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不走寻常路”的“不倒翁”(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舍恩曾提出管理学一个著名定理——舍恩定理，意思是：种子只有落到真正相信它，对它着迷的人手里才能开花结果。而吴仁宝就是瞄准在旁人看来异想天开的目标，认准了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管周围的旁观者怎么说，都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计划的人。吴仁宝面对改革浪潮，按照自己对华西的深刻了解，对华西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导向——农民就该走农民特色的工业道路，从而使华西避免了对政策的肤浅照搬，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符合华西实际的发展道路。

性格率直，办事雷厉风行是吴仁宝最明显的特点。吴仁宝直爽的个性，让他做出了一些很有争议的事情：他向当时的明星村“大寨村”叫板，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他不顾及县委的威信，撤销了政府的一号文件；他的治村政策被人在上级面前说成“目中无人、胆大妄为、另搞一套”……如此云云。

一、坚持原则，恪守规律

有人这样评价他，说吴仁宝有一种神奇的本事，总能在上至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下至他的各项指挥措施中，拨开云雾看清楚那条真正适合华西村发展的道路。而在吴仁宝本人看来，说自己是“未卜先知”也好，说自己是“阳奉阴违”也罢，自己不过是本着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而行：实事求是，恪守规律。

1.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1979年，正是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从华西实际出发后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一做法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四面八方的议论和非难，有人指出华西不分田是“极左”、“僵化”、“不合时宜”。

华西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吴仁宝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讨论。获得群众支持的吴仁宝，心里有了底。他说，“人家那里土地多。工业一年又上不去，分田是为了调动大家种田的积极性。我们这里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实，分田反而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也同样是实事求是。”

华西坚持走工业化的道路，随后办起了以冶金、纺织和有色金属为主的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力投入了工业生产。在副业上，他们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万只鸡”的养殖规模。工业的崛起，为农业铺了路，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粮食亩产量多年来年年上升。

多年前，乡镇企业改制进入新阶段，华西村企业的改制如何进行？这时有关部门明确指示：“抓大放小”。吴仁宝认为改制本身不是目的，是通过改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改出大家积极性，改出企业的高效益。他在民主会议上说，“抓大放小”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企业面广量大的是中小型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以它灵活的机制，撑起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都搞“抓大放小”，岂不是把许多不该放的企业也“放”掉了。吴仁宝提出了切合华西实际的改制方案，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抓小放大”。对那些关系到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毛纺厂、线材厂、型钢厂抓住不放继续花力气深化改革，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转给个人经营。在这同时，对那些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它们增强竞争力，对于10亿元的造纸厂和冶金企业，华西立即吸引外资，减少了风险。如今，在华西没有一家亏损企业，没有不赢利的企业，小企业小兴旺，大企业大兴旺。

2.有错立纠，按照规律办事

华西人至今忘不了这样一件事。20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股“毛纺热”像台风一样刮遍江南大地，华西也被卷进了办毛纺厂这股激流。银行也“慷慨解囊”，鼓励和支持华西办毛纺。吴仁宝一锤定音，贷款2500万元，办个5000绽的大型毛纺厂。眼看资金已经落实，土建也已动工，就等着设备运来。然而吴仁宝的心却越来越难以平静。他思前想后反复权衡，越想越觉得华西的经济实力、技术力量和职工素质都不适合大毛纺；若是头脑发热硬着头皮上，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方案是自己最后决定的，如果中途变卦，如何向群众交待？想到这里，他心如火燎，压力如磐，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服从真理，修正失误。凌晨，吴仁宝披衣起床，把村党委委员一个一个叫起来，说了自己的想法。经过激烈的争论，党委最后做出决定：现在办毛纺条件还不成熟，必须立即下马。时隔不久，“毛纺热”在一片悲叹声迅速降温，负债甚至倒闭的企业比比皆是，华西却从这股漩流中挣脱出来。他们把主要精力用在巩固现有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上，企业后劲不断增强，生产18类1000多个品种的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在12个国家和地区站稳了脚跟。

从此，华西在经济建设中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上重大项目，必须经党委一班人集体讨论，请专家反复论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做到该上能上的则上，不该上不能上的坚决不上。就这样，数十年来华西在经济建设中从未出现过重大决策失误。

