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百团大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它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种亡国的严重危险。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含蓄地暗示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其后，他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政坛开始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综合敌我友三方军事实力和攻防态势，总的格局是敌强我弱，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期抗战，在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扭转被动的防御局面，由相持转入****，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比较国共两支军队的力量，国民党军无论人数及装备都优于红军，红军游击队总数不及6万，集结于北方的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仅4万余人，给养、弹药、编制、防区均未落实，处处受到友军掣肘，面对来势凶猛、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能否独当一面地进行抵抗，能否大规模地开展运动战，这些现实的问题迫使毛泽东慎重思索，谨慎决策。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在云阳前线着手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毛泽东已经改变了红军在国内战争时期擅长的运动战的战术，准备确立以游击战为红军的战略方针。他和张闻天迈出了战略性转变的第一步，而他们的战友一时间还未能根据形势变化实现思维转换。

8月4日，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致电中央，提出红军应向国民党要求独立自主地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在察绥晋三省交界区开展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

“在目前形势下，凭我军力量和条件，能够独当一面吗？”毛泽东与张闻天均认为来电提法不妥，次日复电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18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确定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的作战任务。

国共两党就红军的作战任务达成共识，但中共党内，特别是在延安的后方领导人和在云阳的前方将领之间就红军的作战方针以及一些具体问题产生了分歧。为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开了4天，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上讨论时间最长、议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是红军出征后作战方针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此次会议真正确立红军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在发言中把红军的战略方针归结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其原则仍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与会者都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上，一些同志提出了侧重运动战的主张。

林彪是红军中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将领之一，他不同意打游击战。“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丢弃自己的特长，还是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任弼时时任红军前敌总政委，他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概念；“红军出动后要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力量和部队实力。所以，还是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红军出战，主要任务是力争打胜仗，树立红军的声威，这样可以促进统一战线的稳固，增强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抗战的信心。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彭德怀基本同意任弼时的意见。

周恩来也在发言中认为：“我们作战的地区是敌人后方，重要任务是布置游击战争。必要时需要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提运动游击战好。”

这样，洛川会议在红军作战方针上出现了三种意见，即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

洛川会议前后，长江以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原红一方面军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原红二方面军编为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原红四方面军编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八路军全军编制45000余人。

由于国民党只给中共3个师的编制，红军将领普遍下降数级就任新职，如徐向前，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下降3级任副师长；徐海东，原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同样下降3级任旅长。战争年代，生死瞬间的事，为了取得革命胜利，连生命都可以不要，没有谁在乎官职大小。红军改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不在干部的任命上，而在军服的更换上。

八路军总部下令更换军服，这道命令意味着红军战士必须摘下五角红星，换上青天白日的帽花。十年来，这种帽花始终是红军战士敌对的标志，他们多次把它从敌人帽上揪下来，用脚踩，用石头砸，往上面吐唾沫。有很多俘虏摘下帽花扔进茅坑里，发誓今生今世再戴“狗牙帽花”天地不容。现在，革命来，革命去，珍爱的五角红星不要了，厌恶的“狗牙帽花”必须戴。红军战士普遍想不通，感到别扭，还有少数战士宁可开溜也不更换服装。

彭德怀下令在各师旅团营组织工作组，负责协助政治部做安置干部和疏导思想的工作。他亲自做报告，告诉大家：“帽花换了，名称改了，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宗旨没有变，我们的历史责任没有变，我们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八路军各师师长也分途到部队做工作。贺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部队：“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第八路军(随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国民党第二战区，直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为便于八路军指挥作战和开辟地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和北方局。军分会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9月上旬，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先后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战场。这样，在山西战场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十分奇特的现象。当日军倚仗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

经与第二战区商定，八路军准备开赴平型关、雁门关等地。

彭德怀此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发挥红军战略战术灵活多变和士气高昂、战斗力较强的特点，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9月21日，毛泽东从延安打电报给彭德怀，交换两人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意见，他希望能得到彭德怀坚定不移的支持，并通过彭德怀去影响其他将领。在电报中，毛泽东集中地阐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不可并列平观的观点：

