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4)

“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与小孟又谈论《资治通鉴》。小孟提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毛泽东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说：“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说：“你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怎么会没对手呢？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要我吃药，我不要吃，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哟。”

“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小孟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一分为二地评价和对待别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毛泽东提倡的“固执”精神。其实，非止做学问需要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需要这种精神。

“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通鉴”的写作过程，小孟说：“这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司马光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的原因呢。”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没秀才也不行”

毛泽东又说“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哟。”

“为什么？”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说着，高兴得哈哈大笑。毛泽东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不但指出了知识分子（秀才）“动口不动手”、缺乏行动精神的毛病，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们的长处。关于知识分子的缺乏行动精神的毛病，值得我们反思。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值得那些领导者，特别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领导者注意。

“治国就是治吏”

关于《资治通鉴》，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今天我们讲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正是这个意思吗？中国经过改革以后，许多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升了官，发了财，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子弟自然知道自己升官发财的秘密，他们尤其缺乏“礼义廉耻”，没有荣辱观。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表面文明，背后专横，骄奢淫逸。不少人甚至也表面装的修养也不要了，对待下层人民巧取豪夺，专横霸道，为所欲为，实在是党国之害，人民之敌。

本篇毛泽东与孟锦云的对话多参考郭金荣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读地方志

无论在青年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阅读地方志。

毛泽东不但自己喜欢读地方志书，而且还鼓励领导干部阅读地方志书。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给身边人员讲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样阅读地方志书的？他在阅读地方志书方面有过哪些故事？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其中阅读地方志是他了解地方情况的重要途径。“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志书常为历代所重视。古人云：“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地情资料书。它和“史”不同。史以时系事，以政治社会活动为主，联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重在论，任务是总结经验。志是资料性著述，以类系事，横排门类，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全记，包罗万象；记述方法是开门见山，直陈其事，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资料的记述之中，必要时作画龙点睛之笔，力求彰明因果，反映规律。地方志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史家和有见识的君主官吏都深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重要，所以地方志书都为历代所重视，“盛世修史”、“盛世修志”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据统计，中国传世志书约八千七百余种，十一万余卷，占了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地方志”可谓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地方志书的重要，对阅读地方志书有浓厚的兴趣，不论在哪里，他总是“下轿伊始问志书”。

青年时期和战争年代的读志书经历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不少地方志书。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每打下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来当地的县志来看。1930年，红军打下了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就住在县图书馆内。当时的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来汇报工作，发现毛泽东正在阅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这部残缺一卷的清代续修的八卷集的《兴国县志》让他觉得如获至宝，仍然带在身边。

后来，即使在环境恶劣、饥寒劳累、战斗频繁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寻找和阅读地方志书的习惯。有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他问秘书有无战利品？秘书知道他是抽烟的，于是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过去，他连忙摆手说不是这个，搞得秘书疑惑不解。看到秘书的窘境，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时才弄清楚毛泽东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自此以后，毛泽东每到一处，秘书和工作人员都为他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以后随着战争的流动转移，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他只好抓紧战斗的间隙时间阅读，读完就忍痛扔下，为的是减轻挑夫的负担。但他的记忆力很强，解放后进了城，仍不忘扔掉的地方志书，和工作人员及下属谈话时还经常提及地方志书。

成都会议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1958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成都，他在这里主持中央工作会议。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武侯祠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三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这次成都会议上，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显示出毛泽东重视地方志书，渊博的历史知识，博闻强记，古为今用的高超的领导水平。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陶鲁笳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陶鲁笳说到这里，毛泽东便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陶鲁笳回到太原后，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左邑即现在的曲沃）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

庐山会议讲“下轿伊始向志书”的故事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初次来到庐山，下榻于“美庐”（蒋介石、毛泽东在庐山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他稍事休息后，来到客厅。只见书架上，已经完全按照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摆好他所需要的书籍。毛泽东浏览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名，便问随身秘书，这里有没有庐山的志书，秘书回答没有准备这类书籍。毛泽东说：“能否借一部给我看看。”

按照当时办公室的分工，借书应由文娱组负责，当时文娱组组长林敏（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思考了一下，庐山志有许多种，借哪部适合主席需要呢？当即决定借民国22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就派殷荫元向庐山图书馆借了一部吴氏《庐山志》往“美庐”送去，交李卫士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打开翻了几页，看了目录。便说，最好还把《庐山续志》借来。这天下午，邵省长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接受了这一任务，立即又通知殷荫元，去图书馆再借一部吴氏《庐山续志稿》，马上送到“美庐”去。

大家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要看《庐山志》。过了几天，邵省长、楼绍明同志在接待委员会办公室告诉大家，毛泽东很关心庐山的历史，他看《庐山志》和《庐山续志》时，还特意在书中的某些句段划上一些符号和红杠杠，并说有一次毛泽东看《庐山志》，一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他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此人现在哪里？”在场的一位同志回答：1949年他去了台湾。毛泽东长叹了一声。

在庐山期间，毛泽东还向工作人员说过“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省星子县）去当郡首，一上任，当地属吏照例到轿前迎接。朱熹下轿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车伊始问志书”的由来。朱熹的这个故事传开后，也就有了后人“以志呈阅”的习惯。毛泽东借这故事肯定了朱熹为官重视志书的认识和实践。

毛泽东每次外出巡视考察，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抓紧空闲时间阅读，其中地方志是必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重视地方志的原因

由于毛泽东非常重视地方志书，所以有时他了解的地方历史和人物风俗甚至比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多，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认为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地方的自然环境、山川气候、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文化教育之类的情况，是了解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情势，不论是打仗还是搞建设，都有助于取得胜利和成绩，减少挫折和失误。和干部、工作人员讲话，穿插有关地方志书记载的传说典故，也可以把气氛搞得生动活泼些，和谐轻松一点，使大家不感到拘束。另外，由于毛泽东运用地方志能“推陈出新”，深入浅出，所以也常给人们以启发和教育。

读地方志书对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自不必言。在当今之中国，普通人阅读地方志，也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地域偏见，不但热爱自己的家乡，也尊重外地人。许多人缺乏历史知识，自以为本地人就高贵，外地人就低贱，有好的出生地就高贵，殊不知自己的祖先原本也来自外地，整个人类都是在不断迁徙的。纵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自己有当地户口，是法定的当地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了解一些外地的风情，也有助于开阔眼界，去除夜郎自大的毛病。另外，在旅游的同时，阅读一些地方志书，就会增加自己出行的厚重感。所以，阅读地方志书，并非只是领导干部的事，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读一些自己关注的地方志书，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晚年自道“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读《南史·梁武帝纪》

毛泽东晚年在点评《南史·梁武帝纪》时加的旁批是他特别欣赏的唐朝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寂寞之情，跃然纸上！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出自何处？是写谁的？

梁武帝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为什么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叹梁武帝？

毛泽东晚年的什么心境使他发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感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出自何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出自唐末诗人罗隐《筹笔驿》一诗。这首诗对诸葛亮虽怀有北伐壮志，但时运不济，最后死于军中的不幸结局深表遗憾和感叹。

《筹笔驿》一诗内容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

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

两朝冠剑恨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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