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关注时政心忧天下(19)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毛泽东继续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此时，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

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

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

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震动了。他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怎能想像得出一个世界上人口数目最大的国家的领袖对生死之事看得如此透彻。

毛泽东还与蒙哥马利谈到了“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的问题。

蒙哥马利：“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核武器问题，争论很多。我在北京也同刘少奇主席谈起中国的核政策。主席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法？”

毛泽东：“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哥马利：“我也想，在你们的各项事情的安排中，发展核武器恐怕要摆在很后的地位。”

毛泽东：“就是，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

蒙哥马利：“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泽东：“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蒙哥马利：“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事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泽东：“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

蒙哥马利：“现在还做不到，首先必须消除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为此就要把军队撤回到各自的国土上去。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访问日本的原因，我必须首先推动实现我的三项原则。”

毛泽东：“那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

蒙哥马利：“我跟陈毅元帅讲过，希望他和苏联讲一讲，要他们也出来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泽东：“他要到日内瓦去参加老挝问题的那个会，可能碰到葛罗米柯，找个机会谈一谈，我赞成。”

在谈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时，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物。人民并不总是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有利，因此领袖必须作出决定。”

毛泽东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蒙哥马利插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民心。一旦取得你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我看得出来，”毛泽东目光炯炯地说，“你很开明。”

在谈到中国的未来时，蒙哥马利问道：“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上十亿人口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哦，你是说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侵略了？”

“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蒙哥马利说道。

“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发动侵略，也不企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人。中国长期遭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们只要求别人不干预中国的事情。”毛泽东朗声答道。

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蒙哥马利问：“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涉及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很干脆，“譬如在分配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与所能，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人人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蒙哥马利仍不理解，问道：“既然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自称为共产党呢？”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因为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谈话进行到下午5时，毛泽东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

晚上，蒙哥马利的随行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为蒙哥马利整理行装，第二天这位英国元帅将要踏上归国的行程。

这时，毛泽东突然来了：“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

毛泽东送给蒙哥马利的礼物是他亲笔题写的自己的词《水调歌头·游泳》，其上题写着：“赠蒙哥马利元帅。”

陪毛泽东前来的工作人员告诉蒙哥马利，这是毛泽东早晨4点钟起床后写的，上面还飘着墨香呢。

蒙哥马利知道，毛泽东亲自写下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客人，是极罕见的事情。蒙哥马利望着宣纸上遒劲有力的汉字，连声向毛泽东道谢。

参考《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对话》。

参考《毛泽东读书笔记》。

参考《毛泽东佳话三百篇》。

毛泽东从“圣人”

鲁迅的著作中找到了什么力量？

作为毛泽东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文人。他尤其喜欢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作品，毛泽东对鲁迅的作品可谓是情有独钟。

对于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毛泽东不仅仅是敬慕，而且在他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给予了祟高的评价。

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这样评价鲁迅：“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进一步评价鲁迅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1949年底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曾因读《鲁迅全集》而一再推迟进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毛泽东是怎么了解从未见过面的鲁迅的？

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在当时的新文化阵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发表了许多笔锋犀利、思想深刻的杂文，这无疑都引起青年毛泽东的兴趣和敬意。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相知相契，但两位伟人却终生未曾见过面。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有幸通过冯雪峰，了解了许多鲁迅的情况。毛泽东曾遗憾地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由于冯雪峰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毛泽东与鲁迅之间的忠诚联系者，在这两位伟人之间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起到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冯雪峰，早年因与同学潘漠华、汪静之、应修人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诗集《湖畔》而闻名于现代诗坛。他原名福春，笔名画室、洛扬等。

1903年，冯雪峰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坛村。

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关头，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经柔石介绍，冯雪峰与鲁迅开始相识、交往，从此，他成为了鲁迅后期斗争生活的忠诚学生和亲密战友。

1933年秋，在上海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因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把他调到了中央苏区。

1933年底，曾在上海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直接在鲁迅旗帜下战斗的作家冯雪峰奉命离开上海，从海路秘密南行，途经福建，最后到达江西瑞金。

在瑞金，冯雪峰先是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随后被任命为副校长。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日子难过，他因受王明的排挤，被免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留下了政府工作，毛泽东就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苏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之中，消息十分闭塞，许多外部情况，除了从一些过期白区报纸上获知，就来自刚到苏区的同志的口中。

听说冯雪峰调到中央党校后，毛泽东便约冯雪峰谈话，两位“诗人革命家”一见如故。从冯雪峰的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情况，也了解到了冯雪峰与鲁迅的特殊关系。

一次，毛泽东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一见面，他就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了他与鲁迅神交的旧事：他很早就读过鲁迅的作品，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

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自己也想再读一遍，可惜在苏区找不到鲁迅的作品。

当毛泽东向冯雪峰问起鲁迅这几年都写了些什么。冯雪峰就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争论中的文章。

从冯雪峰的口中，毛泽东对鲁迅在上海用自己的笔作枪和匕首的战斗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时，在室内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背靠着床坐着，他一面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听冯雪峰讲鲁迅的故事。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自己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的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一次，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也开怀大笑。这笑声，体现了两位伟人的互相理解。

还有一次，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便是一番沉思。对于敌手蒋介石，他自然不以为然；对于他自己，他当然不好表示什么，但对于鲁迅，他则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不但谈到了鲁迅受到反动势力以及革命营垒内部那些还不明事理的青年人的围攻，而且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做得最好。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联系的纽带。

毛泽东同志仰慕鲁迅、尊敬鲁迅，也非常理解鲁迅，注意发挥鲁迅独特的战斗作用。在瑞金中央苏区，人们议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人选时，博古等人认为可以让鲁迅担任教育委员。毛泽东听说后表示反对，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后，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派人向上海文艺界宣传这一政策时，毛泽东指示冯雪峰等同志要首先做好鲁迅先生的工作。而鲁迅先生为宣传党的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毛泽东关注鲁迅，同样，鲁迅，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同样密切关注和悉心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红军长征到陕北后，鲁迅曾热情写信致贺，认为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在他逝世前不久，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附信带去两束火腿肉。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可以说是喜爱之极。

1937年1月，毛泽东来到延安后，他发现陕西第四中学图书室有鲁迅的书。这让毛泽东如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致艾思奇信中曾遗憾地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但是，他不久就得到了他所思念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凡二十卷，包括鲁迅的著作、译著及其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二百套编号发行、标明“非卖品”的“纪念本”。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毛泽东得到一套，编号为第58号。毛泽东非常珍爱，把它放在办公桌旁，忙中偷闲，经常秉烛夜读。这套《鲁迅全集》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直带进中南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无论是出访苏联还是国内巡视，他都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曾因读这套全集而一再推迟进餐，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战斗生活非常紧张，许多东西包括很需要的部分日用品都被扔掉了，马列著作、鲁迅著作及一部《辞海》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

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十分珍爱，把它放在自己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

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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