幸的是，逆境最终致使中途而止者在风险和报酬之间权衡，最终还是放弃了攀登。

中途而止者一旦停下来，就开始将自己的精力花在物质享受上，以求过得越舒服越好。他们将精力和资源全放在所得的一席之地上，而没有想到，如果正确运用，这些精力和资源将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中途而止者有平常的创造性，并且精打细算后承担风险，但他们通常稳稳当当去做一些改变，只在存在最小危险的地方承担风险。中途而止必然使自己丧失能带来巨大改变的无数信念。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在打破现状从一种奢望转变成一种生存技能的时代，中途而止者维持现状的倾向即使不是致命的，代价也必然非常昂贵。

中途而止者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的生理、智力衰退得越厉害，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逐渐失去攀登的能力，他们的工作表现、自身状况也就江河日下。最终他们会认识到，尽管他们试图力保一席之地，最后还是免不了失去这一席之地的。

中途而止者乐意寻找其他一些中途而止者作为同伴，并同他们交往。他们有着往日的伤疤、积累的经验，学会以实现为代价去获得满足。他们的人际是—种有把握的游戏，从未试图准备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进步，更有意义。他们只能到此为止，并最终丧失很多。

中途而止者有一个有限的逆境域值，能找到放弃攀登的堂而皇之的借口。他们的语言是“这够好了”、“这项工作的最低要求是什么”、“我们干到这儿已经够了”、“这还不是最坏的”、“去干那，不值”、“我在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语言涵盖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中途而止者的人生信条是，尽管通过数年的努力，生活的逆境状况改善可能很少。殊不知攀登的成本高，其收益也高。永久的中途而止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可能享受到那些对他们来说很有可能的成功。

遇难而退者

遇难而退者在遇到逆境时，他们会选择放弃、推诿或依赖别人。他们放弃攀登，拒绝山峰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忽视、掩饰或者是放弃了继续攀登的人类基本核心推动力，甚至拒绝成功生活的召唤。无疑，遇难而退者是逆商最低的一群人。

遇难而退者看似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但不幸的是，在生活中感到沮丧和痛苦的常常就是这群人。遇难而退者遭受的痛苦比他们试图通过选择不攀登而逃避的痛苦大得多。毫无疑问，一个人可能面对的、让人肝肠寸断、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回首辛酸的一生。这就是遇难而退者可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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