3天前，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发报，谈到“即使敌人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这个观点，希望彭德怀“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个别同志”，首先是指林彪。

尽管毛泽东告诫林彪“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但这个城府极深、轻易不肯听取别人意见的一一五师师长仍旧我行我素。他像一只灵狐，不知疲倦地转悠，不顾曲折地寻览，不分日夜地窥视，最后还终于让他在平型关找到了一个歼敌良机。

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东北边境，邻接灵丘，是长城要口之一，古称瓶形寨。地势险要，自古即为晋北交通要道，天然的伏击阵地。

9月24日晚，林彪、聂荣臻亲率一一五师主力冒雨彻夜埋伏于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25日清晨，日军第二十七旅团主力和辎重车辆进入埋伏圈。一一五师突然发动攻势，歼敌1000余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祝捷的电报，雪片似的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标志着华北抗战进入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八路军3个师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4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先后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人54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56000余人。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如此恶劣的敌后环境下，八路军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出乎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界知名人士的预料。蒋介石时刻没有忘记向统帅这支铁军的正副统帅伸出诱人的橄榄枝。

当时，戎马倥偬，军机繁重。蒋介石频繁在西安、洛阳、武昌、南京召开战区或国防军事作战会议。彭德怀多次与会，均能感受到蒋介石殷情的目光。

十朝古都洛阳，雪花纷飞，朔风呼啸。蒋介石在此召开一、二战区师长以上将领恳谈会。宽敞阔绰、富丽堂皇的会议室内，国民党将军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正紧张地等候蒋介石的到来。

国民党仿效德国纳粹的做法，为显示领袖的威严，凡蒋介石进场、退场或者是提到蒋介石的名字及其官衔，均要全体起立。这一套仪式马虎不得，轻则视为不懂礼数，重则看成怠慢党国元首。对此，国民党将领习以为常，八路军干部则感到十分无聊。

这次也不例外。“委员长到”，一声长喝，国民党将领“唰”地起立，行注目礼。蒋介石款款走进会议室，惊奇地发现竟然有5人端坐不动，仔细打量原来全是八路军指挥员。

与身着黄呢制服、足蹬锃亮马靴、将星闪亮的国民党军官相比，5位八路军指挥员的装束实在是抢眼。朱德、林彪、贺龙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显得精悍、利索。刘伯承，这位民国初年即在军界名声大噪的常胜将军竟然还脚踩一双草鞋。彭德怀，身为八路军副帅，身上装束与普通士兵无异，穿扣整齐，扎束硬挺，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标准姿式。

从5位虎将朴素的服饰、不卑不亢的神情、沉静镇定的姿式中，蒋介石似乎看到了八路军猎猎生风的战旗。尽管1931年收买彭德怀失败过一次，但他还是忍不住想再试一次。洛阳恳谈会结束后，蒋介石单独邀请彭德怀赴武昌会谈。

武汉珞珈山，蒋介石别墅。谈罢正事，彭德怀准备告辞。

“我记得你是湖南人吧？近来有没有返探故里？府上可好？”蒋介石笑吟吟地聊起家常，一副亲切体贴的样子。

彭德怀阔厚的嘴唇上显出一排深深的牙齿印，但他忍着怒火没有回答。

“张治中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家里如有难处，我可嘱咐张主席关照。”

“承蒙委员长垂询，德怀一家早承何主席关照过了。”

“耘生走到前头了？他是如何关照的，还有什么不周到？”蒋介石有些意外。

“周到得很！连祖宗三代的坟都挖了，还有什么不周到？”彭德怀冷冷一笑。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现在给你开一张支票，请你修缮祖坟，处理后事。”蒋介石递上一张五万元的支票。

