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关注时政心忧天下(7)

第一，毛泽东研究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16）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三民主义是逐步发展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17）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三民主义整体上的质的变化，他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18）毛泽东指出了三民主义的新旧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标志。毛泽东的这篇讲演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毛泽东研究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关于相同的部分，他说：“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关于不同的部分，他说：第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第三，“宇宙观的不同”；第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19）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新三民主义是两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的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20）

毛泽东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指出：“1927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他说：“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1）由于毛泽东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为建立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如宋庆龄1937年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会后还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22）由此亦可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的。这与毛泽东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与宣传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建党以来、“六大”以来、抗战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启了党和人民未来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七大期间，毛泽东在报告和讲话中多次论述孙中山。据不完全统计，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孙中山两次；《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论述孙中山有27处，6处直接引用孙中山的文字；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做《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专门为孙中山讲了一段话；七大的口头报告，讲到政策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又专门把孙中山列为第二个问题加以论述。

对于孙中山，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23）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24）

毛泽东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25）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即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当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毛泽东仍然坚持指出：“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26），“要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27）。

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28）

当然，共产党有自己的最高纲领，与孙中山之间还存在着区别，不能把孙中山的旗帜混同于共产党的旗帜。为此，毛泽东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29）

毛泽东指出：“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30）

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的不喜欢、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31）“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32）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专门讲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他说，“孙中山好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抓住不放。”（33）

“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孙中山做出过许多高度的评价。

例如，在1954年6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由孙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4）

1954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讲话中，对于以孙中山革命思想为指导的辛亥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35）

在1956年3月12日孙中山90周年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把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和事业与20世纪甚至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36）

1964年12月，毛泽东说过：“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37）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显然影响了他以后的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邓小平在1982年的《宪法》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并沿用了孙中山1894年提出的“振兴中华”（38）的口号，以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在1996年11月12日召开的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他说：“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39）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实现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跨越世纪的握手。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指出：“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40）

严复译著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何影响？

他是中国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人。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称他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称他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

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他列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他就是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毛泽东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严复其人其学其著

严复。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又名宗光，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生于一个乡医之家，1921年10月27日去世。

严复是中国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人，他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第一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阶段。他所传播和介绍的进化论和社会学对后世影响较深。他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

1866年，12岁的严复进入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学习英语和数、理、化、地质、天文、航海等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日本等地。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远航生活，大大开阔了严复的眼界，为他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打下了基础。

1877年去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的两年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初步形成。严复不仅对近代的西欧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士、洛克、笛卡儿等都有所研究，就是古代的欧洲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模克里特等，也有相当了解，在其后来的译著中对他们都有深浅不同的介绍。

留学期间，正在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

1879年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职。

但是，他对所谓“洋务运动”并不感兴趣，更厌恶充斥于官场的腐败习气。

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许多言辞激烈、立论深刻、行文犀利的政论文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文章指出，国君都是窃国大盗。谭嗣同看到这些文章后大赞“好极！好极！”并且肯定这一定是严复的大作。严复发表的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政论文章比康有为公车上书及强学会办报更早问世，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报刊纷纷转载，严复一时间名声大噪。严复无情地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谬论，批驳了洋务派的妄想，全面提出了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为酝酿中的康梁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1897年，严复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介绍国内外情况，宣传变法维新，成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言论机关。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政论文章，并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译成著名的《天演论》在报上连续发表，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1898年，他还上书光绪皇帝，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并改捐同知。不过，在维新浪潮日益高涨之时，他的一些言论也显得日益保守，例如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的中国，不宜大讲减君权，兴议院。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政变前这3年是严复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除译述《天演论》等外，还创办天津《国闻报》，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鼓吹变法救亡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

严复提倡西学，对传统国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无用”，“无实”，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只要是古圣先贤讲的，就盲目崇信不疑。他强调知识要经过事实的验证，人的主观认识应当符合于客观实际。他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他还揭出制艺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三大罪状。他崇尚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他批评洋务派的“新政”，只注意工业和军事，并没有抓住西方的“命脉之所在”；他认为真正的命脉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他认为西方的强盛源于思想上的解放，“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同样是先在思想解放上做文章，应提倡自由与民主。

严复事实上成了清末鼓吹变法自强，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民主思想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与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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