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1)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对他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课堂上讲，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对毛泽东探究古籍，活以致用，有极大帮助。总之，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对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决定退学自学

——从读《纲鉴易知录》到《御批通鉴辑览》

在私塾里读《纲鉴易知录》

1910年，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念书的时候，在他的私塾老师毛麓钟的指导下，点读了《纲鉴易知录》。

这是少年毛泽东读的第一本中国通史著作，使他最初获得了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纲鉴易知录》和毛泽东当时喜欢的历史小说，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毛泽东终生喜爱《纲鉴易知录》，他多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和阅读此书。

《纲鉴易知录》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正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起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刻于康熙五十年。全书107卷，约180万字。

编者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吴乘权编选过的《古文观止》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吴乘权、周之炯、周之灿三人认为《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不利阅读，决定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经过六年的辛苦劳动，他们从那些大部头的书中精选材料，删繁就简，编成了这部180万字的书，可以想见是很费了一番心血的。

在湖南省立中学读《御批通鉴辑览》

符定一于1912年在长沙创办了省公立高等中学，并亲任校长。这一年，毛泽东年仅19岁，他在投考了几所学校后，发现这些学校的教育宗旨、教育方法不能令自己满意，后来，他又参加了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的招生考试。

1950年6月，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教师符定一交谈。

当时的国文考试题目为《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为重》。这是一个关于治国方论的题目，就是当时有学问的人做起来，也很有难度，何况对于一个年仅19岁的毛泽东呢。不过，毛泽东虽然年纪不大，平时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一见题目，不但不觉得难，而且大有成竹在胸之感。他谈古论今，纵横数千年，论点精当，论据充足，层次清晰，逻辑严谨，洋洋洒洒将教育与实业对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说得头头是道。符定一看完以后非常高兴，但又担心其中有假，就亲自主持面试。结果，这位从韶山冲来的农家子弟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显示出了他广博的文史知识和超常的敏捷思维，加之老成持重的言行，让符定一大喜过望，当即就决定招收毛泽东。

后来，符定一看出毛泽东特别注意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等大事，相信他将来必能成大器，就格外器重、关照他。为此，符定一特地将自己圈点过的《御批通鉴辑览》送给他，让毛泽东从历代兴衰成败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在阅读过《纲鉴易知录》之后，《御批通鉴辑览》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

《御批通鉴辑览》本属于《四库全书》，又名《御制评鉴阐要》。乾隆皇帝原来也想出一部像《纲鉴易知录》似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拟定名为《通鉴辑览》。乾隆皇帝的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编成了《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其实是一本乾隆皇帝宣扬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

让符定一想像不到的是，毛泽东读过此书以后，竟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除《纲鉴易知录》和《御批通鉴辑览》外，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他还通读过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历朝纪事本末》、《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对历朝各家的各种史著、史论，以及稗官野史、历史小说等，都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毛泽东不愧为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他的勤学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现代人学习。

一个人愈是勤学，愈是上进，就愈是容易受到老师和上司的器重和刻意栽培，所以，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他不断获得进取资源，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可凭借的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及时发现人才，并刻意培养，最终将造就不可限量之才。

独立思考精神的见证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读书时的

课堂笔记《讲堂录》

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仲谦曾对自己学生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极感兴趣，特地找学生借来阅读。袁仲谦感觉，只有一个在讲堂里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萃，并有这样的《讲堂录》。透过这本课堂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马日事变后，如果不是被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被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这本《讲堂录》也许将来永远成为人们的想像和猜测了。

那么，这本神秘的课堂笔记，里面究竟记述了些什么？

神秘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一师所记的讲堂录。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笃志嗜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他常说读书要注重“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这里说的“多写”是指多做读书笔记。

毛泽东很推崇“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做读书笔记，坚持不辍，内容广泛而精要，形式活泼而多样。长期以来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写这种读书笔记的习惯。他边抄边研究，把读书、抄录和探讨密切地结合起来。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后来都送回韶山老家存放。

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毛泽东少时的塾师毛宇居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这个惟一幸存下来的笔记本，就是本篇要揭秘的《讲堂录》。

