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5)

唯余岩下多情水，

犹解年年傍驿流。”

筹笔驿，旧址在今四川广元县北，今名朝天驿。据传，诸葛亮曾在此筹划伐魏大计，但蜀汉却最终灭亡了。此诗慨叹人算不如天算，认为即使英雄豪杰，对于历史大势和巨变有时也无能为力。

毛泽东虽为人民领袖，却也有自己难以其愿的抱憾，故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二句格外动情，特别喜爱此诗。

毛泽东曾在此诗的标题前画着三个大圈，每句诗末都画着圈，第一句旁画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又一路密圈到底。

另外，毛泽东除了手书此诗一幅外，还曾手书部分句子。

毛泽东借“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评梁武帝

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464年~公元549年），字叔达。齐梁时文学家。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在南齐时历官宁朔将军、雍州刺史。因为南齐朝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起兵造反，后来灭了南齐朝。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通过“禅让”的形式代齐即皇帝位，建立梁朝，在位48年。开始时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来却因为自己的嗜好亡国灭种。他统治的大部分时期，经济有所发展，政局也比较安定。晚年，由于诸皇子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太清二年（公元548年），萧正德勾结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攻入建康，萧衍被囚台城，次年饿死。梁武帝萧衍曾因崇信佛教，几次舍皇位出家，但都被大臣们请回。中国和尚不吃肉食的戒律，就是由萧衍倡行的。梁武帝本人持戒严格，所以被囚后宁愿饿死亦不进肉食。

毛泽东在读《南史·梁武帝传》时，曾有过以下批注：

曹景宗解徐州之围，违令擅进而不成。梁武帝说：“今得待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兵机。”

毛泽东批注：“肃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这是对梁武帝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梁武帝实在是因此而得了江山，也因此而失去了江山。

毛泽东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批注：“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那么，毛泽东在读到什么地方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南史·梁武帝传》结尾的地方，作者李延寿评论梁武帝说：他即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终于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引狼入室，导致梁朝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

读到这里，毛泽东就在《南史》这一页的天头，用红铅笔写下了罗隐《筹笔驿》一诗的颔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对梁武帝早年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还是很欣赏的。在梁武帝中期以后，国内平静，实为休养生息、充实国力、以图统一大业之上好时机，然而他却日趋崇信佛教，崇尚空谈，一味仁厚，导致奸佞日进，良佐日远，最后竟被叛军围困，饿死在乾净居殿，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怎么不令人发出悲伤的感叹呢？

谁能说，毛泽东在对梁武帝的命运变化发出感慨的同时，不是在感叹自己呢？那么，凭什么认为毛泽东叹梁武帝其实也就是在叹他自己呢？

毛泽东晚年心境揭秘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追求他心中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以前，他通过战争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实现他心中理想的实验和探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他以自己晚年的全部心血所做的一系列尝试却遭致了一次次的失败。他已经从现实的挫折中日益清醒过来，他觉得天意难违，自己终究不能与自己的人民一起走入那个终极的理想世界。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感到他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试验，已经彻底失败。他感到自己从此进入了一生最痛苦、最孤独的岁月。

回首往事，一直也没有出现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预想目标。相反，国家的秩序却陷入了混乱不堪。“抓革命”，未能达到“促生产”的目的，相反，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发展很快。“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变成一个道德天国，相反，人们在派系争斗之后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却最终被自己认定为一个“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一个“紧跟”喊得最响、却是图谋武装篡位的阴谋家。自己视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却没有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战友们的理解。日益加重的挫折感使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生命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他对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越来越感到无可奈何。

“国有疑难可问谁？”“江山靠谁守？”他常有这样的疑问和感叹。

晚年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往“胜似闲庭信步”式的游刃有余的心境，也淡化了“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情。

1965年9月，毛泽东同来访的斯诺谈到中国的未来时，“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1973年11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时，他没有理会客人所感兴趣的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组织结构问题，而是把话题引向了死亡。他告诉威特兰：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胜利了。

1975年，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他悲叹自己不过“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又一次重复自己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并特意加上三个字——“包括我”时，也就相当意味深长了。

1975年4月，毛泽东敬重的董必武去世，他悲痛得难以自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整整放了一天《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当他觉得这首词中“更南浦，送君去”一句太伤感，而把它改为“君且去，休回顾”时，他是否也感受到了“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呢？

当时，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出了最伤感的一番话：“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这样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内心难以言状的悲哀。

