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会师风云
北渡金沙江以后，威胁中央红军安全的已不再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而是饥饿、寒冰、雪山、沼泽以及最令人难以想象的内部纷争。当八万名红四方面军战士森林般站在中央红军面前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事先被告知拥有三十万人马的老大哥不足四万人，而且衣衫褴褛，面目黧黑，扶伤携病，步履蹒跚，似乎一触即倒。张国焘惊喜不已，他充分感受到自己八万雄兵的强大和优越，眼里闪出无法掩饰的贪婪、膨胀。为攫获最高权力，一颗躁动的心把会师的气氛搅得紧张、火爆。
精明的张国焘深知，攻克堡垒的最佳途径是从内部分化，他将两只手分别伸向毛泽东的左臂右膀——彭德怀和林彪。
四川茂县，四方面军总部热气腾腾，张国焘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动员全体将士积极行动，从战役配合、物质供给、政治宣传各个方面做好迎接老大哥的工作。
会议在陈昌浩拟定的欢迎口号上发生争执。
“迎接三十万中央红军这条主要口号怎样？”陈昌浩是湖北汉川县人，时年27岁，精明强干，有魄力，有胆量，在红四方面军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中央红军有三十万，数字准确吗？”徐向前不仅军事艺术卓越，为人处世还以宽厚、谨严著称。他在四方面军中资格最老，可以说是他一手把这支多达4个军8万余人的部队拉扯大的，战士们称他为“四方面军之父”。
“宣传嘛，讲求鼓舞人心、激励士气，中央红军数字到底是多大，我也不清楚。”陈昌浩不以为然。
“还是留点余地为好，以免将来产生消极的后果。”徐向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心中还有深一层的忧虑，担心不切实际的夸大会带给中央红军难堪。
张国焘根本不相信中央红军会有三十万，他想可能比四方面军多，翻一倍也最多只有十五六万。但是，张国焘还是同意陈昌浩的意见。
会议决定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赶往雪山,迎接中央红军。
韩东山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6月初奉命从驻地汶川到总指挥部报到，徐向前详细地布置了任务，兴奋地说：“两军会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时刻！你韩东山是迎接毛主席的第一个红四方面军的代表，说不定将来还得给你上书呢！”
从汶川到懋功，约300余里，途中尽是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有时连个向导都找不到，到处是一望无垠的群山。6月7日，红二十五师攻占懋功，留两个营守城，韩东山率部奔赴县城东南方向的达维。
达维位于夹金山以北，白雪皑皑，日出红装素裹，日落阴冷刺骨。到达达维后，韩东山派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进发，一方面警戒灌县之敌，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
6月8日，三营回电话，未发现中央红军踪迹。
6月9日，三营进至巴朗地区，与敌遭遇，营长陈玉清等60余人在歼灭敌军的战斗中牺牲，夹金山北麓仍无人畜动静。
6月10日中午，一个参谋跌跌撞撞跑进红二十五师师部，身未进门，喊声先到：“师长，师长，电话，电话。”
韩东山从炕上一跃而起，“什么电话？哪来的电话？”
参谋手舞足蹈，结结巴巴地报告：“来了！来了！”
“谁来了？”韩东山揪着参谋的衣服，用劲地摇晃。
“七十四团……电话……和中央红军——会师了！”参谋好不容易才在极度的激动中把话说完。
喜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全师驻地，用不着下命令，战士们争着清理房屋，张贴标语，预备铺位。傍晚，人们三三两两站立在达维镇外高坡上，久久眺望暮色朦胧的夹金山。
6月12日下午，等候两天的红二十五师终于望见了中央红军。同是灰布军装，同是红星闪亮，同是纯朴憨厚的脸，同是结满老茧的手……一、四方面军指战员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这些在死神和刑刀下眼都不眨的汉子一个个泪水盈眶，他们跳呀蹦呀，喊呀说呀，心里的话如同开闸的水，汩汩涌流，无法抑止。
韩东山迎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等领导走去，一个都不认识，只是忙着敬礼问好。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老师长陈赓出现了。陈赓1932年曾在鄂豫皖苏区任红十二师师长，是当时任副团长的韩东山的上级。陈赓为韩东山一一介绍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总算为他解了围。
会师之后，韩东山立即电告随后跟进的李先念和四方面军总部。李先念立即带领红八十八师赶到懋功迎接。
懋功的山谷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李先念领着战士们振臂高喊：
