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关注时政心忧天下(12)

邵飘萍指导新闻研究会创办了会刊《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成了大家的实习阵地。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后来，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称新闻研究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称《新闻周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学习新闻学理论中颇有心得，特别是对邵飘萍独到、新颖的新闻采访方法十分钦佩。邵飘萍也极为重视这个心忧天下的清寒的青年，师生之间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邵飘萍家住羊皮市胡同，毛泽东常在中午时登门拜访。尽管邵飘萍一面主持报政，一面在大学任教，事务繁忙，但每逢毛泽东来访，总要挤出时间与之畅谈一番。遇到毛泽东经济上拮据时，邵飘萍也总是慷慨解囊，加以接济。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还在已被封闭的邵飘萍创办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

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报业先驱邵飘萍其人其事

邵飘萍（1884—1926），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

邵飘萍出身贫寒，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5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青年时，邵飘萍崇拜康、梁和孙中山。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三年中，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余，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2年他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

1916年春，袁世凯死后，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在《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1918年2月他揭发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的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4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4个字。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利用《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五四时因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本人被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冯玉祥赞扬他“飘萍一枝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

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四二六”成为了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以自己鲜血书写了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生命成就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

综观邵飘萍的一生，他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冲锋陷阵，不畏强暴，终致以身殉职。

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工人运动时，利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他早年在北大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听邵飘萍的讲课，有分不开的关系。

五四时期，毛泽东先后办过一系列刊物，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宣传革命思想。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他亲自撰稿，当编辑，作校对，跑印刷厂。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又主编了《新湖南》周刊。

《新湖南》周刊被封后，他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公报》接连投稿。

1919年12月，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一座陈旧破败的喇嘛庙（福佑寺）内住了下来，这是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99号。他睡在阴暗、潮湿、寒冷的大厅里。白天，他四处奔波；晚上，则在镀金的藏神的眼皮底下，伏在一张长条香案上，挑灯夜读和写作。他在这里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向全国报刊编发揭露张敬尧的稿件。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同时，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等常常刊登湖南驱张代表团活动情况的消息。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在这次驱张运动中，随着各种驱张的电报、通电和新闻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名字便频繁地出现在全国的许多报刊上，从而为人们所熟悉；同时随着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与活动能力、政治与理论才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后来，他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

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

再后来，他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

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作记录，记录稿随即在该报发表。后来湖南《大公报》更是成了他搞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和斯诺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足见毛泽东终生都没有忘记曾经给自己巨大帮助的邵飘萍。

哪三本书让毛泽东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哪三本书，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了毛泽东的？

毛泽东曾在1936年和1941年两次向不同的人提到三本书对自己的影响，足见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的影响

1977年，毛泽东青年时的重要师友黎锦熙曾有过关于他亲见毛泽东第二次赴京期间读《共产党宣言》的回忆。他说：他去平民通讯社所在地福佑寺时，看到“毛主席在这里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系一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1920年1月4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还指示我读这本书。”又说，“当时毛主席的革命工作非常繁重，却仍然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以指导革命实践。这些至今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第一个中文译本由陈望道翻译，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1920年8月出版，初版只印了1000册。陈望道最早把这一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功不可没。

据《毛泽东年谱》的说法，1919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

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最早读到的也可能是这一本。

不管毛泽东读到的是哪个版本，自从读到《共产党宣言》，他是一读再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通过读这本书，他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开始脚踏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这本书一开始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生的指导思想。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位列其首。

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是其中之一。

《阶级争斗》及其对毛泽东的启蒙作用

《阶级争斗》原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考茨基著，《阶级争斗》恽代英翻译时给的书名。这本书于1921年1月在武汉利群书社出版。

一提起考茨基，许多人都会想到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本著作，认为既然考茨基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事实上，考茨基早年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深受列宁本人的推崇。

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

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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