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吴氏经济学”(1)

小小的村官也有韬略？也有经济学？

“经济学”，既有当今经济学的含义，又不止于此，狭义的经济学不足以展示吴仁宝的韬略，故不妨也借用一点“经济”的古义——“经纶济世”。没有吴仁宝的韬略，没有他自创的吴氏经济学，哪会有今天的华西村？

有人说吴仁宝以自己别于凡人的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时势，并且同时又洞察了时势，并创建了奇特的经济体系和奇特的分配体系，形成了他独创的“吴氏经济学”。

华西村的经济体制核心是“一村两制”一个村可以两制，但一家不能两制，更不允许一人两制。这样，全体员工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制度和运行机制上保障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也防止了领导者和职工以权谋私的行为发生。而他所坚持的分配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很有创造力，既有“按资分配”，又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劳、资、需”三结合的分配方式，保证了“既要拉开档次，又不脱档”，“既不吃大锅饭，又不搞独吃饭”，实现了有差别的共同富裕。

吴氏经济学，首先是遵从价值规律，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决定企业的取舍。华西村从几个人的“地下小厂”发展到几万人的大集团，唯一的决策依据就是市场。其企业运作也是以符合经济规律的“少借债、少库存，快周转”方式进行。

华西企业的特点就是按市场规则规规矩矩地做生意。讲信誉，守诚信，公平竞争，是华西企业的灵魂，也是吴氏经济学的灵魂。

一、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

在通常条件下，听从政府的方针政策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放在华西便成了问题。吴仁宝面对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苦苦思索，华西怎么办？是随大流，还是坚持自己的特色？

1.冷静分析，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给华西村带来了什么？如果说这时候的中国是一个“改革”的中国，那么这时候的华西村就是一个“冒险”的华西村。

“冒险”这个词永远比“改革”要急、要猛，而华西村，永远比中国大部分城镇要快走一步、先下一手。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包产到户时断时续地第四次来到人们面前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认识并不统一。吴仁宝和华西人密切注视着它的发展，关注着它的变化。

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

底子厚，得益于吴仁宝的“胆子大”。正是他敢于大着胆子逆潮流而动、敢于大着胆子坚持自己的想法，才能有华西当时的经济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正是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刚开始进行的时候，这个改革在当时是一个强力风向标。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之路到底咋走？

热门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这个道理在吴仁宝的脑子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势。所以，尽管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尽管吴仁宝风风火火地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了分田到户、土地承包的具体情况，但回到村里，吴仁宝却只字未提要分田的事。

他当时心里打的算盘是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也有些同志很不满，觉得吴仁宝是把中央的政策置若罔闻，上级明明是动员大家分田，他却在华西村办厂，这不是和国家的大流不搭界嘛！

对此吴仁宝的解释却是：我们要领会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搞建设。分田与否，为的都是取悦百姓，不是为了取悦上级！

分当然有分的好处：分是拥护改革，随大流，没压力，解放30多年来，农民还没尝到分田到户的乐趣呢；不分？不分的好处就在眼前：此时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厚实基础，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干吗一定要分啊？分田反而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华西不分不也同样是实事求是吗？

中央政策是说：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中央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根据这两点，早在得到中央指示精神的时候吴仁宝心里其实就已经把决定偏向了“不分”。后来开会大家一讨论，大家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有了成效，没必要分！

于是就这样，华西村又一次“逆”上了社会的大潮流。

在华西社员大会上，一些合作化时的积极分子、老党员对分地看不惯，气愤地说：“这不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搞合作化。”个别想分的见火候不对，蹲在一边暗不做声。一明一暗，两种思想，两种认识。