“欢迎党中央！”
“欢迎朱总司令！”
“欢迎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央红军两年来征战万里，历经千战，无日不战，无战不险，可谓备尝辛苦。刚刚翻越夹金山，便遇到亲人般的欢迎、款待，全军陶醉在会师的狂欢之中。
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也掺和着一丝丝不和谐的杂音，这就是张国焘踞傲的声音。
6月17日，暂驻懋功的**********几乎同时收到两个报告。
第一份报告是屯兵于理县靠前指挥作战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写的。他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先打胡或先刘须亟待解决。西征军万里长征，连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
徐向前的报告，宇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理解、尊重和服从。他随信还送来两幅川西北地区的地图，这是“无价之宝”，对于一方面军在茫茫雪域草原行军作战帮助甚大。
第二份电报是张国焘、陈昌浩从茂县后方打来的。他们不同意中央北上打胡的计划，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红军应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为解决一、四方面军战略方向上的分歧，6月20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3日，张国焘日夜兼程赶至懋功境内。毛泽东、朱德、博古和尚在感冒发烧的周恩来为表示对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敬意，冒雨前往懋功以北3里远的抚边迎接。
时至中午，大雨滂沱。毛泽东一行只好躲到油布帐篷里避雨，不时向外探望。
忽然，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传来，大家赶紧迎至路中。十几匹高头大马飞驰而来，领头一匹骏马眼见就要撞碰人群时，才被骑手勒住缰绳，骏马扬起前蹄，然后重重落下，溅起的泥浆射向毛泽东、朱德衣裤。毛、朱两人顾不上擦拭，热切地呼唤道：“国焘兄！”
“润之、玉阶！”张国焘翻身下马，与各位熟人亲热地打招呼。张国焘在寒暄中，一一打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发现毛泽东长发黄瘦，周恩来一副病容，博古颊凸腮尖，洛甫面色青白，只有朱德变化不大，但细瞧一下，憔悴苍老，大不如昔。
毛泽东一行也在打量张国焘。张国焘高大肥胖，红光满面，特大号的军装穿在身上仍包不住满身肉疙瘩。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双手，白皙纤嫩，完全不像是扛枪打仗的骨节嶙峋的手，倒酷似闺房刺绣的拈花玉指。从张国焘养尊处优的形像，不难得知这位老兄的日子过得何等舒心惬意！
草原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骤雨渐疏，雨脚稍收，傍晚的斜阳穿透暗云，洒下一片绯红，一、四方面军在抚边举行会师文艺晚会。
张国焘的注意力不在观赏节目上，他似乎十分随意地问坐在身边的周恩来：“今天怎么不见林彪、彭德怀和董振堂3位军团长？我还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呢！”
“林彪率红一军团集结在懋功附近，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董振堂带领的红五军团在抚边以北的卓克基地区休整，一时半会你还见不着他们。”周恩来介绍一方面军军力分布情况。
“恩来兄，中央红军现在还剩多少兵力？”这才是张国焘真正关心的话题。
“你们呢？四方面军共有多少人枪？”周恩来的敏锐和机智世人罕见，他反诘一句。
“人马10万！”张国焘上浮两万，将实际兵力由8万增至10万。
“嗬，国焘兄领导有方，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名不虚传。”周恩来真诚地赞道。
“那么一方面军呢？”张国焘追问道。
“一方面军自突围以来，在战斗、伤病、饥饿、寒冷各种因素影响下，减员很大，目前还剩3万人马。”周恩来如法上浮，幅度也是两万。
“一方面红军真的还有3万人吗？”为解除疑团，张国焘晚会结束后，顾不上休息，找到朱德盘根问底。
朱德是著名的老实人。他一生说实在话，办实在事，即使是在后来最不能说实话的年代，他也尽量不去说空话、大话、假话。被逼无法时坚持不说话，只种花，也许这是他“文革”期间喜爱君子兰的原因之一。
张国焘在朱德口中套出了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
东方放白时，张国焘跟朱德告别。回到自己的临时住处，一种只手擎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身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咄咄逼人，步步索权。张国焘依仗雄厚兵力，施展纵横捭阖之术，欺凌党中央，并把拉拢的黑手伸向一、三军团军团长。美誉、高官、枪弹，软化了林彪，丝毫撼不动湘潭汉子挺直的脊梁。
