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毛泽东从部分小说和军事著作中读到了什么治国智慧？(2)

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讲，《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认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三国演义》与毛泽东的军事智慧

《三国演义》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往今来，许多军事家都从中学到了不少军事谋略。

清朝初年，清廷因战争需要，就非常重视《三国演义》的军事价值，又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在他们的用兵打仗之中，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收益颇多。

清朝的刘銮《五石瓠》中就记述了张献忠重视《三国演义》的事，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意思是说，张献忠每天都找人给他讲《三国演义》等书中的故事，遇到用兵之时，往往效仿其中的谋略。

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意思是说，太平天国的军中谋略，多由几个有头脑的人从稗官野史的军事故事中找到一些典型的战例，然后效仿，结果往往非常有用，就把这些视为太平天国的军事秘诀。其中，他们参考较多的就包括《三国演义》。

毛泽东好读古书，这些事他自然也会知道不少，既然前人都这么重视《三国演义》，他自然也是非常重视的。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那天深夜，毛泽东来到借住的三湾村“协盛和”杂货店，他将床铺搭在简陋的柜台上，正准备躺下睡觉时，顺着微弱的灯光，偶然瞥见货架柜顶上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爱看书的嗜好，使他将之取了下来。原来这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顿时，毛泽东眼睛一亮，睡意全无。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山村，当时能看到这样一部名著是多么不容易。他如获至宝，忘记了一天行军的疲劳，当晚便在昏暗的光线下读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阅。毛泽东白天要找当地群众和部队指战员谈心，晚上还要开会讨论工农革命军的改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他仍然抓紧睡觉之前的空余时间来读书。就这样，这套《三国演义》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三湾的4个昼夜。

后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

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多么的喜爱。

可笑的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认为他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其实，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军事谋略，为什么就不能用于现代战争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曾例举《三国演义》中三个有名的战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不同角度的引用、借喻和评论

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的批注中，便提到三国：“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这正是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作者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论点的阐发。可见，毛泽东早年读《三国演义》时，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读得多了，毛泽东对三国故事自然烂熟于心，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可以信手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常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当时的实际问题。

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为这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不是泛泛讲许多大道理，而是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启发和教育大家。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好读演义类历史小说，其中最爱读的又是他少年即已读过的《三国演义》。他在延安经常引用《三国》故事借古喻今。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借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

随后，他在《实践沦》中又引用《三国演义》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

1944年10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学员作报告，讲到干部要坚持原则性时，生动地举了《三国演义》中的一个事例，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搠。毛泽东说：“关羽形式上投了曹操，封了汉寿亭侯，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也要学张飞的原则性。”

毛泽东还注意从《三国演义》的战例描写中学习作战知识。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均出自《三国演义》。

从50年代起，毛泽东外出时，习惯在专列上携带大批图书，《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必备的，可见爱好之深。

1953年6月，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谈话，就借用《三国演义》故事说明任用青年的必要。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毛泽东用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市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说到这个题目。他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文将有详细探讨。

李锐曾回忆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借三国故事和人物谈现实问题的旧事：“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毛泽东主张为曹操翻案

在《三国演义》、旧时各种文艺演出中，以及在民间，曹操的形象一直不大好，他被认为是奸贼，至多也就是一个奸雄，反正少不了一个奸字。他的形象一直是白脸奸臣的典型形象。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学术报告中，批评《三国演义》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同样的意思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就是关羽在《聊斋志异》中成为维护纲常名教的正神，曹操是永在地狱受罪的恶鬼的道理。”（聂绀弩语）曹操作为奸雄的形象是宋以后的事，与《平话》、《演义》有关。曹操确是被《演义》片面化了。

因此，毛泽东曾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

毛泽东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他在一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划和批注。

1954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人宵衣旰食累得吐了血。为了让辛苦多时的秀才们稍事憩息，毛泽东决定带他们到北戴河休假。而此时正值暑假，李敏和李讷都放了假，在毛泽东前往北戴河之前，江青就已经带着李敏和李讷到北戴河几天了，可是，孩子们左等右等，还没见到说好要来的爸爸毛泽东，李敏和李讷遂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催他快来。毛泽东的回信马上就来了。

李敏、李讷，我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毛泽东在这封给两个女儿的家书中称曹操“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还推荐两个女儿读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即信中所指碣石诗），足见他对曹操的推重。

一次，毛泽东在北戴河时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读此文时，用红笔对这段论述划了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

毛泽东很欣赏三国中的孙权和刘备

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

毛泽东借诸葛亮说明干群关系的重要性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常常提到的历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他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谈如何处理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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