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出走的君子,私奔的灵魂(5)
子路生气,是因为他知道孔子常年流落的艰辛不易,所以,他希望孔子先入政治圈,混个脸熟再说。
孔子理解子路的心思,也意识到,子路的想法出现了歧途,所以,当即严厉地喝斥、纠正了他。
孔子以“仲由,真粗野啊”为开头,说了下面这席话。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名分,相当于多米诺骨牌,它若不正,它若倒下,会引发一连串的结局:说话不合理,事情办不成,礼乐兴不起,刑罚行不当,人民不知怎么办才好。人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侈谈什么天下和盛,那不是扯淡吗!
子路不言。他理解正名之说,但不能接受。
他做过高级官员,有过实际工作经验,他深知,如果孔子是个政治评论者,其正名之说,应该会走红。可是,现在需要的,不是政论家,而是行动家,作为政治操作者,其正名之说,只会走低,根本行不通。至于卫出公,想必,也会理解正名之说,当然,更不会接受。卫出公虽然只有十三岁,可是,一个小小少年,并不等于一个小小傻子,卫出公拨出公款,高薪聘请孔子,是为了稳固自己,提升自己,断不是为了推翻自己,束缚自己。卫出公还傻不到这个地步,也贤不到那个地步——让位给亲爹蒯聩。这小子,不傻,也不贤,即便被孔子的理论,套晕乎了,还有一个撑腰的奶奶——南子夫人从旁盯着呢。南子名声不好,眼神却挺好,怎么能坐视孔子正名呢?
孔子其实也是深谙就里的。他明知,他的正名之说,谁都不会接受,他的工作,会因此而泡汤,可他还是坚持己见。
在他心中,他宁愿工作泡汤,也不愿信念泡汤,否则,他就是一个有水分的人了。
不过,子路的激烈吵嚷,还是让孔子意识到,正名之论,不可公开,否则,就是间接地反对卫出公,批评卫出公。卫出公毕竟是当朝国君,他毕竟是寄居在卫出公的屋檐下,所以,他要把好口风。孔子在朝堂上,在朝臣间,表现沉默,言语审慎,使得卫出公和南子,对他印象很好,感觉他很温和,后来,当孔子一再遭受厄运,而无处可去时,是卫出公迎接了他,不仅无偿地供养他,还供养了他的一大堆学生。
既然卫国的政权更替,不合孔子的论调,那么,在卫国的滞留,显然又是蹉跎岁月了。孔子便再度开拔了。目的地仍和第一次离开卫国时一样,是公良孺的故国——陈国。
11.身在陈国,心在鲁国
深秋,在陈国,枯黄的树叶悉率而落,孔子正在与陈闵公对话,语声安静,就像叶片在轻轻飘掠。
深秋,在鲁国,微凉的秋风萧瑟而过,天字第一号大人物季桓子,病重了,他语声微弱,就像风声在低低呜咽。
这是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也就是五十九岁的孔子入住陈国的第一年,季桓子料知,大限将至,想最后一次仔细地凝望一下鲁国。他的儿子季康子陪护他,乘车出了庭院。
季桓子看着残破的城墙,想着孔子常年的流离,不止痛悔,不止内疚。
他悲戚地自语道,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啊。曾经,它本可以强盛,但我错过了机会,我没有重用仲尼。是我对不起他啊。
这是季桓子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他挣扎着回过头去,嘱咐季康子,我死之后,你将担任宰相的职务,你记着,你上任后,必要召回仲尼。
季桓子死去的时候,孔子正在陈国倾听民歌。
陈国的民歌,非常浪漫,非常深情,动人,缠绵,非常美。这是孔子旅陈期间,最旖旎的收获,也使他在后来编制《诗经》时,多了一抹浓酽的情愫。
有一首歌,名《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美而甜蜜。先是感叹,月亮出来真水亮啊,那个美人真好看啊;接着感叹,腰身款款真纤娜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又一首歌,名《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美而惆怅。先是感叹,你的身影晃啊,在宛丘之上啊;接着感叹,我真的动了情啊,可是没希望啊。
陈国民歌的曼妙之音,尚缭绕不散,季桓子临终时的感泣之言,涕泪相嘱,就风传到了陈国。
孔子感慨万分,又颇受鼓舞。他原本思乡心切,现在便高兴地说,回去吧,回去吧,家乡的孩子们又有心志,又有斐然文采,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教诲他们才好了。
他的欢喜,真诚纯洁;他的雀跃,天真率直。
他准备回国了。然而,祖国的召唤,却迟迟没有到来。
为了一句话,他痴诚地等待了数年。数年后,他的欢喜与雀跃,化为了更沉重的悲怆与苍凉。
他思念着他的祖国,他的祖国却遗弃了他。
孔子的一生,诸侯,总是加害他,大夫,总是拦阻他,这一次,当季康子想请他回去的时候,是一个名叫公之鱼的鲁国大夫,又给拦下了。
公之鱼问了季康子一个问题,把季康子难住了。
“以前,鲁国任用仲尼,却没用到底,成为了外国的笑柄。现在又要任用他,您可想好了,您能用到底吗?”
