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把制度升华为心灵偶像(3)

请看这组案例。

当年，肯德基进入中国市场之前，曾派一位执行董事来中国市场考察。他来到北京街头，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穿着都不很精致，就报告说：“炸鸡在中国虽然能有消费者，但目前尚无大利可图，因为中国人消费水平低，这种快餐食品，不会有很多人真正能掏钱买”。

由于他工作浮躁，缺乏严谨的工作作风，仅凭直观感觉和经验作出预测，被总公司以不称职为由降职处分了。

接着，公司又派了另一位执行董事来考察。这位先生在北京的多处街道用秒表来测行人流量，然后请500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品尝炸鸡的样品，详细询问他们对炸鸡的味道、价格、店堂设计等方面的意见。随后，他又对北京的鸡源、油、面、盐、菜及鸡饲料行业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经过总体分析，得出了结论：肯德基进入北京市场是能够盈利的。一只炸鸡的利润虽然微薄，但由于消费群庞大，市场前景一定非常可观。

果然，北京市第一家肯德基店开张后不到一年，盈利就高达260多万元。

主动与被动，也可以看作是积极与消极，你看这两个人，对公司派遣他们到北京来执行一项任务，表面看都接受了，服从了，但效果则大相径庭。原因是什么？一个工作做得细，一个做得粗；往本质上说，那个工作做得细的，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而那个工作做得粗的也无非就是应付了事，只是简简单单地完成任务罢了。所以马马虎虎，走上一道，草草收兵，敷衍塞责，这种服从，就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效果自然会很糟糕。

而更糟糕的是他自己的命运。也许，消极服从，其后果大概都不会很阳光。

真心服从/勉强服从

我在北京军博参观时，曾为一件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志愿军军服而震撼不已，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烈士牺牲时所穿的制服。

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是在英雄崇拜的氛围下渡过的，那时我们理解的“英雄”，都不是“人肉”长的，或是“钢铁战士”，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所以，青少年时期，觉得像邱少云、黄继光这样的英雄离我们太遥远。

如今带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位远去的英雄。这时尽管我将远年积攒在心里的幼稚的英雄情结淡化、弱去。但面对这烧焦的衣冠，还有解说员声情并茂的讲解，让我真心体验到英雄的伟大。当时，敌人的燃烧弹引燃了邱少云身边的草丛，他只须打一个滚儿就可避免“引火烧身”，但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目标，他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坚持着一动不动，直到壮烈牺牲，他以生命为代价，为整个战斗的胜利，做到了他应该做的……当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邱少云潜伏的位置上发现他用双手在地上抠出的深深的土坑。由此可以想象，他当时要忍受怎样的肉身的疼痛？

如果说服从，我觉得这是真心服从，还有什么比用生命做代价去遵守一项纪律，执行一项任务，更崇高、更能说明问题呢？

所以我说，这就叫真心服从。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非得拿生命作代价才算真心服从，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案例强调：所谓真心服从，一定会体现出一种心理认同，一种彻头彻尾的“愿意”，一种不择不扣的“接受”。

相反，勉强服从，就是一种非常无奈的服从，一种不是发自内心的“应景”，甚至会表现出一种机械性。

冯友兰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位老师饿了，让他的学生到街上去买一块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圆面包和长面包，没有您要的那种（既不长又不圆的）‘面包’。”

于是，老师就让学生去买一块“圆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黑面圆面包和白面圆面包，没有您要买的那种（既不是黑面也不是白面的）‘圆面包’。”

于是，老师又让学生去买一块“白面圆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还是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冷的白面圆面包和热的白面圆面包，没有您要买的那种（既不冷又不热的）‘白面圆面包’。”

于是……结果不用多说，那个学生永远没有买来面包，而那位老师如果不是自己动手，亲自去街上走上一遭，就只能等着饿死了。

像这样的服从，既机械又无奈，还不如压根就别去 ，派了别人，面包早就买回来了。如果不是诚心对老师的“指派”有抵触情绪，这个学生肯定是个一事无成的阿斗。

快乐服从/痛苦服从

2008年9月27日，航天员翟志刚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茫茫太空，成为中国“飞得最高、走得最快”的人。手持鲜艳五星红旗，身穿“飞天”舱外航天服，翟志刚在浩渺的太空美景映衬下，向全球亿万观众轻松挥手。可你要知道，挥手之间，他已奋斗10年。