197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布什时，他更是说出了令客人震惊的话：“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1976年1月，伴随毛泽东数十年、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问病榻中的毛泽东是否准备参加追悼会时，一直处于悲伤中的毛泽东，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凄凉的无助感和失落感溢于言表。

同年7月，毛泽东在听到护士读新华社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电讯报道时，显得格外激动。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苍凉和酸楚啊！

强烈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困境、挫折和无奈，在毛泽东心灵深处交织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矛盾情结和悲凉心境。

当晚年的毛泽东读《南史·梁武帝纪》时，他借自己钟爱的唐代诗人罗隐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梁武帝的一生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毛泽东自己晚年心境的自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其实正反映了毛泽东内心渴望理想、追求超越的一生一世的惊天伟业和凄凉结局。

毛泽东如何用他的诗词争取到了敌对阵营的支持？

在毛泽东的枕边，有一个用松紧带勒着的卷宗，里面存放着他自己的全部诗词手稿。毛泽东一首诗词写完后，他总是要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斟酌，诗词手稿放在床边，就是使他感觉方便，随时随手都能够拿到。这些诗词手稿就是毛泽东觉得最可宝贵的东西，他觉得这是能够留给后人的一些回忆的东西。毛泽东用他的诗词征服了国人。人们不但喜欢他的文治武功，更敬仰他的诗人情怀。

1945年8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来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在中国，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极少有人没有读过毛泽东诗词的。

他的诗词曾被印在一个个小红本上，家喻户晓，他的诗词被译成了各国文字，传播到了全世界。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各方面人士。9月6日，毛泽东回访了柳亚子先生，并把自己的旧作《沁园春·雪》抄送给他。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这首举世闻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首《沁园春·雪》填于1936年2月，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已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到陕北清涧时，恰逢一场大雪，心情格外愉快，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毛泽东离开重庆以后，《沁园春·雪》先是在重庆的一些私人之间流传，后来被《新民报》编辑吴祖光刊发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第二版的副刊《西方夜谭》上。

此词一发表，一时间轰动山城，和作如云，各家媒体竞相刊载，柳亚子这样赞颂毛泽东的诗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苏东坡），犹输气概，稼轩居士（辛弃疾），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其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很高，笔者看并不算过。

国统区的各届人士，原本对毛泽东知之甚少，大多以为毛泽东不过是个草莽英雄。共产、共妻，过贵州时在茅台酒里洗脚的谣传很是有人相信的。

然而，《沁园春·雪》一下子改变了大家对毛泽东的看法。那些文化人士为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表现出来的伟大胸襟、气魄、文采折服了。

大家觉得，与毛泽东相比，身着戎装、神情呆板的“蒋委员长”更像一介武夫，毛泽东才是治国平天下之人。当国统区的文化人纷纷唱和时，这种中国文人式的对话其实已经流露出了人们的选择倾向，这无形中为日后他们在政治上接受毛泽东奠定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共的政府之争，不仅在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在于两党的政治力量，更在于人心向背，还在于领袖的个人魅力！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显然已经让他独领风骚了。

在吟诗作文方面，蒋介石自然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不过，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家，蒋介石当然懂得毛泽东的词意。毛泽东在词中表现出的“狂妄”让他十分不安和恼火，他甚至为毛泽东的“野心”感到不寒而栗。妒火中烧的蒋介石忍无可忍，却又无可奈何。

据说：本不会吟诗填词的蒋介石从报纸上读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他一方面感到这首词气势磅礴，意境不俗。另一方面，他又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毛泽东所写。

为弄清此事，他特意找来了专门替自己起草文件的有“国民党内第一笔”之称的陈布雷。

蒋介石问陈布雷：“布雷先生，你看毛泽东这首《沁园春》词是他做的吗？”

尽管蒋介石希望听到“不是”二字，但陈布雷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撒谎，他回答说：“是的。”

这让蒋介石感到很是失望，他又问：“布雷先生，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

“气度不凡，真有气吞山河如虎之感，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

“难道就没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说音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蒋介石挖苦心思地想找毛病，以平衡自己妒忌的心理。

“嗯，我细细看了看没有什么毛病，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嘛，因为是诗词，也只能这样说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是非常精通的，填词作诗，算不得什么难事。”

“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蒋介石突然间像发现了重大秘密，眼睛死死盯着陈布雷。

“这个嘛，倒是有。”陈布雷小心地回答着。

“那好，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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