季康子不大敢说“能”,他无法保证自己,所以,他自己难住了自己。
可他饱尝了国家衰乱之苦,又舍不得放弃,于是问公之鱼如何是好。
公之鱼提出建议,用仲尼风险大,一旦不能用到底,被人家笑话事小,有失国体事大,但用仲尼的学生,风险可就小了,用或不用,国际舆论都不是很上心。
正是如此呀!季康子拍案叫绝。他这下中意了。
“召谁好呢?”
“冉有。”
冉有,在孔子的行政科中,排行首位,又懂经济,是财政专家,又懂打仗,是军事专家,更重要的,又不像孔子那样坚持原则,好控制。
就这样,一道正式的召请,从鲁国出发,径奔孔子檐下了——但和孔子无关。
虽然召请的不是孔子,但孔子非常高兴。他培养了冉有多年,希望冉有能够有所作为。
冉有即将出发时,孔子开心地对其他学生说,鲁国不会小用他,定会大用他。
孔子并不知公之鱼的密议,他下此断言,是因为他知道,鲁国的经济,日益衰落,有才能的人,都移民邻国,就连鲁国的乐师,也都跑光了,若非人才库极度匮乏,鲁国执政素来戒备他,断不会巴巴地派人到陈国寻找他,跟他讨要学生。虽然鲁国和陈国,相距不过280公里,但孔子游踪不定,时常在深山大川中信马由缰地游逛,寻找他,必然也是要费点周折的。不过,他竟然能被信使第一时间找到,想来,鲁国的间谍活动,也还很活跃,鲁国以人之马力为主的邮电系统,也还很发达。
孔子欣喜地目送冉有走远了。
子贡等人又送冉有走了一程。临别,子贡悄语道,老师思乡心切,你若被重用,可别忘了召请老师回去。
此言,几欲使人堕泪。冉有牢记于心。
此刻,他并不知道,他竟然需要花费八年的时间,才使孔子得以被召请回国。
关于召请,这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需要剥出来。
即,鲁国是孔子的祖国,孔子的家,孔子想家了,想回家去,难道自己还做不得主吗?干吗非要召请?
这是因为,孔子是在没有分到郊祭的肉膰后,才出走的。没有分到祭肉,说明,统治阶层已经拒绝承认他的大司寇和副宰相之职了,这对孔子,在政治上,是一种藐视,在人格上,是一种羞辱,在生命上,是一种威胁,孔子不得不走。他是走于政府的施压,政府的暗示,如果他想回来,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明示,政府的邀请,否则,既掉价,又没面子,既危险,又不安稳。
再者,孔子虽是被迫出走,但毕竟没人执杖轰赶,或辱骂追撵,终究还是孔子自己做出的决定,有些负气的性质。小人物的负气,普通人的负气,不过是自己重视着罢了,但孔子是大人物,是特殊人物,是“圣人”(孔子知识广博,时人以“圣”称之),他的负气,却是世人都重视的,何况,又是在壮志未酬的情况下。他若自己鸦雀无声地回去了,那沉默而又浩荡的队伍,无疑,是一种败落的象征,有一种灰溜溜的味道。此后,这个“灰溜溜的圣人”,将如何自处?如何与他人处,与社会处呢?
