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不走寻常路”的“不倒翁”(2)

既然如此，吴仁宝干脆来个“以冷对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两耳不闻村外事，闷声大发财”，连那些想来华西村鸣不平，想为华西村写点证言报告的人，他也对他们说：“你们来华西村看看、玩玩都可以，就是不要写华西的一个字！”

吴仁宝虽然嘴里这样说，但他心里头却不是滋味。不错，华西村怎么啦？华西村走的是符合自己村情、艰苦奋斗的路，不靠吹、不靠扶，让农民都搞好本职工作、一心抓生产有错吗？

于是在一次大会上，吴仁宝对干部说：“过去我们华西村搞得是对头的，绝对不能自己否定自己；现在有可能人家搞得比华西村好，但那是人家的方法，我们不一定搬得来。”吴仁宝的后半句话说得很隐晦，他指的是那些靠“忠”取胜的村子，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受大红花，但不一定能够长久当“先进”。

吴仁宝这一说，可算是“统一”大家思想的。华西人开始闷声吞气干自己的事，谁也不去争辩，谁也不作解释，他们坚信一个浅显的道理：华西村靠华西人来建设，搞好了华西村得实惠的也是华西人，何必去费那些口舌。

然而领导颁布的“三不准”风头一过，来参观华西村的人又多了起来，最多的一天参观人数来了七八千人，华西村民几乎每家每户都参加了接待工作。

不让你华西张扬，你偏要介绍；不让你接待，你反而盛情款待，你吴仁宝眼里还有上级没有？这一回，吴仁宝算是闯了大祸了。

有人一纸状告递到了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桌上。除了“目中无人、胆大妄为、另搞一套”之外，告状信里还罗列了吴仁宝和华西村的一大堆严重“罪状”吃食堂、并村庄、收小田、住公房……上头看过告状信，马上就派了省里的调查组到华西调查处理。

调查组的人从田头把吴仁宝找回到大队去。吴仁宝干脆来了个主动交代：“我们华西村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就这样，吴仁宝一五一十地把事实告诉给了调查组的同志：

所谓“吃食堂”，确有其事，但事出有因。每当农忙季节，各种农活都安排得很紧凑，有不少农户离了田头忙灶头，经常弄的精疲力尽。为了让这些社员歇口气，吴仁宝想办法办了个“农忙食堂”。他们规定社员每天午饭后必须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同时把农忙食堂办得好上加好。食堂里的早饭，有油条，有包子；午饭和晚饭，都是每桌两荤两素加一汤。饭前还有蕃茄、西瓜消暑解渴。下午劳动时间长，食堂还有大麦茶、馒头送到田头。社员们吃好了，喝好了，自然干劲就足了。

所谓“并村庄”呢，也确有其事。建设华西新村是华西村发展规划五个“一”的一部分，把旧村改造、加建新村也是大队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的，既省钱，又省田，还省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拆旧建新还标志了社会的进步呢。吴仁宝还雄心勃勃要把全大队社员的旧房旧舍都变成新村新屋，何罪之有呢？

听了吴仁宝这番“坦白”，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竟与告状信上列的大相径庭。调查报告里说：华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夺取粮食稳产高产的做法值得推广！

于是，大批人马又开进华西来参观学习，工作组的同志还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生产大队》的文章刊登在《新华日报》的头版。从此，华西的名声更大了。

愚人和智者之间只差这么一点点，真理和谬论之间只差这么一点点，“落后”和“先进”之间也只差这么一点点。吴仁宝却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一点点”。

就这样，“万红丛中一点绿”的华西村村民浴火重生般燃起了雄雄的斗志。

三、“不倒翁”吴仁宝

？吴仁宝头上戴了太多耀眼的光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原华西村党委书记、人大代表、人大主席团成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一生能得到一顶光环不难，难的是一生得到这么多的光环，更难的是让光环历经数十年仍常葆色泽。

在吴仁宝心里，有三道“防火墙”，吴仁宝将其总结为“三不倒”——“压不倒”、“夸不倒”、“难不倒”。他说自己是个“不倒翁”。

1.“压不倒”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明星村庄：大邱庄、南街村、小岗村……经历数年之后，有的村从人们的视线中销声匿迹，有的村没能经受住考验黯然倒下，而华西村却一直“红旗不倒”。