“我看，分，还是不分，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如果集体经济发展不快，缺少吸引力，党组织缺少凝聚力，农民愿意分，就分，搞包产到户，甚至包干到户，不然，这些地区就难以改变面貌。我们要搞清，这些地区的农民分的是责任制，而不是所有制，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还属集体、属国家嘛。现在的‘分’，和土改时的‘分’性质完全不同，现在的包干到户也不同于合作化前的一家一户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通过合作化建立的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恢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了我们原来忽视的家庭经营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结合起来，中国农村有希望了，中国农民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千万不要说人家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吴仁宝讲完这些话，心情并不轻松。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华西要解决分，还是不分的问题也许并不太难，最难的是要在这场农村大变革中，敢于否定自己，使华西人丢掉“典型”包袱；丢掉过去一些“左”的做法，丢掉中国农村在由昔阳到凤阳、由大寨到小岗转型期中，华西由“五陵年少争缠头”，到“门前冷落车马稀”，被人告，被人误解，被人说三道四的心理失落感。在困惑中觉醒，在失落中奋起，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统一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本村村情相结合，以正确、热情的态度去参与这场农村变革，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实现农村工业化，华西农民要抓住的是这根弦，要扣紧的也是这根弦。

2.迎风逆流，相机而动

不分，那么华西村这个以集体经济起步致富的农村，应该怎么发展？对此吴仁宝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1981年秋，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位领导来江阴，介绍了那里的改革开放，和社队企业迅速崛起的情况，吴仁宝坐不住了，刚把稻子割下来，还未来得及脱粒，他叫瞿佛才打前站，到佛山安排参观学习路线，自己则率代表团从上海坐飞机飞往佛山，重点参观了南海县。真是山外山，天外天。改革，使南海脱去了历史迟滞的晦暗，到处是跃动着时代脉搏的大写意。开放，使地利得以充分发挥，内联外引在这里已经起步，海外侨胞的资金已投入这里办厂，香港拥挤不堪的小工厂已向这里移动，地域封闭的壁垒已在改革大潮的拍击下轰然坍塌。

吴仁宝一行边看边议，边比较边找差距，看到南海人思想解放，他们想的、做的，自己虽然也在想，也在做，但步子不如他们大，办法不如他们多，亟需迎头赶上。

在参观学习中，吴仁宝思考得很多，华西虽靠农业起了家，但还没有发家，要发家得靠二、三产业啊。一条靠农业起家.靠二、三产业发家，建城镇安家的华西未来发展的思路，也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思路，正在他的思维中跳动，成了他以后思维的主线。

吴仁宝的思维在向前跳动，农村改革也在向前深入开展！

1982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包产连获丰收的事实，淹没了对包干到户的批评，震动了共和国的上上下下.舆论顷刻一边倒，“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中国农村都要请“包老爷”上轿。更为离奇的是，一些地区提出了搞包干到户是三中全会精神，不搞则是违背三中全会精神。

吴仁宝面对农村改革的风云变幻，苦苦思索，华西怎么办？

经过反复讨论，吴仁宝和华西人取得了共识，认为既不能分田到户，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继续充分发挥原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要建立健全和完善多种责任制形式，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把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优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迈向“高水平的集体化”。

外地农民来华西探亲访友，逢人便喜气扬扬地说：“我们那里地分了，这三中全会精神对农民真是久旱逢甘霖，最对心思，日子将愈过愈红火了，你们怎么不分，不分，怕不是三中全会精神吧！”

吴仁宝和华西人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搞的责任制形式不同，可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

“各地都在分田到户，华西仍在坚持大队核算，还在执行极‘左’路线”。

外界的议论非难不绝于耳，可吴仁宝镇定自若，充耳不闻。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就是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华西只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村情相结合，就不愁经济不能快速发展。

一场分，还是不分的争论刚刚平息，吴仁宝的思维又回到了农村工业化上来，他要让华西人看看外边的世界，捕捉外界的信息，加快农村工业化的步伐！

二、将“按需分配”变成现实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中，有这么一条明显的生产关系标志：按需分配。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说这样的分配方式只能是理想，因为在经济社会里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生存原则。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新协和公社”和“皇后林新村”……哪一个例子不是证明了“按需分配”仅仅只是幻想？

可是，如今在华西村，“按需分配”竟在一个村官的手里便成了现实。

这是怎样的一种“按需分配”呢？

1.“按需分配”的由来

华西村民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工资平时发50%，年终结清。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每个村民的各种福利补贴，每年至少2800元，算是最低生活保障。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村民年度奖金的80%作为资本参股，按股分红。