“德怀一家素以劳动为生，作为抗日军人，我每月有八路军规定津贴费，私用足矣，其他分文不受。”彭德怀正色相告。

“八路军每月只有区区几元钱薪俸，能管什么用？收下吧，这是我赠副总司令的薄仪。”蒋介石有些不快。

“德怀是共产党员，决无个人受财之理。如委员长珍惜八路军将士的生命福祉，请政府按兵员实数按时发给他们军饷、弹药，以利杀敌驱寇。”彭德怀离座告辞，匆匆返归前线。

望着彭德怀远去的背影，蒋介石长叹一口气，颓然落座。金钱收买，这是蒋介石数十年离间枭雄、策动反戈的百试不爽的武器，多少沙场悍将在银弹之下弯下他们伟岸魁梧的身躯，这武器唯独对共产党毫无效力。

漂泊无定的军旅生活，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虽然使彭德怀皮肤粗糙、容颜憔悴，但也为他增添了男子汉的剽悍、宽厚和睿智，这成熟的魅力曾吸引过许多异性的关注和青睐。

首先向彭德怀喷射出爱慕目光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女记者。外国女郎以她特有的奔放、热情和主动，公开地、强烈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怀。这来自异域的倾慕令彭德怀大吃一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显得十分尴尬。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军人，随时都要上前线，随时可能牺牲。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

彭德怀自以为婉转周到的回答，在外国女郎看来像一篇理智的政治报告，不是西方人追求的浪漫情怀和冲决一切束缚的个性自由。什么军人、前线、长期、残酷，跟爱情比起来，那是小不堪言。这位略通中文的女郎深情地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

“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彭德怀一向处事果断，这次也毅然挥慧剑斩情丝。这样的回答虽然有伤姑娘的自尊心，但彭德怀觉得这样干脆，免得陷入感情纠缠之中。

金发女郎掩面而去，独自来到一条小河边默默饮泣。

“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想家了吗？”路过的人问她。

她无言地摇摇头。第二天，恋恋不舍地离开陕北，踏上返归大洋彼岸之途。

紧接着发出爱情召唤的是一位来自十里洋场的著名女作家。女作家深深地被彭德怀独特的军人气质和纯朴的农民性格所吸引，一见倾心。彭德怀也和她很谈得来。

“你们什么时候办呀？”敏锐的周恩来玩笑着，想打探彭德怀的内心信息。

“唉，没有那回事！”彭德怀苦笑道。他见有人起误会，便断然停止了与女作家的往来。

转眼一年过去了，彭德怀已届四十。那时，中央为解决八路军高级干部的个人问题，不断举办舞会、运动会、歌咏会、联欢会，创造条件把那些英勇善战的猛将介绍给来延安的女青年。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林彪、罗瑞卿等一大批将帅都是在这段时间喜结良缘的。

高级将领中还在当“和尚”的只有彭德怀一人。彭德怀的老部下、老战友都为他着急，都有牵线搭桥的心愿，但谁也不敢自告奋勇当红娘。

“请陈赓出马！”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幽默风趣才华横溢的陈赓。

陈赓果然有办法，他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赛前找到老首长。

“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排球赛，你去看一下吗！”

“我没有时间！”彭德怀埋头阅读战报。

“排球赛可有名堂呢！”陈赓故弄玄虚。

“么子名堂？”彭德怀仍旧不抬头。

“嘿，比赛的全是姑娘。”

“姑娘有么子稀奇？你没见过姑娘？”彭德怀冷不防刺了陈赓一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陈赓使用“激将法”。“你不去不要紧。人家会说你不关心群众生活，架子大。”

“我有么子架子！去就去。”说完，彭德怀扔下战报就往外走。

排球比赛打得精彩，激烈。

彭德怀看比赛，陈赓看彭德怀。终于，他看出了点倾向。陈赓发现老首长对一个戴眼镜的高个队员很关注，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的时间绝对超过普通关心的程度。

比赛结束，送走队员后，陈赓趁热打铁：“首长，你看哪位队员打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彭德怀脱口而出。

“她叫浦安修。原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读书期间就入了党，两年前来到延安，现在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模样呱呱叫。”

“谁要你介绍这些。”彭德怀虽然佯装生气，却也张着耳朵在细听。

在陈赓的撮合下，两人开始接触。两颗淳朴、真诚的心相互撞击，最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大老粗，能配得上你这个大学生吗？”一个新雨过后的傍晚，在晚霞倒映的延河旁，彭德怀轻声问道。