意识到自己军力优势的张国焘态度强硬起来。
6月26日，懋功县两河口，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议题为讨论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周恩来全面分析敌我兵力、攻防态势、回旋区域、发展方向和地理气候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提出“北上”的主张，即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队，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分析，明确提出一、四方面军应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集中主力20余团，首先夺取甘肃南部。
出席会议的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在发言中均支持周、毛意见。
张国焘不愿以寡违众，表示同意北上战略，但发言中强调了南下的优点和北上的难处。
“目前，对我军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胡宗南和刘湘。打胡，须北上，与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对垒；打刘，就南下，川军的两下子我们很清楚，非常好打。北上当然好，南下也不错，发展前途似乎更大。因为向南朝成都打，消灭川军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受地势限制，向西茫茫草原，一片沼泽。那么向北呢？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根据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宣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张国焘把自己两河口曲低和寡的原因归究于会议中一方面军成员太多，强烈要求往中央、********等领导机构增补四方面军干部。为有利两军的统一行动，**********常委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之后，张国焘的索权行动撕破任何好听的包装和革命的名词掩饰，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咄咄逼人。
1935年7月初，一方面军为答谢四方面军无私的馈赠和沟通感情，成立了以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各部队去巡回座谈、演出。张国焘露骨地对李富春提出要充实总司令部。
“总司令嘛，还是由朱德当，他是一方面军的代表。但是我们四方面军得有人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可以让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增添新的领导人后，设立常委会，决定战略问题。”
中央没有直接答复张国焘改组总司令部并指定总司令部人选的要求。7月上旬，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卓儿基地区，准备与跟进的四方面军一起发动松潘战役。逗留近十天，张国焘均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借口，延宕四方面军主力北上。7月10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吁请张国焘督促部队加快行程：“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均能迅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7月中旬，张国焘和徐向前带领四方面军一部抵达芦花，准备参加**********常委会议。会前，跟随四方面军后续部队行队的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人家要兵谏，我们只有让步！”面对张国焘肆无忌惮的索权攻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顾全大局、团结四方面军北上，决定满足张国焘的部分要求。
“这样吧，我下，让张国焘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公推为党的总负责人。
“不，党中央第一把交椅不能让。”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坚决反对。他好比是一名弈棋大师，走一步，得看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还要有多种应付之策。事实证明，毛泽东充满神奇魔力的预见能力是何等的灵验。如果张闻天让出第一把交椅，如果张国焘成为党中央总的负责人，那么几十天之后，他的中央便成为正统，率部提前北上的毛、朱、洛、周及其**********便会被他名正言顺地斥为“伪中央”……
