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社会是个大学堂(2)

且说这一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和萧子升终于来到沩山。他们找到了茂密的树林映衬着的千年古刹沩山寺。两个和尚在山门迎接，为了不使对方误会为长途跋涉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乞讨而来。和尚回答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寺里的方丈是不随便接见客人的，当他看到这两个青年人求见的便条，不敢怠慢，就请了进去。在方丈室，两个客人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八百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在方丈的盛情挽留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寺庙里共住了两天，并由和尚引导着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一百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临别的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向老方丈表示，他们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寺出来以后，二人商定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为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夜宿沙滩

接下来，他们又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出来后，继续沿着一条河岸从容前行，他们需要为这晚的住处着想了。夜很静，也很美。午夜明亮的月光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路上，轮廓分明。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何况刘翰林所赠的40枚铜元，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毛泽东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这沙滩岂不可以作舒服的床吗。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睡了一夜。萧子升时时醒来，毛泽东则睡得烂熟。在回忆录中，萧子升用很长篇幅描写了沙滩月夜如诗如画的情景，以及怀疑远处高坡上似蹲踞着一只老虎，因而引起极度恐怖之感。直到天亮之后，萧子升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块大黑石头。早晨起身了，继续沿着河岸走。不久，过了一座石桥，大路就逐渐同河岸分开了。他们一路谈论，不知不觉地就进了安化县城。

靠送对联乞食

他们进入安化县城时，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二人还不曾吃过早饭，就觉得饥饿非常。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犹豫了片刻，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怎样付账呢？商量之后，决定留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去设法弄钱。讨钱很难，一些人干脆不肯给，费了好些时间，走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讨钱的出去回来后，二人又商量，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这几十文去买些纸来，写成对联，当“游学先生”，送字给那些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就这样弄几个钱来借以糊口。

这一招还真灵，在头一家店铺里，他们送去的对联受到了店员的赞赏，连声夸奖说“写得好，写得好！”给了他们4个铜元。这时，店主出来了，问了一下，说：再给4枚。8枚铜元，就足够付茶馆的账了。

付过茶馆的账之后，他们决定再讨些钱，为后面的生计着想。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小气的，拒绝接受对联：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他们说：写上了宝号的招牌，怎么能送给别家呢？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板。

他们发现，多数的店主看到写有自己的店名，都是表示接受的。有一家茶叶店，店主读过书，也会写字，在收下对联之后，还请他们到书房里谈话，萧子升当即磨墨挥毫，为店主本人写了一副对联。那店主认为读书人常不免穷愁潦倒，慨叹不已，临别，竟送给了20个铜元。同茶叶店老板谈话时，那个老板谈到他有3个儿子，准备让一个读书，另两个学做生意，认为读书谋生是靠不住的。

一路上两人开展了有关中国家庭制度的辩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情感。萧子升则认为不可太夸大国家观念，应两者兼顾。毛泽东认为国家应占最优先地位：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当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他们到安化后，还曾到过第一师范同学罗驭雄和萧蔚然的家，在罗家吃过饭，给一个秀才送过对联。还查阅过安化县志，了解清代农民黄国旭领导的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还在一个贫苦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的故事

后来，毛泽东和萧子升又到县劝学所拜访所长（相当教育局长）夏默庵老先生，结果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对对联的事情。

夏默庵毕业于两湖书院，饱学经、史，曾深受张之洞器重。他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

毛泽东第一、第二次拜访，夏默庵有意回避，三次登门，夏默庵才受触动，觉得来人与众不同，开门相见，抛出难题。出对曰：“绿杨枝上马声声，春到也，舂去也。”毛泽东一听，才思敏捷，啊，老先生要考我呀！马上对之：“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默庵击节赞赏，马上客礼相待，结为挚友，促膝而谈，纵古论今。

夏默庵老人以客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并住宿。在劝学所他们还观看了祭孔礼器和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1953年5月，毛泽东还曾向安化地方去信，“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求索这本书，研究民族团结。可惜，夏老先生已于1928年去世了。此书后来没有找到。