翟志刚的成功来之不易，这期间就充满了一次次的“服从”。发射“神五”时，他落选了，发射“神六”时，他又落选了，但他以快乐的心态接受组织挑选，每次落选都无怨无悔，继续训练；他是14个宇航员中唯一一个3次入选飞天梯队的宇航员。翟志刚说：成功没什么诀窍，对于我，主要有3条：刻苦训练，服从组织，耐心等待。

10年来，他一直在专心训练，心无旁骛，不管是否被选中，都毫不松懈地学习理论，掌握技术，熟悉操作指令，争取最优。从“神五”到“神六”，虽然他两次都与飞天失之交臂，但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这样评价翟志刚：“ 每次落选都不会把失意写在脸上，他以后的训练则更刻苦。”这样，他的技术越来越高，素质越来越全面，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走向他的奋斗目标。

10年里，他虽然一次又一次作为候补队员，目送队友飞向太空，仍不急不躁，保持快乐心态，精益求精地训练，孜孜不倦地学习，有条不紊地准备，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机会，他也紧紧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大显身手。诚如航天英雄杨利伟对他的评价：在“神七”出舱任务中，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如果一定要打分的话，我给他打100分。

你看，像翟志刚这样的服从，不就是快乐服从吗？相反，有一种“服从”，我觉得，那是一种痛苦的服从，是我们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所不予肯定的。

提起束星北这个人物，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提起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可谓华夏之大无人不晓。1972年的时候李政道首次回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是不乏人才的，只是你们没有使用罢了，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当时就连泱泱大国的总理，也不知道这个束星北为何许人也。

你要知道，要论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束星北早年先后在美国拜克大学、加州大学的物理系学习，经世界著名理论学家惠特克等引荐，曾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后来又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刚刚25岁。就在这一年，他回国结婚，从此因种种原因再没有出去。有专家断言，如果他当初从国外不回来，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因为他那时已经踏进了世界物理学的前沿。

回国后，他与王金昌、苏步青、贝时璋等一大批一流的学者，被竺可桢聘为浙江大学教授。李政道就在这时听过束星北的课。

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大科学家，建国以后，则命运多舛，连遭厄运。这里，我们先不谈人所共知的政治原因，而只从他的个人因素谈个细节，从中你会看出这厄运临头他自己应“承担”什么“责任”？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同样也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坐在台下的束星北突然来到台上对着讲堂里所有的人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完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束星北却固执己见，毫不服气地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1979年，因为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可谓“众里寻她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束星北，那一年他已73岁。当时，仅仅为了这一项计算，上面就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却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航天学界曾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然而4年后，他便猝然长逝。

束星北这样的大才子，一生郁郁而不得志，对制度的服从，对他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终其一生，他纵然是才高八斗，亦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结局。

要问这悲剧的根源何在？有社会原因，有性格原因，而不懂什么叫服从，也是这位大才子的致命软肋。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五、用制度文化提升自我

一个不遵守制度的人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一个不遵循制度的民族是一个不可靠的民族！制度只能对君子有效。对于小人，任何优良的制度威力都将大打折扣，或者是无效的。德胜公司的合格员工应该努力使自己变成君子。

这段话是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圣哲先生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你看，在聂圣哲的心中，制度可以让一名普通员工变成“君子”，看来制度不仅是约束、限制人，而且还可以并且能够改变人、陶冶人，提升人。

这个时候，制度就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

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念文化、视觉文化，共同构成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

我们在企业组织中拼事业，拼人生，都希望早日成为更优秀、更卓越的人才，我们不能忽视制度文化的特有功能，为此作为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以自觉强化综合素质的提升。

那么通过制度文化，我们在那些方面，可以用来提升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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