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2)

毛泽东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感慨万千，对身后的红军将士们说道：“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

毛泽东对忽视宗教和神学文化的倾向是非常不满的。1963年12月3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显然，毛泽东提醒不但不能忽视宗教神学，而且还应该加以认真研究。他认为从事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以及有关工作的人应该不同程度地懂得一些宗教、神学知识，否则就是“不专”。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群众领袖的行动。

1961年1月22日，他在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中曾说过：“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都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非但如此，他还提出要培养真正懂宗教的知识分子。

他在同十世班禅大师的那次谈话中还指出：“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教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52年，毛泽东在同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那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4.建议宗教、神学不断改革服务社会

由于宗教、神学有积极的价值，所以，毛泽东认为，对宗教、神学不仅要保护，而且要发展、改革。

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西藏代表团时谈到：西藏的经济和文化都要发展，“文化中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中建议，佛教的有些规矩要“稍微改一下子”，他说，“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口……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后来，西藏的佛教经过改革，原有的各种矛盾得到了缓和与解决，佛教自身也有了健康的发展。

毛泽东还建议宗教知识分子不但要学神学，懂神学，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这对提高宗教神学人员的素质，使宗教神学更有益于社会和人民，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现代人来说，研究宗教神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宗教神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中凝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宗教神学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宗教神学的唯物主义倾向及其负面作用，正确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宗教神学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影响亿万人，必然有它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不对它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吸取其精华，放弃其糟粕。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无神论者要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对待别人和其他国家和民族信教、信神的行为，不应持过激行为。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说道：“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在同客人讨论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时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显然，毛泽东是要通过研究宗教来把握群众的脉搏，取得群众的信任，逐步提高他们的觉悟。

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他看来，当别人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拔苗助长”，就会适得其反。早在1927年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说过：“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待宗教问题的认识和提醒，不但适用于管理者，就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

“印象最深的老师”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他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命运。

在湖南一师，他影响毛泽东确立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经世致用的读书观。

他影响毛泽东接触船山学社、岳麓书院。

他影响毛泽东接触了《新青年》。

他指引毛泽东多读无字之书。

他介绍毛泽东进入了中西合流、思想活跃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他介绍毛泽东认识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启蒙者。

他没有看到毛泽东成为自己的女婿，就已经病逝。

没有他，毛泽东可能就没有机会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就是毛泽东的恩师，后来的岳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哲学、伦理学大师，教育家杨昌济。

毛泽东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长沙县板仓人，杨开慧之父。

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

1892年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秀才，在后来的乡试（考举人）中，没有考中，随后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

青年时期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

1895年到1898年，杨昌济继承父业，在家乡当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把自学的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人的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

陈独秀（左一）1903年2月与友人在东京。

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

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杨昌济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

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恺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决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如1914年7月5日写道：“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1913年后，杨昌济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任教，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自修大学。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资助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

杨昌济像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熏陶，他精通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所以，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所以，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虽然杨昌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来说，他应当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

他于1914年3月18日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他认为中国重社会科学，而“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而深刻的。他还认为，中国缺少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进步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一方面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并能够加以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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