两个叫花子成了益阳县的上宾

离开安化之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决定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了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竟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经过几次问路，终于问到了县政府。他们说明来由，就要往里进时，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冲他们叫道：“滚开，叫化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长时间。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决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老师看到自己的两位学生这身装束，很是吃惊。当他听完二人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先是打发已经很脏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先去洗了澡，然后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康峰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6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张康峰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结果，两个叫化子突然变成了益阳县的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3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自己的态度，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且说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

在这段路途上，二人开始讨论金钱、权力，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涵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泽东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子升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泽东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毛泽东和萧子升于是决定放弃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迳直返回长沙。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这一路的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化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捱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毛泽东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不久，他们回到长沙。离船上岸之后，在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就这样，毛泽东和萧子升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900多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游学”笔记。回到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8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赞誉。毛泽东在游学中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真实的社会知识，了解社会，了解民情，更加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宏伟志向。

其实，毛泽东的远游经历并不止这一次，他在平时周末或假日，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前后游历近半个月。

这次游学，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开始，日后，他就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

青年毛泽东的游学经历，不但使他了解了社会，观察了民情，而且对他以后进行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渡湘江，使他更加自信，了解了人性的复杂。

向刘翰林献诗，使他了解了当时隐居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在好友叔衡家受到的盛情款待，使他体味到了友情的温暖。

路遇好心的老衙役夫妇，使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官场的黑暗和难处。

在沩山寺受到的优待，为他日后的宗教思想奠定了基础。

夜宿沙滩，锻炼了他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

靠送对联得到吃饭付账的钱，使他明白了要给对方带来好处，好更容易得到自己的需要。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的故事，锻炼了他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品质。

两个叫花子成了益阳县的上宾，使他开始思考金钱和权力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次游学的收获肯定远不止这些。

所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节假日游玩的同时，不要老想着爱情和享乐，在游历的同时，多留心历史文化知识，留心当地的民情民俗，思考一些有益的问题，肯定会收获更多，也会更有利于自己的进步。

创办工人夜校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期间，青年毛泽东在学习之余，还经常积极地参加有关社会活动，除了上文我们提到的与萧子升一起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游学”旅行以外，他还与蔡和森徒步到农村进行过调查活动，除了这些，他的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继续举办自己的老师们创办的看来无法办下去的工人夜校。那么，面对大家的不一致看法，面对曾经的失败，什么样的想法使毛泽东敢于继续举办看来已经办不下去的工人夜校的？他最后成功地办下去了吗？

被师生们称为“奇才”和“栋梁之任”的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德智体各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在1917年6月的“人物互选”中，他在全校34个当选者中得票最多。

1917年10月，湖南一师的学友会改选时，青年毛泽东被推选担任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可都是由一师的教员们担任的。比如，学友会会长就是由学监方维夏代理的。实际上，主持学友们实际工作的就是青年毛泽东。可见当时，师生们对毛泽东的推崇。

当时，湖南一师的学友会曾经主持开展过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等。

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学期，湖南一师办了一期工人夜校，课是由毛泽东的老师们上的，可是，办得并不成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

到这一年的下半学期，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工人夜校到底还办不办了？由谁来办？大家的看法可以说是莫衷一是。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认为举办工人夜校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不但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好。

毛泽东在进入一师之前，曾当过半年兵。在一师期间，他还担任过一师学生志愿军的连长。在校期间，他的一位同学在校期间因为健康原因死去，促使他写下《体育之研究》一文，发表在当时的先锋刊物《新青年》杂志上。在对体育的深入研究中，青年毛泽东和鲁迅先生一样，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国力日渐衰落，除因国民体魄不强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国民缺乏必要的基本教育，百姓的愚昧与国力的落后是一对相连的孪生兄弟。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中坚，就是大多数的劳动者，而他们都缺乏教育，没有文化，而这种国民素质低下的状况又会“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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