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的目的(2)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多名刚刚毕业的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这时湖南青年到达北京准备赴法的已有四五十人了。由于出国的准备没有做好，一时还不能赴法，一部分人情绪不安，有的口出怨言。毛泽东劝大家耐心等待，并反复说明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可能在没有准备好以前就盲目行动。他又同蔡和森与有关方面接洽，使大家都能入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并分头筹备旅费，办理出国手续。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的生活非常拮据，他感到自己非找个社会工作不可。

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虽是个被人瞧不起且薪水每月只有8元钱的职业，但它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问题。而且每天可以阅读报纸，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

转眼到了1919年的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开北京，于14日抵达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和吴玉章等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

在上海送别了留法学生后，毛泽东于1919年4月6日回到了湖南长沙。

出国本是件人人梦寐以求的好事，毛泽东组织了一大批青年出国，此时的毛泽东明明可以和大家一样前往法国，但他为什么最终却做出了不出国的决定呢？

“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这是许多人都会在心里提出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有过多种解释，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解释，毛泽东的朋友以及后人们都有过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之中，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

一、他母亲病重，他需要回去照顾他的母亲。

二、他在北京期间和杨开慧发生了恋情，他是为情所困，因为儿女私情留在了国内。

三、他的老师杨昌济想让他进入北大，进一步深造。

四、语言的原因。毛泽东不会法语。

五、经济原因。当时的毛泽东身上的钱很少，长期在外，常常陷入借钱的状态。

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以上几条原因最多只能成为他留在国内的原因之一，以上任何一条都不能成为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的惟一、充分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以上各种猜测的理由和事实依据。

一、他母亲病重。

有人猜测，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并且回到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

事实上，毛泽东在赴京之前，就已经知道他的母亲有病在身，他的母亲文素勤当时在他的外婆家养病，这可以从毛泽东1918年8月给他的两位舅父的信中找到证据。

七、八二位舅父（实际是他的大舅和二舅）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复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毛泽东年少时，曾长期在外婆家生活、上学，得到了外婆家长辈们的关怀和温暖，特别是文玉端、文玉钦两个亲舅舅，更是倾尽了心血。父亲毛顺生曾反对儿子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结果是两个舅舅出面斡旋，不仅说服了毛顺生送他去东山学堂，还经常接济他的学费。因此，毛泽东对两个舅舅非常尊敬。

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毛泽东母亲文素勤。

1918年8月，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往北京，在离开湖南长沙之前，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的母亲久治不愈，而游子在外，无以尽孝，全靠二位舅父的照料，心中对于舅父自然是十分的感激。

毛泽东很爱他的母亲，因为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损己利人的人。如今她有病了，作为儿子，却又要远她而去，他心里真是万分的惦念和不安。所以，临行之前，他给母亲送一个药方，希望能减轻母亲的病苦，以尽作为儿子的孝道。同时，毛泽东还谈了下一步打算，如果还不能治好，到秋收之后，请他的大弟弟毛泽民护送他的母亲到北京治病。

毛泽东将这封信寄出不久，就于1918年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了，1919年4月6日，当他从上海返回长沙后，立即于4月28日又给他的两位舅舅写了另一封家书：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句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纡（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

母亲的病痛，肯定一直挂记在毛泽东的心中，在北京他又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自然更是不安。“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起回服侍”，这里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母亲疾病的牵肠挂肚。事实上，在前一封家书中，毛泽东就已做出安排，“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诊病，到写第二封信时，母亲已经由毛泽民送到了长沙，毛泽东则是“亲侍汤药”，不离左右。由此看来，是不是可以说，母亲的病危就是造成毛泽东做出留在国内的决定的真正原因呢？对于生他养他并予他的一生以深刻影响的母亲，作为家中长子，他怎么可能会不管不问呢？

毛泽东1919年4月在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经周世钊的引荐，不久就到修业小学担任了历史课教员。

毛泽东一方面利用教员的社会职业，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接触，向他们讲述几个月来自己在北京、上海的经历，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开展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尽量抽出时间陪伴母亲，亲送汤药，尽孝子之责。毛泽东觉得母亲难得来长沙一次，又正值泽民、泽覃均在长沙（之前，毛泽民在湖南一师谋到了一个做校务的职位，毛泽覃则被哥哥送入长沙修业小学读书），便一起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母亲坐中间，毛泽东站右边，毛泽民、毛泽覃站左边。这是后来毛泽东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1919年毛泽东与母亲、弟弟合影，这是与母亲最后一次合影，本年10月母亲去世。

上面两封给两个舅舅的信，一再表达了自己对母病的忧虑和对舅父所作的精心照料的感激。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毛泽东的母亲在长沙医治后并不见好，不久便由毛泽民护送回了韶山。当年的10月5日，她病逝于韶山，享年53岁。

从以上情况来看，毛泽东很爱他的母亲，为了尽孝道，不能排除母亲是他选择留在国内的一个原因。如果有人无意忽略了这一点，那毛泽东在上海送别大家之后，为什么不返回北京？毕竟北京还有他的老师杨昌济，他的恋人杨开慧，还有他的可以谋生的工作，最关键是还有许多事业可做啊，比如北京还需要一个人做国外的新民学会会员与国内的联系枢纽，然而，他为什么让罗章龙留在北京负责，而他自己却回了湖南长沙呢？难道仅仅因为长沙是新民学会的根据地吗？

尽管如此，我们不难推测出毛泽东还不至于因为母亲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选择。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和分析得出：

1.既然他在离开长沙去北京之前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病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留在湖南，或者从长沙回到韶山，或者立即把他母亲接到长沙呢？

2.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他的母亲由他的弟弟毛泽民护送到长沙治病，他自己为什么不亲自回去接他的母亲呢？