吴仁宝的想法是这样的：按需分配虽然只是居民收入中最小的部分，但却起到保障大家基本生存和生产的作用；按劳分配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却体现了劳动价值，多劳者多得对大家的工作也是种激励；按资分配虽然比重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只是把华西村全体村民集体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股份方式量化给了个人，因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和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从第一个来源来看，似乎还是合情和理的，但看到第二、第三个来源，大多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华西村的村民虽说生活在一个天下第一的富村，但事实上每个月到自己手上的钱，并不多。

在华西村高人均收入的背后，旁观者看还发现这样一个内幕：因为华西村员工的工资每个月平时是只发50%，年终一次补息，剩下的补息，奖金中80%是必须作为资本金来参股，那么厂在股金在，人在股金在，如果不在就没有了，如果违反了党纪、国法、厂纪、厂规，或者是村规民约，那么股金就要没收，如果离开华西村，股金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为华西村做得越多，风险越大，越就走不了人了。

这么说来，华西村的“天下第一”是在造假？

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按需分配”的源头。

华西村这种独特的分配制度，不是吴仁宝心血来潮想象出来的，而是80年代华西村缺乏发展资金的情况下，吴仁宝想到的不是办法的办法。

1986年元旦，吴仁宝一直发愁一件事：再过一个星期就是1985年的年终分配兑现的时候了，这次分配特别多，人均达到了1500元，村里得支出一大笔现金，可此刻华西村的帐上没有多少钱，会计的保险柜里没有现金，如何向老百姓交代就成了个大问题。

华西村1985年“亿元村”承包协议签订以来一向经济发展稳定，怎么会闹“钱荒”？当时知道吴仁宝正为分配发愁的妻子赵根娣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吴仁宝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办厂赚钱，又不象落谷下秧，几天就看得见叶片了，又不是鸡婆生蛋，一叫就下来了。它有个投资周期，从投入到产出、还贷、赚钱，要有个过程，象你们女人十月怀胎一样……”

1985年，村党支部“热中有冷”抓调整，下了粗毛纺厂、打了一场“铝板大战”，又接连办了铝型材厂、钢材厂、农机厂、窗纱厂和汽修厂，共投入七百多万元资金！这一大笔钱，除少量是历年来的集体积累外，绝大部分是贷款外借的。眼下华西村到处需要资金：这么多厂的机器要转起来、新年度的生产原料要运回来、1986年还要办几个新厂……而“奋战三年，实现亿元村”的目标又带来压力重重。华西村虽然小有盈余，但面对巨大的花销依旧是资金吃紧。

如何搞好1986年这次的年终分配，华西村党总支进行了紧急讨论。一部分党员的主张是：资金要先保证生产，这么多厂，如果缺钱而停工待料，那是要命的事情。另一部分的党员却更现实地认为：生产当然要保证，但分配也要兑现。大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少人家都盼着等钞票要派用场，万万拖欠不得。

吴协东觉得拖不是办法，华西搞分配，几十年了从来都是按时兑现的，还是要取信于民。但今年分配的金额又特别多，分配数额大是好事情，但却不能光顾着给大家分糖吃，还应该考虑到以后的生产，要两个方面兼顾起来。这时，他想到个好主意，那就是：一方面按时兑现，一方面向群众借钱。

吴协东的理由是：其实每年年终，全村真正等钱急用的只有一部分需要办理婚嫁丧哀事宜的人家，更多的村民拿回钱去也派不上用场，为啥不能借给村里呢？

吴协东的这个建议，使吴仁宝顿开茅塞，他想，看来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只有依靠大家的力量了，但他不同意用行政命令去“借”，也不同意“下达指标”，而这次的分配，因为是村民第一次分得这么多的金额，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全部兑现。一分不欠，要不就会失去村民的信任。

他想出了个“转化”的点子，就是要想办法让村民自愿地把这笔分配资金转化成为生产资金，钱还是他们自己的，只不过是留给了集体生产之用而已，这样才能发挥资金更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转化”要转得不能让群众以为是村里欠他们的帐，赖他们的钞票，而是跟向银行储蓄一样，使大家愿意拿出这笔钱存到村里来，支持村里办厂。当然，利息要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不能让大家感到存在村里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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