蒲安修没有想到坚毅、旷达、爽朗、乐观的副总司令还会有这份胆怯和自卑，一时未说话。

“你为么子不说话？是因为我是大老粗？”彭德怀呼吸有些急促。

“不，我十分仰慕你，愿意和你同甘共苦，相伴此生。”蒲安修白哲秀美的面庞涌起一层醉人的晕红。

1938年10月10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彭德怀与蒲安修结为夫妇。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核桃，邀请三军团几个老部下在彭德怀窑洞聚餐祝贺。“喜筵”吃过之后，老部下道贺告辞，没有人敢闹新房。

新婚三日，彭德怀匆匆赶往前线，稍后蒲安修也随丈夫来到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到总部直属队工作，每个星期六才能团聚一次。

彭德怀的爱恋，是典型的将军之恋。军人之爱，既有浓情密意的呢喃，又有性情激烈的口角，还有那不近人情的举动。但是在这有违常理的言行背后却又倾注着多少甘冽的情义！

一次八路军总部在转移时，遭到日军骑兵的袭击，彭德怀和蒲安修被冲散。彭德怀安全撤到新的宿营地，蒲安修不见踪影。

一连几天，彭德怀站在村口，朝远方探望，口里不停地念叨：“我的天，她死了不要紧，可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呀！”

蒲安修回来后，听人说起此事，蒲安修气得直哭，骂彭德怀没“良心”。

彭德怀笑着解释：“要说你特殊，就特殊在这个地方。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不能当俘虏，否则丢的是八路军的脸！”

浦安修破啼为笑，两人重归于好。

1940年春夏，中国出现空前严峻的抗战形势。这年5、6月间．日军发动襄(樊)宜(昌)战役，占领宜昌，控制入川门户。接着又封锁滇(云南)越(南)国际交通线。在日军强大攻势下，蒋介石派代表两次与日本军方进行停战谈判。为了坚定国民党的抗战信心和牵制日军进攻华中和西南的兵力，彭德怀决心实施破袭战。

7月中旬，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意图和设想：破击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同时配合行动。

“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要言不烦。

“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得很好。”刘伯承指示师参谋长李达：“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

左权回到总部后，立即和彭德怀组织总部参谋人员投入了紧张缜密的制订计划阶段。

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兵力，共有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众多通信、铁道、气象、宪兵部队。其中，位于作战区域的日军有3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4个联队、10个大队共20万人，另有伪军15万人。

面对为数约35万的日伪军驻守的交通线，如何取得破袭战的胜利，这是制订计划、运筹战争进程的关键。

彭德怀主张采取隐匿意图、暗中准备、突然袭击、万箭齐发的战术。他对总部人员说：“经过几个月的交通战，我们固然积累了许多破毁敌人道路、袭取敌人据点的经验，可敌人也摸出了不少突击筑路、严密防御的花招。因此，这一仗只有采取出其不意的打法，才能达到我们设想的战役目的。”

7月22日，彭德怀签发《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明确规定了战役的任务和目的：

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施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8月间进犯西安之企图。为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我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期，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和缓，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尽管朱德已经离开总部回到延安，但这份电报仍然按照习惯签名为“朱、彭、左”三人。电报从八路军总部分别发往处于敌后的各师、军区负责人：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同时还发往********和毛泽东。

但是，预备命令迟迟没有得到********的批准。

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特别是毛泽东突然没有批复和表态，这是非常反常的。

后来有人说彭德怀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也与********没有批复有关。

“文化大革命”之后，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力查阅档案，发现了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发到延安后的收文原件，证明它当天就被抄呈给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和有关领导人。

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说他事先不知道？********也没有及时批复呢？这个谜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解开。原来，王稼祥七大期间，曾说明当时毛泽东在医院养病，电报是他收的，由于疏忽，没有转送毛泽东，也没有批复。