“我辞去红军总政委之职，张国焘可能对这个职位兴趣更大。”“相忍为党”是周恩来的夙愿。
张国焘真的让周恩来说中了。他对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更有兴趣。在获得中革军委负总责的权力后，张国焘想尽心思，切实控制军权，一方面密令勒杀对张国焘错误知之甚详的原红四军(四方面军前身)政委曾中生，一方面把充满诱惑之手伸向中央红军的主要战将彭德怀、林彪。
在会理会议中遭受训斥的林彪又一次出现摇摆，他对兵强马壮的张国焘表现了艳羡、钦佩之意，对张国焘增拨一千人马给他尤为感激。
张国焘纵横捭阖之术对林彪颇见成效，但在彭德怀那里却遇到了不冷不热、不硬不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回应，令他十分头痛。
7月中旬，张国焘、徐向前率部向芦花挺进。********电令彭德怀亲率十一团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碉楼接应四方面军。抵达亦念地区时，红十一团隔着黑水河发现对岸一支红军部队。由于桥梁被毁，战士们只好隔河呼喊，询问对方番号。河水奔腾，湍流拍岸，隆隆作响，根本听不见喊话内容。
三军团战士喊得声音嘶哑，却总是被咆哮的河水淹没。正在无计可施时，对岸红军想出了“抛石传信”的方法，用石头绑着一张纸条飞掷过河，纸条上写着：“我是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
“还是四方面军同志有办法。”彭德怀如法炮制，写了一张纸条投掷过河：“我是彭德怀，率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两军战士一齐动手，横扯一根绳索，编织一个柳筐，陆续把四方面军战士运送过河。
“感谢三军团迎接我们！”徐向前感激地对彭德怀说。两位挚朴、憨厚的总指挥一见如故，互相问寒问暖，谈笑风生，俨然一对亲兄弟。
当晚在亦念宿营。彭德怀又在自己临时搭设的指挥部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黄超，张国焘的秘书。
“彭军团长，张主席今天随另一支部队行动，没能与您晤谈，真是遗憾。”黄超以张国焘的代言人自居。
“以后还有机会。”彭德怀淡淡一笑。
“彭军团长骁勇善战，战功显赫，张主席很知道您。”黄超见彭德怀十分平静，心有不甘，进一步攀谈。
“没见过面。”彭德怀与张国焘的确是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江西人，与毛泽东一样是中共元老，一大代表，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和党内著名的组织家、宣传家，似乎一直在中央领导机关担任要职。
“主席很赏识彭军团长的军事才能，以后他会和您谈心的。我对军团长心仪已久，今晚一听说您在亦念，就赶来拜访，想早点结识您。”黄超年纪轻轻，一套应酬场面的话说得谙熟，显得有些老于世故。这种人在红军队伍中并不多见。
黄超与彭德怀攀谈起来，出于对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尊重，彭德怀对黄超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尽量解答。
“听说彭军团长在不久前会理会议挨过批评，情况还好吧？”黄超“关切”地问。
“仗没打好，有点情绪，这也没什么。”彭德怀嘴上淡淡地点了两句，心里却是大吃一惊，感到纳闷。这黄超还真不简单，会理会议的情况在中央红军中也只有军团级首长才晓得，他却了解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过了？如果是中央谈过了，又问我干什么？一连串疑问涌上彭德怀心头，他开始产生戒意。
“您和林军团长都是数得上的高级将领，不明不白地受批评，我们都有点替两位抱屈。毛泽东也太爱冒火了。”黄超语气中带有明显的偏向。
“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虽然有点过火，但基本上是对的。林军团长写信并不是像传说中的要夺权，是想增设前敌指挥，想把事情办好。但这也不妥，遵义会议才确立新的军事领导体制，如此频繁地变换前敌指挥，不利军心士气。我也有缺点，需要作自我批评。因为鲁班场和水西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两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彭军团长想过没有？”黄超提的又是一个敏感话题。
“北上。中央早就作了决定，先打胡宗南，占领甘南，然后建立川陕甘苏区。”
“北上是大方针。依我之见，为了解除北上的后顾之忧，当前应该转头南返，消灭尾追的川军，稳定阵脚。”黄超口若悬河，肚子里还真有不少墨水。
“哈哈，‘欲北伐必先南征’，你这是剽学诸葛孔明的治蜀之策。”彭德怀调侃地与黄超打趣，他认为这等重大话题特别是违背中央决定的议论不宜继续，便煞住了谈话。
“今天就谈到这里，不打扰彭军团长休息了。主席要我转告他对您的赏识。”黄超告辞出门。