因此,孔子等待召请,也是在等待一种身份,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安定。
既然季氏宁可召请学生,也不肯召请老师,孔子也只能继续留在陈国。
滞留在陈国的岁月,于历史,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于孔子,是轻描淡写的日子。他仍然不被任用。
陈国的大司寇,对孔子,也不信任。
有一次,大司寇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否?孔子答,知礼。大司寇便对孔子有看法了。因为鲁昭公不仅不知礼,而且,还毁礼。
鲁昭公有一位妻子,是吴国公主,而吴国的始祖,是太伯——周文王的伯父,鲁国的始祖,是周公——周文王的三儿子,也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周文王一脉,同族同姓,按照周礼,不能通婚。鲁昭公硬娶吴国公主,不敢依例称新娘为吴姬,为掩饰,给她改名为吴孟子。违礼如此,孔子却称其知礼,陈国大司寇立刻四处宣扬,说,我还以为,君子不因个人交情而违背公正呢,原来根本不是!
那么,孔子为何如此作答呢?
正是循礼矣。
如果他指出,鲁昭公不知礼,虽保全了自己的名声,但却放弃了国君的名声,国君代表国家,他代表个人,在更大的比值面前,他选择了牺牲个人的名声,保全国君的名声,而这,正是礼。
被陈国大司寇嘲讽后,孔子很感慨,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因为但凡有错,立刻就会被发现。
然而,此事对孔子的声誉,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陈闵公也有所听闻。
陈闵公是除卫灵公之外,最尊崇孔子的人,他也和卫灵公一样,对自己的政权,很在意,很小心,不容外人触碰,别说是圣人,便是神仙,也是要警戒的。
因而,陈闵公不把孔子视为胸怀韬略的政治家,而是,视为博学的贤士,货真价实的学者。他对待孔子,很恭敬;会见孔子,很勤勉;探讨学问,很踊跃;倒卖知识,很拿手。
他倒腾来许多智慧的见解,高远的思想,汪洋恣肆的道法,满足了猎奇的心理。
然后,他又向其他人兜售二手的智慧,二手的思想,二手的道法,满足了被猎奇的心理。
12.在苍茫人海,与隐者猝然相遇
孔子至陈一年后,辞别陈国,到蔡国去了。
孔子离开陈国,是得当的,可是,他前往蔡国,却显得不当了。因为蔡国正处于战祸中,有违他乱邦不入的原则。
蔡国饱受楚国凌辱,楚国将其纳为附庸国,俨然一个山大王,把一个丫鬟扶了正,却不好生待之,闲来狎昵一番,温存一番,气不顺时,就拳打脚踢一番,蹂躏践踏一番。因此,蔡国的气氛,惶惶而惨淡,凄凄而阴郁。孔子此时入蔡,着实让人不解其意。
或许,他是想利用自己的行政能力,调理好蔡国与楚国的关系,使蔡国强盛,使楚国安善吧。
蔡国人,却对孔子不很友好,甚至极为鄙视。
蔡国国力薄弱,难以在力量上,抗衡楚国的压制,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却始终较着劲儿。多数蔡国贵族,拒绝出仕,不是辟林而居,就是辟地而耕,以此来抗议他们那个不争气的蔡国君主,和那个太霸气的楚国君主。国仇家恨,使他们,强烈地体现出了民族的自尊感,民族的倔强性,因此,对于在蔡、楚寻求入仕渠道的孔子,他们带有一种固执的偏见、激愤。他们不能谅解他。不能!绝不!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在这块疮痍的土地上,遭受了种种非难。
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在一个无风无云的日子,六十岁的孔子,正在野径林雾中,寻索前路。
走着走着,一条湍急的大河,如大幅白练,横陈在眼前。与以往一样,孔子照旧临水凝望。
望着望着,一个奇特的想法,如水泡泛起,浮现在脑中。与以往不同,孔子没有直接走去渡口,而是让子路去向两位在旁边水田间耕作的老者,打听渡口的位置。
子路并不知孔子所想,径直走到一位长身条的老者近前,施礼问津。
长身条没有回答子路的问题,而是继续耕种,并问子路,车上坐着的是谁。子路回说,是孔丘。长身条又问,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子路回说,正是。
“既然是鲁国的孔丘,自然知道渡口在哪里,还用得着问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吗?”长身条耙着地,不冷不热地说道。
子路受了嘲讽,又去问一旁的大块头的老者。
大块头问子路,你又是谁?子路回说,是仲由。
大块头道,天下动荡,无人能力挽狂澜,你与其跟着你老师那样的避人之人,一见国君不行,就避开另寻,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之人,来得实在。
一向脾气急躁的子路,此刻老老实实的。他规规矩矩地带着这个半路而得的“真理”——与其追随一代圣儒,不如追随山野村夫,回到了孔子跟前,一一汇报了问津的情况。
孔子怅然而叹。
他说,我是人,不是鸟兽,如何能远离人群,隐入山林,与鸟兽为伍呢?但凡天下太平,我何必要如此奔波呢?