正是这个疏忽，让彭德怀背了十几年搞“独立王国”、“先斩后奏”的罪名。这是后话。

8月3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正太路破击战役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出指示，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上述4个命令或指示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这些文电均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下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上“报(中央)军委。”其二，这时运筹的战役名称一律称为“正太路破击战役”或“正太战役”，使用兵力仅20个团。

1940年8月20日晚8时整，以正太路为轴心的华北数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突然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爆破声、喊杀声，火光、电光、刀光把漆黑的天空照得雪亮。数百支以团营为单位的八路军部队，向贯穿华北诸省的铁路、公路大动脉发动攻击。顿时，正太路全线被肢解瘫痪，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白晋、北宁、津浦等铁路指定路段均被分筋错骨。

捷报不断通过电波传到王家峪总部作战室。

——21日清晨，第一二九师刘伯承来电，称该师左翼破击部队陈赓攻击寿阳西南的芦家庄，连克碉堡四座，全歼守敌，占领车站，芦家十里以西之铁路桥梁完全被我破坏。

——21日中午，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电报：徐绍恩团长率军区第二十团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五里，成安敌200余人企图向我侧击，被我击溃，现在乘胜扩大战果。

——21日晚8时，第一一五师聂荣臻转来中央纵队杨成武的战报：“我杨部向正太路井陉、娘子关段及井陉以北各据点之敌，行迅雷不及掩耳之突然猛攻。截至21晚，始获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村、地都等据点。守敌500余，被我完全消灭，缴获正清查中。乏驴岭至地都段隧道及铁路、桥梁、碉堡、电线等，均被我破坏，并动员万余群众参加，继续彻底炸毁碉堡。又我某部攻占贾庄镇、东王舍，守敌百余也被我歼灭，完全占领井陉煤矿，解放工人300余，所有矿井机器全被打塌。”

……

八路军疾如锋矢、劲如霹雳的攻势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整个华北日军处于极度的混乱、慌张、惊恐之中。日方作战记录、参战人笔记、回忆反映了日军指挥官仓皇狼狈的情景。

22日中午，吃过中饭，彭德怀来到司令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

“彭总，这次战役的发展超出原先的预想，我方实际投入的兵力几倍于原定部署。”左权参谋长在全军享有“参谋奇才”的盛誉，头脑永远清晰、冷静，判断准确、精到，对敌我双方的兵力、位置以及参战部队的番号、损耗情况、战斗作风、指挥官姓名了如指掌。

“哦？说说看，有什么？”

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芦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战4个团……参战兵团共计105个团。”

“好！这是百团大战。”左权叮嘱道：“作战科要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

彭德怀兴奋地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我们就把这次战役改名为百团大战！”彭德怀兴奋地说。

当日，彭德怀起草“万万、十万火急”的密电：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20日晚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随后，八路军又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文说：“(为)配合晋南及华中各友军作战，保卫西北，打破敌消灭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这一政策的毒计，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限期截断该线，彻底毁灭铁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截断其交通，以彻底粉碎敌寇进犯西北之企图，争取整个战局好转。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余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露，故未早报，特此申明。”

百团大战共分两个阶段进行。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开展以铁路线为主的交通破击战，取得圆满成功；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扩大战果，重点转向破击铁路两侧、日军深入根据地的公路、据点。其后又进行反“扫荡”斗争。

长达3个多月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据王政柱所著《百团大战始末》统计：

1．歼敌。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大队长以上官佐19人，毙伤伪军5155人，生俘日伪军1688人。

2．攻克据点。攻破日伪军据点293处，包括11座县城、106座集镇，摧毁堡垒537个、煤矿5个、仓库11所。

3．破坏铁路。拆毁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火车站37个、桥梁213座、隧道11孔、铁轨217040条、枕木1549l77根、电线杆109002根，收回电线424961公斤，烧毁和击落敌机6架，毁坏火车27列、火车头24个、车皮449节、汽车165辆、装甲车134辆、坦克5辆、汽艇4艘、木船61只。

4.缴获。仅枪械即缴得马步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山炮18门、重炮3门、平射炮8门、追击炮26门。

