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不走寻常路”的“不倒翁”(3)
他说：“做干部的，就是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从全票当选到缺票落选，我都经历过，但是都没有挫伤我的积极性。为啥呢？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要相信组织，又要相信群众，有了这样的基础，什么都压不倒我了。”
2.“夸不倒”
在现实生活中，要捕捉机会固然重要，但拒绝诱惑更为重要。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官员做了点成绩，不但上级会夸，群众会夸，甚至企业老板也来夸。夸奖本是正常现象，但夸奖过了头就容易导致自大与蛮干胡来。不管是基于何种的目的，现在流行的是把3分成绩夸成12分成绩；把发挥集体智慧取得的成绩夸成个人功劳；把他人的成绩夸成自己之功。这种夸孕育着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一大批“明星村庄”的树立，曾出现过这样一个说法：“北有大邱庄，南有华西村”，说这两个村是中国农村的两道特殊风景线。现在大邱庄淹没在历史的风沙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禹作敏走了一条错路。
吴仁宝是这样看待大邱庄的：“从发展经济上来讲，禹作敏比我强，他在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搞乡镇企业方面对全国都有启示。他最大的失误是居功自傲，他手下的人违了法，应该交给法律处理，他为什么组织人阻止执法部门？他要面子，把村里人抓去他觉得没有面子，觉得自己背叛了村民。这就是赞扬声多了，经不起夸，被夸倒了。”
吴仁宝说这话是有根据的，说来，在1984年，吴仁宝和禹作敏还有过一次“亲密接触”。
当时的天津大邱庄是名声很大的全国农业先进典型，而推荐吴仁宝推荐去看看大邱庄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被自己召回村的儿子协德。
协德回村后很快就成为华西发展商品经济的领导骨干。1984年8月，协德被邀请参加江西省南昌市召开的座谈会，到会的是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六个乡村：天津的大邱庄、广州的联星、上海的马陆、七里营的刘庄、江阴的华西，还有就是东道主南昌的顺怀。大邱庄报出的一个数据，令与会者大吃一惊：这一年全村的工业产值将要超过半个亿！吴协德听了以后顿时感到惊讶，因为当时华西村的工业产值还只是二千万元。协德回到家就向吴仁宝叙述了大邱庄的神奇和创造这神奇的禹作敏。
吴仁宝想：我和禹作敏都是搞了几十年农业的老农村基层干部了，大邱庄的发展超过了华西村，这就说明他禹作敏比我高，这“经”值得去取！所以吴仁宝1984年专门来到大邱庄取经，打算和禹作敏交流乡村发展的办法。
然而他看到的禹作敏却让他有些惊讶。在谈到大邱庄和华西村有什么不同时，禹作敏对吴仁宝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这句话让吴仁宝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地方的发展难道和老百姓没关系？难道和别的干部没关系？难道和当地本身的地理情况没关系？
而最让吴仁宝惊讶的是禹作敏的家。大邱庄富裕，所以大家住上宽敞漂亮的住房是理所当然，而当吴仁宝看到禹作敏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楼，四周围墙高筑、院内狼狗“巡逻”、门口保安警卫、有的家具甚至用了镀金，他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话都说不出来了，心里想：这样豪华的住房，有必要吗？
回到华西村的吴仁宝，对吴协恩说：“这个村呀，我们华西村好像跟它还有点距离。禹作敏有点傲，我的性格和他太不一样了，恐怕我没法跟他学。”吴仁宝话里有话，他参观完大邱庄后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不安，他总觉得大邱庄这样的豪华“有些地方很别扭，没对劲，早晚要出问题”。
1989年春，禹作敏以帮助孤寡老人为名，在村内募捐了十几万元钱。此时，电器厂职工顾某某给禹作敏写了一封匿名信，问他捐这么多钱干什么用。这一下惹恼了禹作敏，他查出匿名信是顾某某所写后，就把他带到党支部办公室进行“教育”，小顾被打的几次昏迷过去。后经顾某某的亲人多次求情，禹作敏才罢休。他还根本不把他的上司蔡公庄乡放在眼里，甚至渐渐地对静海县委、县政府也看不起，甚至对天津市委、市政府也不那么顺从了。
他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老将军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
如此种种，更坚定了吴仁宝的看法，他悄悄对儿子吴协恩说：“做官可不能这样做，太骄傲了早晚会出大问题，我敢跟你打这个赌。”