孔子明是询问渡口,却也暗含着指点迷津的意思。一直以来,他积极地追求用世思想,却不断地遭遇挫败,或许,他在茫然的片刻,也曾有过犹疑吧,因此,他才去接触隐者的。
这两位隐者——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中,长身条的那个,叫长沮,大块头的那个,叫桀溺,主张避世隐居,与孔子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对孔子的知难而进,表现出了不认同,并微言嘲讽。他们甚至还要挖墙脚,把子路也拉入隐者的队伍。
作为隐者,他们似乎显得过分活跃,大概是隐者中的积极分子吧。
隐者在茫茫人海中,劈出了一条狭窄的幽微小径,它逶迤蜿蜒,若隐若现,犹如命运的一种暗示。遇见它,需要因缘凑合,非随意可得。
奇的是,没几天,子路就在无意间,步入了这种深隐于世的小径上,再度与隐者猝然相遇了。
更奇的是,偏偏是子路遇到了隐者,而不是其他的学生。子路在孔门中,最为率直好勇,也最不具备做隐者的潜质。
做一名隐者,也是需要条件的。至少需要心静,才能在闹市中钻入一隅清寂,而子路,偏偏最不心静,即便把他强按到那一隅清寂里,他也会揎拳撸袖、劈里啪啦地钻出来的。
更更奇的是,铜豌豆似的子路,在隐者面前,竟然变成了豆腐花,出奇的温和,出奇的耐心,出奇的好脾气。
更更更奇的是,子路压根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人,就是隐者。
这天,子路和孔子赶路,因性急多动,倏忽间,他猛地发现,黯沉的天光中,起伏的荒坡上,竟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把孔子弄丢了——不,是他自己又走失了。
荒山野岭,草木凄惶,子路左寻右找,不知怎么就碰见了一位老农,上前就问:“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老师!”老农说道。
子路听了,再不多言,恭恭敬敬地立在一旁。
天晚了,暮色一点点浮上了蜻蜓的翅,一点点淹没了野雏菊的影。
老农把子路带到家中歇宿。杀鸡给他吃,让两个儿子给他见礼。
深山一夜,百花深处,子路就这样留下了奇异的一梦。
次日,他淌着没踝的青草,匆匆地追寻孔子去了。衣裾的一角,被清露湿透了。
等到他终于看到了孔子,便将昨日偶遇荷蓧老丈的情形,讲给了孔子。孔子告诉他:“这是一位隐者。”
子路又折回往寻,已是踪影皆无了。
两次与隐者相遇,与隐者交错,子路颇有感触。
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德之人、有识之士都隐退去了,只是落得个自身的清闲,而浊世,因为无人挺身制止,无疑会更浊。
所以,子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出来做官是不对的。
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并最终以生命实践了这个想法。在这层意义上,他是孔子思想的最果敢的支持者。
蔡国被楚国吞并,在其土地上,自然也盛产出神异的楚文化来,想来,也是盛产隐者的——这天,孔子正在行路,忽地又见一个隐者掠了过去。俄顷,一段歌声飘了过来。
此人是接舆,来自楚国的著名隐者,又是隐者中的狷介之士。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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