听到黄超的汇报后，张国焘没有灰心，相反还抓紧了对彭德怀的争取。移兵北上不久，彭德怀就收到张国焘的赴宴邀请。同被邀请的还有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
“八年了！一晃就分别了八年呀！”张国焘见到聂荣臻后的第一句话就叙别情，很能调动感情。
“是呵！时间过得真快。”聂荣臻依稀记得八年前分手的情景。1927年南昌起义时，张国焘任中央特派员，聂荣臻在起义军第十一军任党代表，开会时匆匆见过几次面，没有深交。那时张国焘反对举行南昌起义，险些被李立三捆起来枪毙。
“彭军团长，你的名气大得很呵！我是在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那里听闻你平江起义消息的。你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张国焘很会说话。这番话既不露痕迹地奉承了彭德怀，又不无炫耀地叙述了自己的辉煌经历。试想党内能有几个与世界革命的导师斯大林同志见过面？有过交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老彭主要是打仗勇敢，不怕死。”彭德怀回答。
张国焘请聂荣臻、彭德怀入座，陪客的还有黄超。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张国焘的私宴，实在是普通之至，不过几盘牛肉、羊肉、猪肉和馍馍。然而，对于长期咽糠食草，几个月不见油腥的彭、聂而言，不啻是美味佳肴的盛筵。
“你们猜这是什么酒？”张国焘故作神秘地问。
“地道的五粮液。”聂荣臻是四川江津县人，闭上眼睛一嗅就知道是家乡的好酒。
“还是聂政委眼力高。这瓶五粮液，我珍藏多年，前次和朱德、毛泽东聚餐都不舍得拿出来，今天开瓶，为你们两位洗尘。”
举杯相邀，边吃边聊。席间，张国焘话最多，一会赞扬彭德怀“有干劲”，一会说聂荣臻“很辛苦”，还问了一些关于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由于相交甚浅，不便言深，彭德怀、聂荣臻回答得很简略。
几杯酒进肚，张国焘脸色腥红，乘着酒兴说：“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减员厉害。我决定分别拨给你们一个团，补充兵力。今后有困难，要人，要枪，要弹药，只管找我。”
餐毕，在回军营的路上，聂荣臻问：“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
“大概是给咱们面子吧！”
“这里面似乎有文章。”做政治工作出身的聂荣臻十分警觉。
“人家拨兵给你，你要不要？”彭德怀似笑非笑地问。
“当然要。不过……”聂荣臻欲言又止，没有说下去。
其实，彭德怀何尝不知道聂荣臻的潜台词。疑问是共同的，处置的方式却各有各的不同。聂荣臻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态度，彭德怀采取的是不动声色、预备防变的态度。
芦花会议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这样一来，一、三军团和中央、毛泽东的联系被卡断。军团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单线联系。彭德怀表面上遵令上交密码本，暗中另编密码，派武亭送往林彪处，以备万一。
逗留芦花、毛儿盖期间，黄超又造访过彭德怀一次，带去了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并转告彭德怀：“张主席说，你的部队从江西出来。打得很苦，你很能干，还准备拨给你3个师，任你指挥。”
彭德怀在旧官场呆过10余年，对政客、军阀以美色、金钱、人马为诱饵相互交易的手法司空见惯。张国焘及其秘书黄超的行为完全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玩弄军阀伎俩，张国焘有野心。
彭德怀软硬不吃，令张国焘既失望又懊恼。他在回忆录中书写了对彭德怀的观感：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
陈昌浩将一、三军团掐为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段，彭德怀疑云丛生，命令一个主力团埋伏在中央机关附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他问：“为了避免发生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目前被动的情况下，能否扣押陈昌浩，作为人质，令其不敢动手？”毛泽东说：“不行。对红军指战员只能说服、教育、等待。”。为躲避杀机，中央红军星夜北上，殿后的是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
彭德怀作出判断：“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他采取了两项预警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派素以行动迅疾见长的红十一团超前行军，插入四方面军队列，驻扎在中央机关附近，担任保卫毛泽东、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安全的任务。
