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关注时政心忧天下(16)

根据现有材料考证，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据初步分析，讲授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毛泽东读到《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以后，柯柏年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国家与革命》才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周恩来题名）上。

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亲眼目睹了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仅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汲取了理论的力量，而且还利用其中的理论来思考中国的革命战争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重读《国家与革命》的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国民党则采取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打出了“和平统一”的旗号，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三次电邀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和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国共和谈的同时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国统区人民也开展了反内战运动。在国内人民要求民主的压力下，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未变，他边谈判，边做好了发动内战的准备。1945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此时，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当时国内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决定重新阅读《国家与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

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同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他从中汲取了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面对内战，毛泽东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

正是基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正确指导，毛泽东领导党、军队和全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就谁的一部作品提出了

“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的文艺思想？

陈赓曾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田保霖》是怎样的一部作品？丁玲是怎样的一个作家？

“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这句话的全部内容，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对指导文艺工作有什么意义？

毛泽东和丁玲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思忖着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胡乔木对她说：“你到工农兵中去吧！可以多写些通讯报道，多写些短文章。”

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朱德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

丁玲本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的，但在那里读了两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迹，确实是感动了她，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道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

“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新作《田保霖》。

这是她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期间写的一篇通讯报道，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田保霖。同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欧阳山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

7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他们的文章，从中感到了新鲜的创作气息，当即写了下面这封信。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当天傍晚，丁玲和欧阳山如时赴约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庆祝。”

傍晚，毛泽东请他俩吃了饭。明月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丁玲呢，她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多美的枣园的黄昏呵！一钩新月，夏风送来枣花的淡香。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她的记忆里。

不久以后，毛泽东在边区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会后，陈赓曾转告丁玲：“毛主席在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后来，毛泽东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也提到《田保霖》和丁玲。

毛泽东为什么再三提到丁玲的《田保霖》？

自己的作品《田保霖》让毛泽东如此看重，实在让丁玲感到意外。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便说：这文章（指《田保霖》）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再三提到它，说它“很好”呢？

原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形势推动下，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下乡下厂下部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1944年初，她被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创作。这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丁玲到会上去体验生活，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新的人物和事迹，促使她不能不拿起笔来。会间，她写成了有名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称赞。田保霖是靖边县一个乡的合作社主任，他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扬了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带头人，并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陕北地区近20年的历史变迁。

其实，丁玲早在“左联”时期就写了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水》以及《奔》和《田家冲》等。《母亲》里面也写了农村。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工人农民，无论作者怎样写了他们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开始觉醒，以及他们的挣扎和抗争，但他们还是受苦受难者。而《田保霖》中写的人物，却是边区合作社中的模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人物。这篇作品，写了田保霖由一个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成为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歌颂了“他踏上新的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的革命精神，田保霖的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由抱定“不出头不管事”主意，到觉得人应该像共产党员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从而主动办起合作社，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是县委书记惠中权对他进行团结、帮助、教育的结果。而他的合作社的发展，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

不过，丁玲自己很清楚，从艺术角度上讲，《田保霖》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其成功与其说是在艺术技巧上，倒不如说是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效益方面。

因此，她把《田保霖》看作“只是一点点萌芽”。对毛泽东的夸奖，丁玲心领神会。从那以后，按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在写《田保霖》前后，丁玲写出了一组反映边区劳动模范、边区新生活的作品，如《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

丁玲对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怎么满意，但她说：在写了《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几篇之后，“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的浓厚的感情来写作，同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在写这种短文时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这些作品的语言文字是朴素的，基本上是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也是健康、明朗的。田保霖、袁广发等新的工农人物形象，不仅不同于《水》、《奔》和《田家冲》里面的工人农民，而且也有别于陈老太婆（《新的信念》）和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那种肉体和精神都带有创伤的农民。

后来这些作品都以《陕北风光》为名结集出版。丁玲把这本很薄的小书珍视为自己“走向新的开端”。

自从因《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鼓舞和鞭策之后，丁玲便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写工农兵”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新概念。它的精义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工农兵”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写出《田保霖》这样的作品，算是得了真谛。毛泽东夸《田保霖》写得很好，说它是丁玲“写工农兵”的开始，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的。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其人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在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宣部文艺处长，文讲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杂志主编等职。她以写小说为主，也写散文。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韦护》、《到前线去》、《丁玲近作》、《我的生平与创造》等。

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丁玲就听说毛泽东是一位奇人。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是她的同学，曾向丁玲谈起过毛泽东。后来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从瞿秋白等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1930年，她在上海从事“左联”工作时，又从冯雪峰的谈话中，听说了一些毛泽东的事情。但她真正与毛泽东的直接会面与接触，却是在她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后。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随即押到南京，被囚禁了3年多。直到1936年秋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才逃出南京。1936年11月1日，她从西安出发，经过11天的行程，终于抵达目的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4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在各席就坐。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无所顾忌，欢乐满怀地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了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昵地饶舌。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甚是热烈。

毛泽东也参加了晚会，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得很干净。当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已经坐满了人。见到毛泽东进来，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说，他还没理发呢。在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他来只是想轻松轻松，而这种轻松的情绪，或许有益于他的诗兴。宴会后，丁玲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她：“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当兵，当红军。”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丁玲在前线认识了红军里的许多领导同志，还接触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她参加了前线的行军、宿营、执勤、作战和做群众工作，经受了初步锻炼，对红军有了感性上的认识。不久，毛泽东在拍给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赠送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因丁玲一直在前线，未能及时看到。1937年元旦，她在庆阳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词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丁玲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这年春天，她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说话一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格式写下了十行字，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这便是几个月前在电报中附上的那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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