华西的做法经受住了考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集体经济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壮大，经济建设步入良性循环。2004年，华西实现的经济总量超过了260亿元，华西净资产已超过50亿元。农民的家底越来越厚实，农民存入集体的股金，多的几百万元，少的也近百万。400多栋洋房别墅全提供给农民和外来打工者居住。生活工作在华西的农民和外来打工的人员，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天堂”。

二、走自己的路：我的地盘我做主

要取得成功，还真是需要那么点个性。吴仁宝在实践中认识到：“发展是最大科学，不发展是最不科学”。华西村要从实际出发，吴仁宝也开始计划着怎么在华西这片土地上施展拳脚了。

他公然和明星村叫板，宣扬和大寨村有一较高下之力，恰合时宜地将华西村推到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上，为华西赢得了巨大的品牌效益。

别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吴仁宝一心抓生产，让农民都搞好本职工作。他不靠吹、不靠扶，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村情、艰苦奋斗的路。

1.叫板明星村——去跟大寨比一比

有句话说的好，自己的实力，在于对手的强弱。在那个憧憬共产主义的理想年代，吴仁宝却敢和当时全国的一面红旗——大寨村比一比。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多万立方米土，用人力达27万人次，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

1972年粮食亩产突破了1吨，15年规划提前7年实现。华西村真正富裕起来是从1975年开始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口号为“北有大寨、南有华西。”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停止了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局面。大寨村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合作化道路，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3年，山西省首先兴起了学大寨的运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介绍了大寨人的事迹。同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也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

吴仁宝在大寨村最红火的时候，公然与之叫板：“我看我们华西村一点也不比大寨村差！大寨村里有我适用的我就学，反之大寨那里好的，但我这里认为不应该学的，便要以实际出发，不要照搬照用。党号召要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热爱国家，这些我统统学了。大寨改造河山的精神、改变生产条件的思路我也学了。”

“但大寨村有两点我是要摒弃的！”吴仁宝是说：“一是大寨的生产关系。大寨的房子都是公有，可我们华西村的却要坚持私有；二是大寨的生产结构。大寨的生产是农业为主，我们华西村不单单发展农业，还发展其他产业。”

“住房私有”指的是华西村在安排居民住房上采用“私建公助”的办法。

吴仁宝参观大寨村时，听到不少参观者对大寨实行住房“公有化”很赞赏。吴仁宝当即就说，这佯的“公有化”我们华西村学不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能学？他说：“华西农民的觉悟还没到那一步。”

实际上，吴仁宝话里有话，在当时大寨的“热”头上，吴仁宝很多话是不便说的。

吴仁宝其实心里想的是，华西村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要吸取1958年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教训，不能违背群众意愿，去办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华西村农民有他们的传统习惯，总是得住在自己的屋里才心里塌实；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虽然集体给他们建公房住，尽管说不出有啥不好，但心理上总有那么一点后顾之忧，怕政策变了公家收回去，怕将来自己过世后于孙不能继续住进去等等。

所以吴仁宝就采取了“私建公助”的办法，集体贴补一点建房金，大家自己出钱建房，建好的新房产权归私人所有，免除大家的一块心病。同样是集体花钱，效果就不一样了。

吴仁宝说“不学大寨村”的那一番话，自然又一次引来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把目光集中到华西村，等着看吴仁宝到底下一步会干出什么比大寨村更技胜一筹的名堂。

若将华西村看作一个企业，那么“华西村”这个品牌如何才能声名远播？吴仁宝高在把握住了两个关键时点：一是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的时点，二是1976年华西村的农业已小有成绩的时点。吴仁宝将这两个时点结合起来，公然和明星村叫板，宣扬华西村和大寨村有一较高下之力，无疑是恰合时宜地将华西村推到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上。

吴仁宝在当时敢和60年代知名度最大的明星村叫板，是基于华西村的事实的。在他看来，华西村在农业上的快速进步，实在不亚于大寨村。而当时比大寨村看得更深远的，是华西村在“学大寨典型”的背后，还设想了另一番让人争议的工业建设景象。