第二项措施是将病倒的王稼祥、周恩来接到三军团。当时，周恩来患阿米巴痢疾高烧不退，后经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多日医治，方才脱离危险，但身体非常虚弱，亟须专人护理。傅连暲随红军总部行动，已去卓儿基，派谁担此重任呢？
“他娘的，把迫击炮都丢了，解决了担架问题，却找不到领队的人！”彭德怀挠头抓腮，火爆的脾气又上来了。
政委杨尚昆也急得团团转。
红三军团原有人数不少的担架队，由于长途劳累，战士们一个个病倒了。彭德怀、杨尚昆一咬牙把三军团仅有的二门迫击炮扔掉，腾出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王稼祥等几位重伤病员。犯愁的是找不到一位既具有高度责任心又具备必要医护知识的担架队队长。
正急得冒火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房外远远地传来：“我来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惊喜地定睛一瞧，走进一位大大咧咧的剽悍虎将。
“陈赓，”彭德怀见了，气不打一处来。三军团最不适宜干这细活的入首推陈赓，这家伙平日嘻嘻哈哈，逢人打趣，连人人敬畏的军团长也敢开玩笑。他打仗才华横溢，但干这细心周到的担架队长还差一大截。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瞎开玩笑？出去！”彭德怀吹胡子瞪眼睛地叫道。
“怎么是开玩笑？”陈赓站得四平八稳：“我就是来当担架队长的。”
彭德怀用挑剔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陈赓，最后盯住了他稍跛的双腿，这是在四渡赤水战斗中挂的彩。
“嘿嘿，”彭德怀难得一笑，一笑便令人难堪：“你是个瘸子！还是先照顾你自己吧！”
“军团长，我有什么优点？”陈赓换了话题。
“坚定，勇敢，肯动脑筋。”彭德怀凭印象应付。
陈赓听了，夸张地直摇头：“枉我们一起战斗多年，我最大的优点都不知道！”
“什么优点？”陈赓拨浪鼓般地摇头，把彭德怀弄糊涂了。
“我当过医生。”
“在哪？”
“在上海。我挂牌行医。除了接生以外，什么都会。”
“你是冒牌医生？天知道你医死多少人？”彭德怀仍不相信。
“人，一个没医死。”陈赓继续争取：“我生过病，住过两次院，俗话说，久病成良医。”
“瘸子里面拔将军，就是他了。”杨尚昆点将了。
就是这位自身还披伤挂彩的陈赓，安全、体贴、细致地历尽千辛万苦，带领战士把周恩来、王稼祥等重病号送出了茫茫沼泽。
8月18日，以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四团为先头部队，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了在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沼泽征服跨越草原的壮举。
8月29日，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发起包头战役。经两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5000余人，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门户。这正是左右军合流，撕破国民党包围圈的大好时机。可是已挺进至班佑的左路军迟迟按兵不动。
9月1日。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军情，催促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
同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和红军总部东进到嘎曲河(白河)；张国焘以水大受阻、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断粮断炊，不能坐以待毙为由，下令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称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张电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9月8日，张国焘坚持南下主张，并将事态升级。他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三军团周恩来处开会，决定由参加会议的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劝其执行中央北进指示。
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都在这封电报上签名，电报在深夜二十二点发出。
无奇不有，就在同一时间，即9月22日24时，张国焘在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请转中共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称兄道弟，一团客气，但绵里藏针，针锋相对，依然是坚持南下战略，坚决反对调左路军北上。