毛泽东青年时期结交的朋友罗章龙回忆说：

通过和毛润之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了很多的笔记，有的是课堂上写的，有的是自学看书写的，有的是他和朋友来往的记录，还有的是来信和他作的诗，内容很丰富，有若干本，字写得很挤，改动很多。另外，他看书爱加批注，打记号，每本书看下来都打记号。由于习惯，有时借别人的书看了也加批注，最后不好意思地向原书的主人道歉。他的目的在于批判地接受，他认为好的，就写上自己的感受，不妥的就批上自己的看法。我记得他将这些笔记都放在一个大网篮里。我们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他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来，他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他对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可贵的。

蔡和森的信中也提到过润兄的“重要笔记”，可惜我们统统见不到了。现在我们只能从青年毛泽东的惟一幸存下来的一本《讲堂录》，来说明他当年那用心听讲、独立思考的求学精神。

《讲堂录》是青年毛泽东于1913年10月至12月期间在湖南长沙四师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从《讲堂录》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青年毛泽东听课、读书的心得，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学习刻苦认真的功夫。

幸存的《讲堂录》是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97面。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

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可见毛泽东对楚辞爱好之深。

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有关的记述和发挥。其中国文课录5篇，修身课录7篇，还有算术课和自然课录各一篇。其中记有八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

《讲堂录》直接记“修身”从11月1日至12月13日凡六次。显然这是听杨昌济六次“修身”课的笔记，既包括老师所讲的要点，也包括他自己听后的心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昌济和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关于这两个话题，我们已经在前文专题探讨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讲堂录》中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韩文的笔记。关于他听袁仲谦的课，学习韩文的事情，另篇专门探讨，这里也不再赘述。

当然，作为笔记，《讲堂录》所记不止以上内容，其范围是很广的。正如有识者所概括指出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1）

《讲堂录》所记文学思想方面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

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等外国著名人物的。

所读名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夹以议论。

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毛泽东当年刻苦治学之精神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你什么都是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字而已，只会翻字典。”

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有一次他向同学萧三借了一本《世界英杰传》。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地还书给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

青年毛泽东不但做课堂笔记，做课后自习笔记，对于难以得到的书，他干脆就抄下来，这需要怎样的一个毅力啊。例如，毛泽东曾经摘录过一本《西洋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是杨昌济先生翻译的，是当时不易找到的一本好书。毛泽东把它借来，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了下来。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7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仅西洋伦理学史一科，手抄本就达7本之多，可见毛泽东当年读书之勤奋、刻苦。

在后来的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仍保持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习惯。

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得益于他最尊重的老师——徐特立先生的指导。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徐特立认为“绩学册士，读书必有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所以，他不管读什么书，都是要作笔记的。徐老作笔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说：“好脑筋不如乱笔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曾和蔡和森、萧子升、周世钊等同学常常去徐特立家，向老师求教。徐特立总是告诫他们：“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决，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看书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当然比贪多图快好。”

这些话，是老师的治学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和他的朋友都非常赞赏并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毛泽东终生躬行实践，受益匪浅。

无论做什么事情，光有明确的目标还不行，还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地，否则将事倍功半。毛泽东的治学之道理提示我们：作读书笔记不仅可以使人加深对他人观点的理解，强化对知识的记忆，而且可以帮助人养成思考的作风。正是“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好习惯帮助他获取了渊博的知识，达到了一般人读书达不到的效果。

毛泽东自己也说：“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但是书本的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是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字而已，只会翻字典。”

袁仲谦对毛泽东的文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泽东本来非常崇拜梁启超的文体，是他改变了毛泽东的取向，毛泽东受他的影响，开始学习韩文。

他爱自己的学生毛泽东，甚至忍不住请别的同学借来毛泽东的笔记阅读。

在毛泽东的《讲堂录》里，关于他的课堂笔记就占了近一半。

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四师，后来并入一师求学时的国文课老师袁仲谦！

“感谢袁大胡子”——受袁仲谦的指点学习韩文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斯诺回忆起他的这位老师时说：

“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毛泽东可能就读不了那么多的古文，成不了一代文章大家；这对于日后人民眼中的伟大领袖来说，其个人魅力也许要逊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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