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常青树：“吃透两头”的小村官(1)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农村诞生过数以百计的先进典型。可是，当我们站在2007年的门槛上，再来审视中国农村当今这些顶尖人物时，又还剩下几个呢？

王国藩和他的“穷棒子社”，诚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自身的不足淡出了历史舞台；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村，也是由于陈永贵登上了中国权利的高层而脱离了农民的土地，自然也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禹作敏和他的大邱庄，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搞发展劳苦功高；但袒护罪犯国法不容，也令人扼腕痛惜。

而吴仁宝呢？他无疑就是这样一种野草，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既能适应上级的风风雨雨，又能根植于村民实际情况，成为两头都不得罪而又左右逢源的“小村官”。用他的话说，就是“吃透两头”一方面要吃透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的精神实质，从而才能坚持原则，有处理问题、制定措施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则要吃透工作实际，吃透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从而能够实现政策运用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两头不吃透就会吃夹生饭。不吃透上头，工作没准头，不吃透下头，工作没势头。”吴仁宝如是说。

一、“亦土亦洋”的为官之道

吴仁宝这样总结他的村官执政特点：面对各级不同领导对华西村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协调各方面，兼收并蓄。后来，这种特点被李瑞环同志评价为“亦城亦乡，亦土亦洋”。其实这种理念，隐含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不仅在城镇建设上我们要搞出两种风格，在为人处世和处理实际问题上面，我们也要运用中庸的哲学思维，兼顾各方利益和意见。

1.机灵仁宝：来点“形式主义”

当有人问到吴仁宝为什么一直以来都那么受关注，吴仁宝却坦言他“几十年来从没把政治明星当作追求。”“我不看重名声，我是一个从不想当‘先进’的人！”

正是吴仁宝的“不想当‘先进’”，才成就了今天的华西。先进的不一定是适合的，落后的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在他的理解里，只有实事求是才是亘古不变的。

华西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的“法宝”就是与上下两头保持一致，既能使上级领导满意，又不影响华西自身的发展。

1998年4月中央领导同志到华西村视察。吴仁宝在汇报时提到，华西的“两手抓”搞得很好，一手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手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当时有人提醒他“讲错了”，应该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吴仁宝却说：“没讲错”。中央领导同志听到这个颇有新意的“两手抓”，略加思索后，连着说了三个好：“好，好，好”

在吴仁宝眼里，同两头保持一致，这样华西才能“健康长寿”。如果一手只抓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不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如果一手只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不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这干部是当不长的；如果‘两头’都不保持一致，就是一个危险的干部。因此，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国家方针政策怎样调整，他与华西村总能够一次次避开风险，抓住发展机遇，实现超前发展。

一头要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要和老百姓保持一致，两者协调起来并不容易，如果上下两头发生矛盾怎么办？

“那就只好对上搞一点形式主义，目的是要保住实事求是。”吴仁宝回答：“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显然，吴仁宝打心眼里是为了和“下面的一头”保持一致，而“只好对上搞一点形式主义”是吴仁宝为了保护村民的一种“对策”。用他的话说：“我是穷过来的，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疼，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这是我的原动力。”

2.中庸仁宝：“亦土亦洋”

因为亦土亦洋，有人说吴仁宝这是在“打自己耳光”，把华西弄得特色全无。而多年以后有人评价，如果华西走的不是这样一条亦土亦洋的道路，也许今天的华西就会和中国大多数的普通乡镇一样平庸无奇。

兴许，华西没有“亦土亦洋”的特色，那才是真正的“特色全无”。

在华西村有座叫做“金塔”的建筑，造型颇为奇特。说它是中国传统印象上的塔式建筑，那现代感十足的落地玻璃墙似乎又多了那么些欧式的风格；说它是欧洲现代派的建筑，那些道观风味的雕梁画栋又分明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元素。

从外面看，华西塔金碧辉煌。进入华西村，一眼便见那投资1.2亿元，高98米，7级17层的“华西金塔”，它是集餐饮、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大楼，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

在金塔15楼，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华西金塔”四个字，格外醒目。金塔之名得于塔顶的金色葫芦，镀层共耗去3.5公斤黄金。

站在15楼观光台一览华西村全景：华西北面，砂山、龟山紧依长江，华西村在这江山环抱之中。在华西塔四周，有好几百对石狮，蔚为壮观。据说这些石狮是金塔落成时友好单位和人士送的礼品。塔顶上有金光闪闪的财神，上面写着这样的说明：市场经济的今天树立财神像，为的是让大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公正公平合理合法管理好家庭、企业和国家的财政。