电报发出不久，张国焘就收到**********7人联名电，心中极为恚怒。“我是红军总政委，********负总责者，竟然令不能出帐外。”张国焘一不做。二不休，亲手拟定一份密电，径自发给陈昌浩，密授机宜。
电报发到右路军时，陈昌浩正在召开营科以上政治干部会议，要求红军部队注意群众纪律，越是艰苦越要守纪律。译电员不敢打断陈昌浩的讲话，把电报交给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
“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给你的专电。”叶剑英将电报递给陈昌浩，他还不了解陈昌浩讲话不许人打断的脾气。
“你没见我正忙着吗？”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恼火地一把推开电报，又继续讲起来。
叶剑英只好退下来，不经意瞥了眼，一颗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密嘱陈昌浩务必带右路军南下，如毛、洛、周等人不遵军纪，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阅罢电文，叶剑英溜出会场，急步赶往毛泽东住所，递上电报。
“剑英，有情况吗？”毛泽东问焦急满面的叶剑英。
“看来，张国焘要下手了。”毛泽东一面令叶剑英把电报仍旧交给陈昌浩，一面赶往三军团周恩来处。
“张国焘果然不怀好意。”彭德怀焦急地望着毛泽东，“一军团已向前走了两天多，后面只我们三军团六七千人，四方面军如果强行解散三军团，怎么办？”毛泽东沉吟不语。
“为了避免发生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件，在目前被动的情况下，能否扣押陈昌浩，作为人质，令其不敢动手？”
“不行。对红军指战员只能说服、教育、等待。”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
毛泽东同周恩来、洛甫、王稼祥紧急商量，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招致严重后果，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为了争取陈昌浩、徐向前一同北上，毛泽东单独分别征询他们对9日24时张国焘来电的意见。
“张总政委屡次电催，我们不要踌躇不前，应立即南返。”陈昌浩盛气凌人，态度傲慢。
“两军既然已经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徐向前十分矛盾，他理智上倾向遵从中央决定，感情上又舍不得一手建立起来的四方面军。
毛泽东见争取无望，便借口要找******其他成员商量，回到三军团驻地。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星星眨着眼睛，俯视着草原略显骚动的军营，**********率红三军团在夜色掩护下悄然北上。
红三军团离开驻地不及十里，便被四方面军警戒部队发现。陈昌浩派骑兵飞速赶来，将一封信交给彭德怀。
“陈昌浩命令我停止前进。”彭德怀将信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说：“给他打个收条，后会有期。”
军团继续前进，彭德怀一步三回头。
“等什么呢？”周恩来细心地问。
“怎么剑英还没来呀？我和他商量好，让他回去取俄界地图。这张地图标有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情况，北上行军打仗离不开它。”彭德怀解释道。
东方泛出鱼肚白，叶剑英、杨尚昆赶上队伍。他们不仅带出了地图，还带出了整个军委纵队。
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像一条巨大的游龙，在月光下轻轻从草原上快速滑过，奔向远方。四方面军部队见他们从自己面前通过，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电话打到总指挥部。
急剧的铃声把徐向前从梦中惊醒。
“报告总指挥。一方面军趁夜正朝北边急行军，还放了警戒哨，怎么办？”第一个电话是三十军打来的。
“报告徐总指挥，叶剑英和军委纵队营地全空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第二个电话是作战室打来的。
徐向前机械地放下电话，心乱如麻，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走也不告诉一声呀！”
正坐在床上发愣，陈昌浩带着一帮不明真相的战士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屋外乱哄哄嚷成一片：
“什么先行一步，分明是违命逃跑！”
“快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
“不回来，就开枪打！”
“打死逃跑分子无罪！”
“******，真气人。”陈昌浩闯进屋子，气咻咻地吼叫着，“跑了，根本不听命令。怎么办？到底开不开枪？”