2.你跳你的“忠字舞”，我走我的“种田路”

农民种田，天经地义。可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渺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可吴仁宝，他清醒地知道，他是个农民，应该干农民的活。

正当吴仁宝带领全村人民以“重造山河”的英雄气概，立志要把一个“户户茅草房，家家吃米糠，土地不成片，一雨成汪洋”的贫穷落后的华西村，建成土地成片、瓦房成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更多的其他村领导却没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这上面。

当时的背景是，起早摸黑、狠抓实干的华西并不吃香，倒是邻村一位朴实的老阿婆因为“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吴仁宝知道这件事后，一方面觉得不理解，一方面又觉得好笑：农民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是种地还是跳忠字舞？农民靠这些表演就能让地里多打粮？于是他向华西村村民们讲：“现在正是种水稻的季节，我们要以多插一棵秧、多种一亩地来向毛主席献忠心。”

作为村官的吴仁宝，和所有的干部一样，接到过不少类似的通知，要求他们外出参观“楷模村”。吴仁宝随着大队人马来到许多地方取人家“抓革命”的“真经”。他看到这里全大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不禁皱起了眉头，他想，这样的“抓革命”就真的能把生产抓起来？他摇了摇头。

他之所以摇头，是因为他觉得，战术错了还可以再修改，战略错了就注定了会全盘皆输。如果不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靶心，那么这个战略就有问题，所有的“革命”和“建设”都是无的放失，甚至是南辕北辙。

摇头归摇头，但吴仁宝并没有对上头的指令说不，他在思考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应付上头。横琢磨竖思量，他决定在“促生产”这三个字上大做文章。他想：上头不是讲“忠不忠，看行动”吗，好，我就提这个口号。

于是第二天，华西村的墙头上就多了这么一条标语：“多积一担肥，多捉一条虫，多插一棵秧，多打一斤粮。用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献忠心！”

有了这几句口号做盾牌，华西村的劳力们也可以安心下田去了，吴仁宝放开手脚，继续实施因造反中断了的那个五个“一”的发展规划，他提出了几个“照常”建新村照常施工、农田基本建设照常开展，科学种田照常进行……就这样，外头闹哄哄的搞“革命”，华西扎扎实实抓自己的“生产”，真正做到了“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从此之后，吴仁宝也总算是松了口气，上面有人来检查了他再也不怕了，外人看到华西村的“革命”没落下都称赞说，华西村的种田种得好，“革命”也革得好。

然而，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是，东边的村子读语录、跳忠字舞，村里的生活倒是热闹了，生产却连连下降；西边华西村却奋战田野，生产猛涨。到了七十年代，华西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村基本建成了，农田大部份平整了，产量也搞上去了。

全国许多曾经向东边村学习的农民都纷纷转头奔到华西来了，他们想在这里学种田人的“真经”。一时间，华西村门庭若市，来访的人有的要求吴仁宝介绍下高产经验，有的请吴仁宝谈搞规划的体会……

3.两耳不闻村外事，一心只读发财经

文革中期。

所谓“树大招风”，华西村一出名，其他村有些干部就红眼了，说：“吴仁宝那样搞是违背上头精神的，这是颠倒革命与生产的位置，冲淡了革命、压制了革命。”

听了这话，地区的领导怕了。

那些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一面用“唯生产力论”的棍子打，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所以发展科学技术应该摆在国民生产的前面，不准人们搞好生产；一面拿“利润挂帅”的帽子压，对于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积累较多、贡献较大的先进企业单位横加指责，斥之为“利润挂帅”，将他们说成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物质基础”。不许人们搞好分配和改善生活，不许农民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不许农民上农村集市，不许集体经济中工业和副业的收入超过农业的收入，说什么“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领导们觉得华西是不突出政治，想以生产来压革命，于是发出通告：一不准到华西，二不准宣传华西，三不准介绍吴仁宝。

吴仁宝不怕，他从来也没想当先进，自然也就不在乎宣不宣传华西、宣不宣传他吴仁宝。先前那番应接不暇、络绎不绝的参观接待和热热闹闹的气氛骤然冷却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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