在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共阵亡官兵5890名，负伤官兵11700名。

百团大战的捷报随着电波飞往延安，飞往重庆，飞往祖国各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交战区和沦陷区人民无不感受到华北鏖战带来的兴奋、震动和狂欢……

胜利的消息传到圣地延安，毛泽东来不及提笔书写，一头钻进发报室，口授电文给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喜讯传到陪都重庆，蒋介石虽然极其不情愿，但不能不有所表示，以显示其宽大的领袖胸怀。蒋介石的嘉勉电称：“贵部窥此时机，断然出击，切断华北交通，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噩耗传到东京，日本内阁大为震怒，天皇下诏切责华北方面军作战不利。虽然多田骏多方解释，战后又百般补救，并取得中条山歼灭国民党4万余人的胜利，但仍然逃脱不了被解职的厄运。

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离开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返回延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随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华北高级干部座谈会。

华北高级干部座谈会的主题是总结检讨华北工作，这次会议除去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可以说是一次小型的全党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彭德怀始终是领导华北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总结华北敌后抗战教训的时候，会议发展成为对彭德怀的批判。批判的内容涉及1938年10月8日华北军事分会的指示，涉及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涉及1941年皖南事变后对政治形势的估量，涉及到具体战役战斗和工作作风……但批判最集中的话题则是百团大战正确与否的问题。

针对一些干部否定百团大战的倾向，彭德怀逐条进行了反驳：

“这个战争是不是应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延长三天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即来不及的意思)。二、对敌人报复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份。以后，关家垴战斗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大，损失少。”彭德怀认为百团大战是成功的。

“不打，可不可以呢？就是说，不用大破袭战的办法而用别的办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可不可以呢？百团大战以后的武工队等等办法不是很成功吗？对这个问题不能看死，今天看，用‘武工队’和‘政治攻势’也可以调动出去。但问题很简单：那时不会。”彭德怀认为百团大战是必要的。

“百团大战弱点是暴露了力量，使敌人更加注意我军力量。1941年、1942年就接连的严重的搞我们，但是否全由百团(大战引起的)，这还不能过早结论。”彭德怀以中条山战役为例说明国民党消极避战，日本人照样进攻，“因此，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

“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他所指的是两件事：一件是1940年春反摩擦战役彭德怀先打后报；一件是百团大战由起初20余团的规模发展到105个团的巨大规模，彭德怀边打边报。

毛泽东的话说得很伤感、很沉痛。

彭德怀拒绝这种指责，态度非常固执。

这种对立的情绪引起了许多高级干部感情上的波动，多数同志本着对毛泽东的爱戴，善意地批评了彭德怀。

一位同志严肃地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

一位同志恳切地说：“主席还在，你都不肯听话，主席要是不在了，谁还能管得住你。”

……

华北座谈会开了40天。这次会议过火的批评，过头的话对彭德怀刺激较大。15年后彭德怀对毛泽东有一句令举座哑然的怒喝：“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不行？”从这句憋了15年的话中，不难想象华北座谈会对他感情伤害之深。

毛泽东对彭德怀执拗的性格也非常恼火。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有一段回忆：

（党的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46天。大会上畅所欲言，十分活跃，有一些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例如徐特立，大家都尊称徐老，他德高望重，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先生，朱德称他“当今第一圣人”，他也作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想错了的、别人并不知道的思想。大会不断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笑声。这位一生注重身教的老教育家，又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大家——检讨就是一种进步，是光荣而不是可耻。其他一些有各种各样错误的人，也都或多或少作了自我批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王明。

彭德怀在七大上作了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是坦诚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在我看来，一位高级负责同志能在大会上（在全党面前）作这样的检讨，已是难能可贵！应予以高度评价。然而在同毛泽东一起回枣园的路上，当我问起毛泽东如何看彭德怀的检讨时，毛泽东却说：“很勉强！”又问他认为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他又只是简单地四个字：“刚愎自用！”我心里说：刚愎自用，他也检讨到了呀！

应该说，华北座谈会给两位生死相依的战友心灵中投上了很厚的一层阴影，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解继会理会议之后又加深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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