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社会是个大学堂(7)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书的开篇就这样强调。他在文中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就要到群众中去作社会调查，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他还尖锐地批评党内存在的那种不研究中国的国情，而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本本主义”现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最早的系统论述调查研究思想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就是《调查工作》，它不仅凝聚了调查研究思想的精华，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许多人都知道《反对本本主义》，却不知道《调查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南征北战，《调查工作》一书不慎遗失，这让他深感遗憾。可是，毛泽东想不到的是，当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翻印了《调查工作》，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保存了这个版本。1957年，他将此书献给了福建省龙岩地委。1959年，龙岩地委又将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1961年，毛泽东看到这本书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丢掉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了一个孩子，时常想念。现在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此后，经毛泽东亲自审订，《调查工作》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名在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针对当时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为了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加周密和完备，1931年，毛泽东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

《兴国调查》与《长冈乡调查》

从1931年7月到9月底，毛泽东在兴国县指挥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进退自如，四战四捷，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精心准备的第三次“围剿”，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进入兴国县。

1931年，毛泽东写成《兴国调查》一文，这是他现存较早的农村调研专文。

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中央政府调查团来到兴国长冈乡调查农村问题。

11月19日晚上8时，毛泽东在长冈乡列宁小学教室里召开一个小型调查会。长冈乡8名干部团团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周围。桌上的一盏青油灯忽闪忽闪地亮着，在深秋的夜晚显得格外明亮。毛泽东一边听着各位乡干部的发言，一边不停地做记录，还不时插话询问一些具体情况。当听说长冈乡基本解决群众吃盐问题时，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询问长冈乡的消费合作社是如何办起来的？盐又是怎么买回来的？合作社主任李奎应一时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急得头上出了汗。毛泽东和蔼地说：“慢慢想，想到什么说什么。”

听到这里，李奎应紧张的情绪这才缓和了一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听说中央有指示，号召办消费合作社，但又没有资金，就试着靠大家集资，一共凑了50股，每股5毛钱。我们就用这点钱，再加上打土豪时留下的100块银洋，把它作为办社的基金。我们派人秘密潜入白区，买了点盐和布回来再卖给群众。这样做危险性太大，后来我们找到了商人，由他们将货物送到赤白交界处，我们派人接运，省了好多麻烦。每次采购回来的货一到，很快就卖完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消费合作社可就红火了，除盐和布外，还有水鞋和日用品。街上的盐要4角一斤，我们卖2.5角1斤，社员买只收2角。年终分红利，每股发1斤盐。”

“你们消费合作社有几个职员？”毛泽东接着问道。

李奎应回答说：“一共有3人，一人负责采购，一人负责营业兼会计，我就全面负一下责。”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办合作社就要像你们这样，人少办大事业……”

接着，毛泽东就政治、经济、群众生活、风俗习惯，以至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方面又提了很多问题。

有一天，毛泽东在外出实地考察归来的路上遇到了当地的一位红军家属刘长秀，便问她，“家中有几个人吃饭？粮食够不够吃？”刘长秀回答说：“我丈夫当红军走了，大儿子也当红军走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但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当粮食不够吃时，乡政府还从200多里地的公略县采购大米来救济生活贫困的群众。干部不仅关心我们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全乡办了4所列宁小学、9所夜校，还办了俱乐部哩。”听了刘长秀的话，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次兴国之行，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不久，毛泽东亲笔写了“模范兴国”奖旗一面，以奖励“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32年秋，当时的中央临时政府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从江西宁都来到中央苏区最好的医院——汀州福音医院治病疗养。他住在老古井旁的福音医院休养所三四个月之久，这是毛泽东先后7次到长汀停留时间最久的一次。在这段日子里，不管天气再冷，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的群众一样，到老古井取水刷牙、洗脸、洗衣服。当他发现老古井因长年没有清洗，长了许多青苔，淤积了许多泥浆时，不禁为群众的身体健康担忧起来。于是，毛泽东亲自带领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老古井清洗得干干净净。

在福音医院期间，毛泽东非常喜欢和周围群众在一起，在老古井旁唠唠嗑，拉拉家常，还常常到群众家里走走，了解社情民意。通过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他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烛起草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著作。初稿形成后，他用毛笔把文章抄写在毛边纸上，写一张让警卫员贴一张，贴满了卧室和客厅的墙壁。然后，他又叫警卫员请来当地的领导干部，一条一条地念给他们听。毛泽东还时不时停下来问“是不是这样啊？”或是指着一位干部说：“这条可是写你啊。”这以后，汀州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工作中把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放在首位，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长汀因此被称为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

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病疗养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下午都和为他看病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坐在老古井背后的听松亭里，一边喝着老古井井水沏泡的香茶，一边谈理想、谈人生、谈信仰、谈革命。毛泽东的话犹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傅连暲的人生道路。1933年初，毛泽东回到瑞金后不久，傅连暲也到了瑞金，他把福音医院所有医疗设施和所有家产都捐献给红军，彻底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30年后，已经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仍然无法忘记在老古井旁生活的日日夜夜，无法忘记那块他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无法忘记和他结下深厚感情的老区人民。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特意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

经毛泽东的这一问，叶飞立即电询长汀县政府，然后他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的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如今，长汀人早已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可到老古井取水的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在长汀人民心中，老古井是神圣的，那源源不绝的井水，永远诉说着一个伟人无比的关爱。至今长汀还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

日头照耀老古井，毛主席搭崖心连心，上家下屋问寒暖，柴米油盐挂心头。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坚持调查研究，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就是因为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失去调查自由的毛泽东又想出了新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失去了随意接触人民群众的机会，这让他感到相当苦恼，为了摆脱这种人为的隔阻，他想出一个办法，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耳目”，探亲访友，外出办事，都要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最终，他调动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严密的调查网络，使他能够了解到全国的真实情况。

1955年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讲话。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时，给警卫战士们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并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据林克《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一文记载：

50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同志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林克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当时林克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林克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他们这次访问了原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平等地。这次调查，他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他们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他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来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经过长期战争，那时群众生活仍很艰苦，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中午道路泥泞，早晚道路结冰，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子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记得这次调查，他说：“老解放区有的才不像样子，有人摆老资格，把持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如河北平山，全县封锁情况，下去的干部，他们要考你中央委员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大约是1957年12月，警卫战士马维探亲回来，不仅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把这个窝头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了，马维的报告对他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接过窝头时，毛泽东的手甚至有些抖。他很费劲地掰开那个窝头，将一块放入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

毛泽东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语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他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以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毛泽东曾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那一天，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李银桥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李银桥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李银桥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他与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

1958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到了5月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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