果不其然，1993年8月23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吴仁宝经常把禹作敏当做镜子，他对干部们说：“你做点成绩，人家夸了，而有些人是不得了了，一夸就自傲自满。原来听老百姓意见，一骄傲不听老百姓意见了，这样的干部，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干部。”
不是不能夸，而是要分清楚别人夸奖你的用意，更重要的是要在夸奖中保持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吴仁宝认为，夸有两种，一种是夸了你，他要得好处；一种是你确实做出了成绩，人家来尊重你。为名为利的人就爱听第一种夸；为了老百姓的人就爱听第二种夸。吴仁宝追求的是第二种夸。
吴仁宝把失败看得很轻，把成功也看得很轻：成功的来了，后面除了会跟来鲜花和掌声，可能还会有毒刺，所以避免毒刺的最好方法就是别把成功当成多大回事。
3.“难不倒”
作为一个村干部，吴仁宝整天的工作就是同困难打交道。
华西村实事求是，始终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只要实事求是对待，就能大难变小难，小难变不难。我们华西就是创造条件发展的，所以，我不怕困难。”
吴仁宝上任县委书记后不久，居然就敢撤消政府的“一号文件”。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他说：“县委1974年一号文件是错误的，应该撤销。”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了。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政府每年都要发一号文件，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指导工作的意义，这“一号”是重要、严肃的文件。现在，县委书记吴仁宝上任伊始，别无建树，却要撤销前任固定签发的一号文件，人们自然是惊讶不已，都在心里替吴仁宝捏把汗：你上任不久，官场深浅知多少？
当时有人提醒吴仁宝：“一旦撤销，县委的威信还要不要呢？如果你真的觉得文件不合适，可以采取折衷的办法嘛。”
吴仁宝坚持认为，应该撤销。他反复表明自己的观点：“既然文件是错误的，为啥就不可以撤销它呢？封建朝代，前朝搞错的东西，后朝也敢重新钦定呢！”
又有人说了：“这个一号文件是前任书记同意签发的，现在当事人已调离，而且还成了上级领导，如果否定它，岂不就是否定了他？这以后的上下级关系怎么处？”
吴仁宝告诉他：“过去的老领导，现在是老上级，万一有所得罪，可能会给我小鞋穿呢？但这也可能是多虑了，这些老领导，革命几十年，受党的教育时间长，胸襟宽广，能正确反思自己所做过的—切的，对的、不对的、成功的、失败的，党性必定能战胜私心。”
错误的一号文件，就这样被撤销了。
1966年，正是吴仁宝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副业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然而忽然刮起的一阵“急风暴雨”，使他懵了。
这一天，吴仁宝正在检查各生产队的秋收秋种工作，晌午时分田路上冲过来几个怒气冲冲的人，他们腰束皮带，袖管上套着张红布，嘴里喊着“打倒吴仁宝”，不由分说地抓起吴仁宝要把他拉到大队部去。吴仁宝被惹火了，他使劲挣脱，大声呵斥道：“干什么！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
原来，造反派要逼吴仁宝交出大队的印章。
“交不交印？”那帮人抓住吴仁宝的衣领，亮出了拳头。
“不交！”
“敢不交！一切权力归造反派，这是上头说的！”
“我没有接到上级通知。”说毕，吴仁宝转身离去。
回到大队部，吴仁宝发现大队的门口早已被几个人堵住了，造反派这次要来硬的了，他们把吴仁宝推到办公桌前，死死地把他的双手压在桌子上，问：“到底交不交？”
“你们简直是帮敲诈勒索的无赖！”吴仁宝顶了一句。
“砸锁！”一个造反派拿起早准备好的斧头，撬开了柜子抢走了印章，临走时还不忘警告吴仁宝：“你放老实点，要不有你的苦头吃！”
望着造反派的背影，吴仁宝一是感觉纳闷，二是非常愤怒。造反派给吴仁宝定的罪是他“把华西村社员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如果说吴仁宝工作上还有缺点和不足，他倒是愿意承认，也愿意改正。说他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罪名吴仁宝无论如何也不认！于是，造反派就不断批斗他。小会批完，开大会再批。
在一场较大规模的批斗会上，吴仁宝被押到台前。
“现在，宣布吴仁宝十大罪状。”
乱哄哄的会场顿时安静来。
造反派声色俱厉：“你为什么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吴仁宝回答：“我现在没有自由。”
台下人群一阵哄笑。
造反派减：“你把竹园包到各家各户，就是贩卖刘少奇的黑货，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对于，这一条“罪状”，确实是事实。过去，华西有不少竹园，一声令下全部都统归到了集体。由于分散难管，竹园被弄得一片荒疏，园不成园。后来，吴仁宝决定把竹园重新分到各家各户管理，几年下来竟也长得像模像样了。