华西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一直是农业样板村，但走的路并不平坦，在它所有的光环背后，基本上每隔10年就要经受一次轨迹的变动。为什么吴仁宝能抵住种种挫折？

如今，对于基层官员而言，压力可谓是无时不在，在压力之下倒下去的人数不胜数。这种压力既可能来自上级某些并不合乎当地实际的政策压力，也可能来自世俗的旧意识和旧观念产生的势力压力，说到底，终究是来自于“面子”和“帽子”的矛盾。

上级下达的政策，服从与执行本无可非议，但若是和当地的实际不附，到底执行不执行就是个关乎自己“帽子”能不能戴稳的问题了。上级给地方施压，如何才能压不倒？吴仁宝的解释是，要把“帽子”不当“帽子”，要有一种不把“帽子”看得太重的心理。

20世纪50年代，吴仁宝经历了第一次从上而下的变动，从乡官变成了村官。1954年，吴仁宝当上了瓠岱乡的财粮委员，成了人们羡慕的国家干部。但是，1957年国家干部精简，他于是从乡官的位子上回到村里做村官，担任高级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小走资派”，被拉上台批斗，还“靠边站”5个月之久。

20世纪70年代，有人告状到中纪委，说华西大队是“假典型”。

1980年5月，作为江阴县委书记的吴仁宝，居然在县直机关党代会代表选举中落选，于是1982年离开县委书记岗位，回到华西村继续做村官，任村支部书记。

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功成名就乃至名扬海内外的吴仁宝又一次落了选：1997年12月30日，江苏省人大选举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候选人吴仁宝以71票之差落选。对他的落选，说什么的都有……

在他这大半辈子里的数次落选打击中，至今还让吴仁宝深有感触的是1957年的一次下放和他在80年代的那次落选。

说起1957年的下放，吴仁宝至今仍不明白个中的原委。论抓财粮工作，吴仁宝是做出成绩的；论参加劳动，吴仁宝是顶头阵的；论抓统购统销，吴仁宝是因此立功入党的。他对于国家、政府交下来的任务，从来是认认真真去干，因此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自然是心里坦荡。

就在吴仁宝下放不久，华西高级社（即23社）的党支部成立了，这是华西村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谁来担任支部书记比较合适呢？

乡党委讨论来、研究去，认为还是吴仁宝最合适。他生在华西、长在华西，对华西村的情况太了解了，加上他头脑灵活，于工作劲头足，善于与人搭道共事，于是在群众中有威信，华西高级社党支部书记位置给他最合适。

然而拖延了一个多月，就在全华西人都盼着吴仁宝快出来领着干的时候，吴仁宝却迟迟不肯上任，他说：“我怕自己干不好，怕误了全社。”

其实吴仁宝心里是有个疙瘩的，一直以来，他都认为只要自己是在实事求是地办事、在清清白白地做官，就一定能稳当。可是1957年的这次下放让他有了想法：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干往往反而不行。从内心讲，自己怎么会不希望华西这块七高八低的薄田瘦地好起来，挖条河、修条路，吃穿不用愁呢？可自己当了几年乡干部，越发感到难办事了，他害怕当支书后在实事求是上又要碰钉子。所以他想，既然下放，就一放到底，不当干部了。

上级领导找到吴仁宝，亲自来给他做工作：“你在乡里干得不错嘛，对你的反映很好啊！为什么不在社里干？”

“我做得还很不够，应该多在基层锻炼锻炼……”吴仁宝话里有话，带着一丝抱怨和不满。

领导笑了，拍拍吴仁宝的肩说：“下放回村并不代表什么，而这次社里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嘛，你可不能光想着个人发家，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呢。”

乡亲们也来劝他：“仁宝，你只要带着大伙儿干，再苦我们都愿意！”

就连刚解放就上任的老村长吴永歧也专门到他家劝他：“仁宝，过去我当村长没干出个什么名堂来，你来带着大家办好高级社吧。”

吴仁宝觉得有些惭愧了：是啊，如果自己就这样被“下放”压倒了，自己还能算是个共产党员吗？

就这样吴仁宝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给乡亲们认错，立马在社里走马上任了。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从1975年春到1981年春，吴仁宝整整当了6年的县委书记。后来，他却在80年代在县直机关党代会代表选举中落选，离县回村继续做了村官。话还得从他标新立异的体制改革说起。