3.在他母亲病危之后，是由他的弟弟毛泽民护送从长沙回到韶山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不亲自护送他的母亲回韶山，并选择在韶山照顾自己的母亲到临终呢？

4.他母亲病故之后，他并未放弃出国的念头，那他为什么不出国呢？

5.如果说他母亲病故后，他还有照顾自己在长沙的父亲和两个弟弟，还有自己的恋人、后来的妻子杨开慧（1920冬，他们结婚）的责任，那么，在父亲死后，他曾回韶山老家处理完了老家的所有财产，而他仍然没有出国，这又做何解释呢？

6.从他后来对待亲人和事业关系的一贯处理方式上——他是一贯事业为重的。

从以上事实和分析来看，毛泽东的确是一个重亲情、而又顾全大局的人。事实上，他不但对他的母亲有责任，对他的父亲，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他的恋人、后来的妻子同样有责任。一方面他不会为了事业而放弃亲情（他在母亲病故后把父亲接到了长沙，他还为两个弟弟在长沙找到了立足处，他为毛泽民在一师谋到了一个校务工作，为毛泽覃找到了一个学校），另一方面，他也决不会为了亲情而放弃事业，他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常言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然而，毛泽东努力在忠孝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一方面，我们不能为了描写毛泽东的伟大，而忽略了他对亲人的亲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描写他如何重情，可以为了亲情而放弃事业。事实的情况是他努力在亲情和事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1919年10月毛泽东与父亲、叔叔、弟弟在长沙合影。

二、他在北京期间和杨开慧发生了恋情，他是为情所困，因为儿女私情留在了国内。

虽然，他在北京和杨开慧是重逢，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在长沙时已经来往甚密。杨开慧和毛泽东在长沙就交换日记本和笔记本，杨开慧效仿毛泽东学会了冷水浴。不过，我们不排除毛泽东在北京时和杨开慧关系加深了的事实，回长沙后，毛泽东开始称她为“霞”，而她则称毛泽东为“润”。

事实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后回的是长沙，而不是北京，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再亲密，还不至于到达为杨开慧而放弃自己的事业的地步。这一点是容易讲明白的。

三、他的老师杨昌济想让他进入北大，进一步深造。杨昌济的确有过让毛泽东进入北大的想法，不过，当时的北大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并不能直接报考北大，而是必须在社会上服务几年后才能报考。所以，他才被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手下做了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况且，这个管理员薪水不高，关键是又不受人重视，所以，他更不会为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而选择留在国内。事实上，他后来回了长沙，而不是北京，这一点也很容易讲清楚。

四、语言原因。

事实上，大家都不会法语，大家是到北京以后才开始在留法预备班里学法语，毛泽东当然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去学法语。但毛泽东却留在了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这说明，一到北京，毛泽东已经决定至少是暂时不去法国了。

所以，语言的原因这一条并不能成立。

五、经济原因。当时的毛泽东身上的钱很少，长期在外，常常陷入借钱的状态。

事实上，毛泽东从天津到浦口，从浦口到上海，都是借的钱。前往上海前，他只有到天津的票，出了天津站，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了十元钱才到浦口。出了浦口站，他一文不名，甚至连鞋子都丢了，可巧，一出站，他遇到一位湖南的同学，才借到一点钱，买了鞋子和到上海的车票。

以上困难的确存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不能赴法的原因。据罗章龙回忆，1920年在上海半淞园集会后赴法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全都是公费。在公费名单中，有润之（毛泽东）和罗章龙本人的名字。

既然，赴法勤工俭学是公费的，后来的费用问题已经解决，许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出身贫寒，他们都顺利地出国了，毛泽东作为最重要的组织者当然更有机会出国了。事实上，当时的名单上是有毛泽东的名字的。这足以说明，这条原因并不能够真正成立。还有，毛泽东从上海回长沙的钱，还是从赴法的款子里拨出的。

既然以上原因，都不能够真正成立，那么，真正导致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他本人的原因。

二、几个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

三、国内的需要。

由于内因总是要受到外因的影响才能够形成，所以，我们探究毛泽东个人原因之前，先来看看外因对他的影响。

国内的需要

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国内还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尤其是新民学会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团体中的职责。“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这也是学会会员大家共同的意见；“希望他殿后，为学会其他会员谋出路，为学会在国内打好基础。”

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说：“兄留湘两年，极为重要……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虽然，毛泽东赴法的想法暂时放弃后，产生了赴俄的想法，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他已经忙得顾不得到俄国留学了。

几个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

在留学这件事情上，曾经有几个人深深地影响了他，导致他本人下决心留在国内边搞研究，边搞革命，边学习。他们分别是：

（一）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

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受他的老师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开始崇拜陈独秀、胡适。他爱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非常钦佩陈独秀其人和他写的文章，他称陈独秀“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北京，他经李大钊引进，拜访过陈独秀。后来，他到上海送新民学会的朋友赴法时，又一次拜访了陈独秀。从陈独秀的文章，到他所传授的马列主义革命学说，使毛泽东已经从内心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学说，并决心投入到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而不是远离祖国去勤工俭学。至于陈独秀对他的具体影响，我们后文再详细讲。

（二）李大钊

毛泽东为送朋友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经过他的老师、岳父杨昌济的引见，他认识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李大钊，他使毛泽东的人生从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正是李大钊，直接使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下定决心留在国内搞革命。初到北京，是李大钊安排他在北大做了图书馆管理员，为他提供了经济保障。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他在这里不但接触到大量的新闻和新文化思想，并且认识了大批进步学生。他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请教，有时谈话居然达四五个小时，他听李大钊讲授的各门课，参加蔡元培、李大钊、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听李大钊在演讲《庶民的胜利》，李大钊介绍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他称自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就迅速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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