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们的目的(5)

毛泽东另外一个休息的方式是练习书法。毛泽东是中国当代一流书法家，他爱好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读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主席最喜欢怀素的草书，怀素体的《千字文》使他老人家爱不释手，天天都要翻一翻。有一本怀素体的《千字文》是田家英为他收集来的，起先它是折子式的，并且破旧得不成样子。是田家英用精工裱起来，变成了书的样式。有一次，卫士周福明看着手捧怀素体《千字文》的毛泽东问：“主席，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毛泽东显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你不知道哇，这是个和尚写的，这个和尚和我还是老乡呢，他写了一手的好字。”

“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具备磅礴的气概，广阔的胸怀，深邃的历史责任感，锐敏的洞察力，深思熟虑的气质，高度集中的意志，当机立断的魄力，忘我的工作激情，刚毅、顽强的性格和他那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有伟人的素养，这与他很注意广泛阅读，不断从精神上充实自己是分不开的。

从童年开始，毛泽东就喜欢博览群书。除了一些传统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他还私下阅读了许多有关造反的小说和关注时政的图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

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1958年9月的一天，张治中随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看到以后非常诧异地问道：“您也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到报纸、杂志、字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如小人书、笑林广集等等，他都广泛阅读。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在近现代政治家中，极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得那样深入和广泛。

广博而有顺序和重点

毛泽东读书虽然广博，也并非是无目的地随手拈来，平均使用力量，他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泽东最最喜欢的书莫过于他床上摆的三排书。外侧的两排书，每过一段时间毛泽东就让秘书负责换一换，惟独紧挨着他睡觉的那一排书他是不让替换的。每当外出时，不论去哪儿，不论路程远近，不管时间长短，不用开书单，身边的人员都必须专门用个小箱子单独地把它们全部随身带上，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把它们摊开，像在家一样摆在他睡觉的床铺上。就连每次外出坐火车的这段工夫，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把这些书按次序在卧铺上摆好。

那么，这排紧挨着毛泽东的都是些什么书呢？它们从枕头旁到脚底的顺序大致是这样的：枕头旁是摞地图，毛泽东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时涉及到地名的，他都要搞清楚地名的方位。《中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分省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图》就是供他随时查找的；接下来是诗词方面的，像《诗韵》、《诗韵释要》、《词综》、《杨万里七绝钞》、《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元诗别裁》、《明诗别裁》、《清毛泽东床边堆放的书。诗别裁》、《清诗评注读本》等；然后是鲁迅的书籍，像《朝花夕拾》、《两地书》、《野草》、《书信》、《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就是马恩列斯的书和他自己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怎么办》、《论反对派》、《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等等。

毛泽东卧室床上的书全都算起来大概有几百册，三排一摞一摞地摆放着，有的竟有一二尺高。看书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它们有的摊开，有的堆放，表面看起来似乎显得非常凌乱，其实在他的头脑里书是怎么码放的，从哪拿这本，从哪拿那本，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卫士在换床单时一定要特别仔细，对这些书籍一定要按着他自己的顺序，一本不差地放。否则他就认为打乱了他看书的程序，引起他的不快。一次，刚刚参加卫士值班的周福明就遇到过这么一次。他看见毛泽东的床单该换了，便换了条干净的，但疏忽了把书恢复到原来的顺序。毛泽东一上床就感觉到不对劲，对周福明发了火：“谁让你动我的书，打乱我的秩序。多此一举！”周福明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就十分留意卧室床上码放的书籍，对紧挨毛泽东身旁的这一排书，他总是牢牢地按毛泽东的顺序记在脑子里。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周福明都能迅速而准确地按原样把书码放在他睡觉的床上。

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

从童年起，毛泽东就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和各类杂书。像《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泽东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

正是这些读物，成就了毛泽东的诗人情怀和文人风度。

扎根于历史书籍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来自于他广泛阅读的历史读物。对于中国历史，他更是熟悉。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书籍之一，这套浩瀚的历史典籍从《史记》到《明史》一共828册，3019卷，4000万字左右，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这套书平时就摆放在饭厅的书架上，他外出视察工作，有时让周福明把它们全部带上，有时只带其中的一部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读历史书非常重视“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鲁迅的著作

鲁迅。

毛泽东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联系实际阅读马列著作

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都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

遇到不懂的问题和产生疑问时就查书

毛泽东的知识虽然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远远不够。为此，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遇到不懂或有疑问的问题，他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深入地进行研究和学习，直到弄清楚为止。

1958年7月2日，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次机床展览后，毛泽东立即回到住所，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找他在参观时看到的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

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毛泽东就找来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著作开始学习起相关知识。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着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思维空间。他曾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毛泽东认为了解一个人物，认识一个问题，不要匆忙下结论，而是广泛地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他曾对卫士周福明讲：“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停留在一个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比普通人站得高，看得远，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凡是与毛泽东作过深谈的人，不论是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他们都深深地被毛泽东渊博的知识所折服。

不过，我们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至于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

教导青少年博览群书

毛泽东不但自己博览群书，他还经常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多读书，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

1954年，毛主席提出他需要一个懂英语和国际问题的秘书，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人选，最终选派了林克。这一年的10月，林克开始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南边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从这里走过一条长廊便是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由于林克是第一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加之从未做过秘书工作，更不知道毛泽东对秘书工作有何要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找林克谈了自己多年工作的体会，并提醒林克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可能帮不上主席的忙。”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克就提醒他要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1957年到1966年，毛泽东又让林克兼顾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

刚到毛泽东身边时，林克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毛泽东筛选文件、资料；综合及汇报情况，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

毛泽东对林克的工作很放手，他只明确任务，但从不做硬性规定，而是让林克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让林克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起来就比较放得开。

毛泽东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他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他不但要求林克汇报情况，而且要求林克作出分析、判断、并鼓励他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年4月7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这一年的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林克写了一封信：“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

由于林克的工作最初是分管国际问题，以后又扩展到国内问题以及理论问题。他过去的习惯是研究形势和动向较多，而从理论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很不够。此时，由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要求林克一方面要“广收博览”，另一方面要“偏重一点理论”，这样才能符合实际的需要，“于你我都有益”。

毛泽东写信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新的形势要求人们不断地学习。

此外，毛泽东还让林克阅读国内报刊的学术理论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看。

正是在毛泽东的期望、指导、鼓励和诱导之下，林克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这为他后来从事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参与《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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