“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一句话令喧嚣的气氛平静下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是北上还是南下？”陈昌浩问。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办才好。”徐向前“呼”地关上门，拉过被子蒙在头上，痛苦地哭出声来。
陈昌浩臭骂了半天，稍觉舒服，提笔给张国焘发去一份急电，等候指示。电报十分简略：
“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
由于徐向前的约束和影响，四方面军部队未执行张国焘企图“武力解决”的方针，一场自相火拼的悲剧得以避免。
也许历史不喜欢平淡，在三军团北进途中也发生过一幕险些“动武”的插曲。
9月10日天亮后，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发现中央机关营地一片狼藉，便率四方面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学生团人员北追，狂奔30余里，赶上了三军团殿后部队。
“你来干什么？”彭德怀铁塔一般稳稳地立在路中央，挡住李特的去路。
“回去，陈政委命令你们马上停止北进，返回原地待命。”李特气势汹汹。
“陈政委那里，我已去信说明情况。回去吧！”
“你们不停止北进，我们绝不回去。我们要找毛泽东，跟他讲理！”
“你敢！要找毛泽东，先从我身上踩过去。”彭德怀大义凛然地说道。慑于彭德怀的威名，李特和四方面军战士后退了几步。
听到后面的喧哗，毛泽东返过身查询究竟。
李特一见毛泽东，便放肆地指责：“你毛泽东是个老右倾。过去放弃中央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带一方面军私自出逃。你——”
李特边说边跳，越来越激动，不能控制自己，他一只手在空中使劲地挥舞，一只手紧按腰间的特大号左轮手枪。
“你想干什么？”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李德见李特行为放肆，担心他酿成事端，大步跨过去，用双手紧紧抱住李特的臂膀。
李特1930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上过军校，会说俄语，“不用你管，放手。”
“我不能放手。你已经失去了理智。”李德双手像把铁钳，卡得李特不能动弹。
“你也受过毛泽东的打击，怎么变成保皇派了？”
“什么叫保皇派？我不懂。我只知道一方面军北上行动是正确的，不是逃跑。”
李德的话，在毛泽东心中引起了复杂的、难以名状的感觉。曾几何时，这个洋顾问排斥打击毛泽东，固执地推行冒险主义的错误，使中央红军损失逾半，那时他是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现在，他又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毛泽东，拒不理会李特的谩骂和挑拨，这时他的内心也是真诚的，纯净得没有一丝杂念。沧海桑田，与时推移，天地万物都在变化，何况人呢？遵义会议后被挤出决策圈后，李德在长征中惊奇地发现在他领导下走入绝境的中央红军跟随毛泽东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由此他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年后，他在陕北对前来采访他的斯诺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毛泽东没有理睬暴躁的李特，若无其事地点燃香烟，对聚集在周围相互僵持的一、四方面军战士说：“北上的方针，6月28日懋功两河口**********会议即已确定，8月20日松潘毛儿盖**********会议再次重申。对于这一方针，张国焘张总政委是举过手、表示赞成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北上是逃跑的问题。现在，为了争取时机，一、三军团先行一步，是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所以也不存在违抗军令的问题。”
毛泽东有理有据的阐述，使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
“北上或者南下，这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战略方针。北上有利于发展红军，有利于创建新的根据地，有利于抗击入侵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南下呢，将遇到荒无人烟的雪域、隘路、老林，将遇到寒冷、饥饿和疾病，将遇到敌人已经建好的碉堡封锁线。请大家记住我的一句忠言，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毛泽东说完，轻蔑地瞥了李特一眼，对李德说：“放开他，我们走。”
“事实将证明你们是错误的逃跑主义！”李特望着毛泽东、彭德怀、李德及红三军团逐渐远去的背影，歇斯底里地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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