当初在金塔建成开放的时候，就有人嘲笑吴仁宝是“不懂艺术的农民”，因为据说这“塔”是吴仁宝亲自设计的。

说自己“不懂艺术”，吴仁宝同意；说自己是“农民”，吴仁宝也同意；但要把这两个词结合到一起，吴仁宝就有意见。其实在他看来，所谓农民，特别是华西村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之地的农民，这几年来钱包鼓了，每年能够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走走瞧瞧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老百姓们眼界的开扩，大家的观念也必然发生着变化，不拘于“中国特色”，同时，也没有盲目跟风西方。这个就恰好是华西的特色，是属于华西“农民”的“艺术”特色。

有一次，一位从外地来的城里人，来到华西参观金塔后，也问了吴仁宝同样的问题：“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吴仁宝当时就笑了，卖了个关子说：“你不是就住我们华西的金塔宾馆吗？这几天你就带着这个疑问好好参观参观我们华西，等你把我们华西的人文风情了解透了，你自然也就明白了。”

华西村发展到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非常气派的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吴仁宝不搞那些，他想的是，华西追根结底还是农民的华西，因而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喜欢塔。所以，吴仁宝就主张建塔，以塔代替各种大楼。

每次被人说金塔是“不土不洋”，吴仁宝心里就偷偷地笑：“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不土不洋。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我鼻子问我搞那些洋气干什么？他们还会说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吗？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呗！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你说说，这难办吧！所以，我干脆来了个不土不洋。这不正好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华西村取经，“金塔不洋不土的哲学”开始在全国传播开来。现在一提到城乡建设问题，华西村的建设经验就常常被作为典型。就连李瑞环同志视察华西村时，也曾经题词“亦土亦洋，亦城亦乡”，这是连吴仁宝也没想到的。

其实吴仁宝的初衷，是想“两头讨好”。不土又不洋正好，可以符合各种人的眼光，还能吸引国内外的旅游者，一头不会被老百姓骂，另一头不会被城里的领导骂。说这塔土，也不算土；洋也不算洋。中国人看了，还是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外国人看了，外面是中国特色，里面是外国格式。所谓“洋为中用”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3.直爽仁宝：我就是“两面派”

几十年来，面对无数人的怀疑、劝告，甚至打击，他只坚持一个道理：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东说东倒，西说西倒。所以，吴仁宝最痛恨人云亦云。

“对上搞一点形式主义”是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这算不算是“两面派”做法？他坦然地说：“我这就是‘两面派’。”

吴仁宝最反对的就是“一刀切”。对于这个“一刀切”，他是吃过苦头的。小时候，他在别人家做雇工，为了回家过年，他得备好几天的牛草料。本来长草、短草应该分别割的，但他急于早早干完，来了个“一刀切”，由于稻草长短不齐，加上他个子小用不上劲，结果左手大拇指给削了一块肉，直疼得他流眼泪，这次他算是尝到了“一刀切”的苦头。

还有一则故事，县里为了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决定开挖疏浚张家港河。要求各个公社、大队都要出劳力，并下达人数指标。任务层层传达下来就又变成了“一刀切”，各个村里不管你农活是否紧张，不管有没有什么急办的事情，一律要全体劳力齐上阵。

吴仁宝看到田地里空荡荡的，工厂的机器也停转了，心里就觉得不对劲了：大家都上阵了，农活还干不干？副业还抓不抓？明年吃什么？年终分配什么？

于是“全体上阵”刚实行了三天，吴仁宝就召集干部开了个大会。他说：“上边切下来，我们当干部的可不能切下去，因为地还要有人耕种、管理，明年要保丰收；机器还要转、副业要留人、明年分配还靠它！”

有的干部问：“那可怎么办呢？和上级反着干显然不可能，县上每十五天来检查评比一次，场面上的人要少了，会给村里惹来麻烦的。”

吴仁宝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我这次也来个‘一刀切’，挖河的人切掉一半，顶住大队的农副业生产。但是我们也不能明着来，我们要把生产安排在晚间，以免兄弟大队的猜疑，影响人家的士气。”

就这样，华西村的建设两头都没耽误。为了对付上级检查，吴仁宝还作了精密的安排，他安排专人掌握住县上、公社来检查的信息，每逢十五天检查的头一天，他就把在村里搞生产的人马，拉到水利工地上“演戏”。

1959年5月，张家港河开通了，华西村的三麦丰收了，稻子丰收了，副业也丰收了，年终分配社员们又分到了钱。与此同时，吴仁宝在挖河上的“谜”，也揭开了谜底……

有外地的干部知道了吴仁宝挖河事件的前因后果，笑称吴仁宝是“两头讨好，结果还真让他讨到了甜头。”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小平同志说的这句话针对的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但“猫论”在吴仁宝身上却另有一番解释。他有一套理论：风险，风险，有风才有险，不能避风，险就会找你。