吴仁宝于是不服了，问：“这有啥错处？现在的竹园难道不比以前好？”
“你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造反派给他扣了一顶大大的帽子。
“我可不懂怎么搞资本主义，我只知道，能把竹园搞好就是对的！”
造反派大怒，冲台下群众喊口号：“宁可不要竹园，也决不走回头路。”
人群中有人发出一声吼：“嫩笋上桌哪次不是你吃得最多！”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造反派脸面无光，气急败坏，加上他们在寒风中冷得受不住了，于是只好草草总结几句就散了会。
那时候正值数九寒冬天，吴仁宝早在批斗前几天就让赵根娣赶做了件厚厚的棉背心，准备了一身棉衣棉裤和一双芦花靴。多年后，吴仁宝讲述这身“行头”时，幽默地说：“那时候，造反派想斗我就斗吧，那么冷的天，保暖防冻最主要。他们穿着单薄，清水鼻涕直往下掉.我捂得暖暖的，奉陪到底无所谓。”
在大会上，吴仁宝没有被批“臭”，造反派就千方百计在其他方面折磨他。最使吴仁宝无法忍受的，就是不让他指挥生产，眼看麦苗出土了、叶片发黄了、杂草疯长了……吴仁宝有点坐不住了。
一天晚上，吴仁宝冒险偷偷找到六队瞿汝生的家里。
“吴书记，你怎么来的了？”瞿汝生大吃一惊。
“汝生，怎不见人下田？”吴仁宝进门就问，
瞿汝生语塞。不是他不让大家下田，而是如今派工下田也要请示造反派，造反派说下田，他才能吹哨。他只能叹口气给吴仁宝说了实话：“造反派不让下，谁还敢下呢？再说现在人心都搅散了，谁还有心思干活？”
吴仁宝说：“再不上劲，就要荒田减产了。你是队长，你一定要想法把人收拢下田。”
“你放心吧，我明白了。”瞿汝生点头。
吴仁宝这才放心地离开他家，又向五队方向走去。
“站住，不准动！”一声吆喝过后，围上来四、五个造反派，抓住吴仁宝就是一阵打。
原来，吴仁宝被跟踪了。这一晚，吴仁宝被造反派围攻、批斗到深夜。
当时快到年底，吴仁宝的大儿子协东因为患了骨髓炎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而吴仁宝却根本没法回家照顾亲人。一直拖到大年三十，造反派才发“慈悲”，给了他一天假去见儿子，但约法三章，要他进县城不准串门、不准乱说乱动、不准超过时间。
这一年，是吴仁宝过得最痛心的一年。家里根本见不到一丝过年的欢快气氛，整个屋子早已被造反派弄得一塌糊涂，窗户上被贴满了大字报，墙上写满“吴仁宝”三个字而且都被打了叉，不堪入目。
看到这些，吴仁宝无心过这个年了，他看着一家老小，鼻子一酸说：“今年，我们过简单点，明年我一定补上……”全家老小顿时哭起来。
吴仁宝看着乱糟糟的家，心痛的是为什么明明去年华西村还见着在大迈步发展，怎么今年就一下子败成这样了？这不是个正常的世道，这种歪风一定会过去的！
果不其然，春暖三月，吴仁宝突然被宣布“解放”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在年后，“军宣队”奉命到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一到华西，就到群众中去开座谈会了解情况，通过座谈了解，华西的绝大多数社员都纷纷要求让吴仁宝出来抓工作。老贫农王基宝向“军宣队”同志是这样反映的：“仁宝不能靠边，他一靠边，华西的事情就弄遭了，造反派不能掌权，他们不懂生产，只会搞坏人心。”
有了群众的支持，吴仁宝重新“上台”，是必然的事情。就这样，吴仁宝再一次地没有被“难倒”，反而迎来了他新的春天。
有趣的是，有人曾用物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吴仁宝的“三不倒现象”。他说，“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之一在于重心在下。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吴仁宝，根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的沃土中，他的“重心”始终在下面，群众的拥护是他“不倒”的根源；运动中的物体倘能保持一定的速度不断前进，是不会跌倒的，这就是“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之二。与时俱进的吴仁宝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直到今天，吴仁宝仍然坚持着每天收听、收看广播和新闻，和中央保持一致；“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之三是吴仁宝懂得如何“避风”。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最喜欢形式主义的，因此他们就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从而多次地保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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