他在当县委第一把手不久的一次机关干部大会里，着实被机关干部的“人势”吓了一跳：偌大的县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人数竟超过了华西村全大队一半的劳力！吴仁宝在当时就心里咕哝了：有那么多的机关事务可做吗？他一留心，发现其实部、委、办、股、室、组……竟有几十块牌子，而其实在每个办公室里都是干实事的不多、闲聊的却不少。

“这就是一种窝工、怠工！”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吴仁宝郑重提出要对臃肿的机构“砍一刀”，“衙门”的人员要减少，没有事的要分配事情给他做！

其实，“精兵简政”这个主张，由李鼎铭先生从延安喊起，已喊了几十年，但却一直缺乏有效的施行手段和改革魄力。

减谁？怎么个精简法？这些都是改革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来怕得罪人，二来怕成效不大。

吴仁宝不管这些，风风火火地就出台了改革方案：县级机关所有部门归为八个口，有的能并则并，该撤则撤。有一条原则很明确：机关干部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留在机关办公，三分之一下基层，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目的是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大家都有事情干。

吴仁宝还编了个顺口溜：

办公大楼少蹲人，背着铺盖下基层。

同甘共苦在农村，没有要事不回城。

这次吴仁宝的改革让整个机关炸了锅。这项改革取得了成功，许多机关干部一到基层，既体察了民情，又解决了不少农村中的实际问题，还在艰苦环境中得到了锻炼。但有部分被并掉撤掉的部门头头和那些在“三三制”里“下放”的干部背地里却始终想不通，骂吴仁宝，说他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不知道这潭子水的深浅！“我有什么好怕的？”吴仁宝说：“无非是失去几张选票而已。”

机关体制改革之后，吴仁宝又搞了第二个“改”，一声令下把县里二十个农具厂和九个棉织社划归下放，交给了公社管理，这一“改”使全县的工厂企业炸开了锅。

吴仁宝的考虑是：江阴县的工业经济当时并不景气，“大锅饭”制度使得企业被统得过死，没有活力。如果名正言顺地把县属企业放下去，农村的受益会更多，也能为今后发展社队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吴仁宝干脆又来了个“放虎归山”，把部分县办企业放了下去。

吴仁宝的这个主张又遭到了谩骂，认为县办厂一下放成为社办厂，降了等级、掉了身价、丢了帽子、少了福利劳保。尽管后来没过多久，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党的政策又给工厂许多优惠，这些放下去的企业凭借机制灵活的优势，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都超过了那些未下放的企业，但看见成果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吴仁宝因为这个确实得罪了很多人。

吴仁宝早就料到自己的改革会让自己失去一部分的选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预料会那么早、那么难堪地实现。

1980年，五年一次的出席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没有在场的吴仁宝被告知自己“差了3票”，心里当时就沉了一下。

吴仁宝这天陪省里来的一批客人参观去了。预选的结果，吴仁宝得了193票，但到正式选举时，他的票数却骤然减了28票，因3票之差没有选为正式代表，成为第一名候补代表。

吴仁宝倒是想得开，他觉得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应当缺那3票的。他知道自己在台上搞的那些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本意是出于公心的，是对党和群众的利益负责的，自己问心无愧，所以上级知道了这件事来安慰他，他只是摆摆手说：“我没往心里去。”

具有戏剧性的是，尽管这次吴仁宝没有被选上出席县党代会的正式代表，但因为他是第一名候补代表，召开党代会那天有名正式代表正好缺席，他仍替补为了正式代表。

每一次的落选和批判对吴仁宝来说，都是挫折。或许对某些干部而言，这样的打击实在是又丢“面子”、又丢“帽子”，但吴仁宝却并不以为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把官位看得很重的人，在他看来，官职的升降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高职位不一定就能有好作为，低职位不一定就干不了大事。

本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吴仁宝没有被官衔上的压力压倒，上级没有给他肯定不要紧，他谢绝组织上的另行安排，继续回到华西村，心平如镜地带领着华西人发展。

1998年春节时，吴仁宝全票当选为华西村党委书记。这让吴仁宝非常感动。

在吴仁宝看来，自己走的每一步，都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脱不了干系，包括自己的落选和挨批也是。50年代落选后回乡继续当村官是实事求是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之后做出的选择；后来被罢官是因为环境不允许他实事求是；时局变动，他因为是实事求是的真典型而幸免于难；80年代离城回乡，可以把一个村搞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他对90年代的落选虽然有些意外，却也能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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