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乡镇企业改革提出“抓大放小”。吴仁宝想：既然改制的真正目的是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效益。那么就应该以达到这个目的为衡量标准，至于具体举措，不必拘于“抓大放小”。于是，他在民主会议上说，“抓大放小”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企业面广量大的是中小型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以它灵活的机制，撑起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

为此，他根据村办企业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要‘抓小放大’”的改革思路。对毛纺厂、线材厂、型钢厂等关系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抓住不放，深化改革，提高效益；将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转给个人经营；对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对原来准备投资10亿元的造纸厂和炼钢厂，则果断放手，让客商加大投入，华西只用土地和配套的水、电、气等入股。经过调整后，如今华西大小几十家企业没有一家不赢利的企业。

当华西村和吴仁宝成了明星，参观游客络绎不绝时，他偏偏要收参观者十元钱的讲解费，有人大为不解，认为华西真是“掉进了钱眼”，后来，华西这个小小的接待站变成全国前20名的旅行社，旅游业年收入超亿元……

1999年，江苏省政协在华西召开理论研讨会时，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孙颔这样点评吴仁宝：“吴仁宝谁的话都不听，就是根据华西的实际，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4.滑头仁宝：“顶”的智慧

吴仁宝带领华西人埋头苦干，事业有成绩时，有人却把一个无形的十字架竖在了他和华西人的面前，有人说“吴仁宝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搞独立王国”。

其实，是吴仁宝在经受了50年代“听”的磨励，“听”的升华后，已掌握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不符合华西村情的事，以大无畏的精神，敢说敢顶。

上边来人到华西田野里转了一圈说：“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要都栽上树。”

“树是要栽的，但只能栽在河渠旁，大路旁。我们大队地少人多，那些废塘荒墩不能栽树，都栽上树，口粮解决不了，我们要削墩填塘把它们改造成良田。”吴仁宝不藏锋芒，直来直去。

上边又有一拨人来到了华西。

“仁宝同志，我们这次是来检查突击积肥生产，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是样板大队要带好头啊！”

“这个头我带不好，也不能带”。

“为什么？”

“我一亩地施400担，到哪里能积到这么多土杂肥，搞不好又要学五八年，铲房基，挖院落，劳民伤财，把人累死也没多少肥效，我不愿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跟着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第三批人又来到了华西。

“仁宝同志，你们搞了个15年规划，你知道外边怎么议论你们大队吗？”

“我知道，我们大队的人外出，就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是‘吹牛大队的。还有人和我开玩笑，摸着我的头问：‘仁宝，你是不是热得又发昏了’？说我们吹牛，无非是说我们步子太大了。如果眼睛朝后看，同过去的小农经济比，步子是大了。如果眼睛朝前看，同大寨比，步子着实还小哩！我们说了话做不到，当然是吹牛，说到做到，就不是吹牛，你说呢？”

“好啦，好啦！我们不给你打嘴皮官司，规划要订也要干，但不能影响县委布置的中心工作。”

“我们按规划搞农田基本建设，有阶段性和突击性，县委布置的工作有时往后推了一点，但我们还是完成了”。

“问题就在这里，你搞规划，连县里布置的任务也敢拖延，你这个样板大队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吴仁宝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话”，惹恼了上级领导。1965年一纸令下，撤销了华西的样板大队，样板工作组也转移到别地，别地的干部确实听话，可就是工作搞不上去，半年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华西。

30多年过去，吴仁宝回顾自己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过程时说：“50年代听，听对的多，听错的少，可错的造成的损失可不小，于是就转变为60年代‘顶’，开始‘硬顶’，一听不符合华西实际的事，就当面顶回去，坚决不执行。结果上面说，‘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眼看实事求是，‘明顶’、‘硬顶’要吃亏，自己丢乌纱帽事小，农民吃苦头事大，遂改‘硬顶’、‘明顶’为‘软顶’、‘暗顶’，当面坚决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背后决不执行，因官僚主义高高在上，鞭长莫及，‘口头落实’就等于‘行动落实’。当然，过去办事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能全怪上级领导，下面基层干部也有责任，汇报讲好的，视察看好的，参观路线定好的，上面不按指定的路线参观，心里还有意见。”

“硬顶”、“明顶”也好，“软顶”、“暗顶”也罢，都说明吴仁宝肩负着致富的重任，带着求知求真的渴望，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二、以民为本：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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