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拓荒人：要让口袋富起来(2)
也正是这土地的贫穷，唤起吴仁宝的思考，唤起他灵魂的觉醒和责任。
我吴仁宝和大多数华西人解放前不占有这块土地，被人奴役，现在拥有了这块土地，为什么又被土地奴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拥有这块土地？不让孙龙泉等阶级兄弟重新出走？
不改变这老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恶劣的自然条件，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怎能留住人，拴住心？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如果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不是一个好党。人民就有理由打倒你，推翻你。贫穷三五年，你说是社会主义，群众还能从感情上接受，要贫穷五六十年，你还好意思说这是社会主义，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群众会买你的账吗？现在党把这20O多户人家，六七百人，800多亩土地交给你了，在这片土地，在群众眼里，你就是党，党就是你，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为党增光，也能为党抹黑。人说千斤重担，担子又何止千斤？多少年来，这块生长着贫穷的土地，也在顽强地萌生着求变、求富的渴望。这种求变、求富的渴望，像山野篝火，在吴仁宝胸膛里燃烧起来！
“我何不重造山河，彻底改变华西贫穷的面貌？”
从此，华西的群众看到他们的当家人吴仁宝像着了魔似的，工余饭后在这片土地上溜达来，溜达去……
2.华西规划学大寨
正当吴仁宝在脑海里酝酿改天换地重造山河的蓝图时，中国农民的一颗精神原子弹在山西省昔阳县虎头山上腾空而起！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详细介绍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吴仁宝紧紧攥住这张报纸，爱不释手。他在党支部会上和群众大会上，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和华西人找到了创业的精神支柱，找到了创业的精神力量。
在群众大会上，吴仁宝提出两个问题叫大家讨论，华西和大寨，谁的基础条件好？大寨人能做到的，我们华西人为什么不能做到？
接着，吴仁宝又把多少个日日夜夜苦思冥想的问题和盘端出，他说：
“我们要学大寨，彻底改变华西贫困面貌，就必须有个规划，现在我们就讨论如何制订华西发展规划。”
吴仁宝话音刚落，不少干部和群众就七嘴八舌地说：“订规划是写在纸上，画在图上，顶啥用？要叫华西变，全靠一双手干就是了！”
“现在领导我们搞建设，既有长远目标也有一个个具体的五年规划。工人建工厂、建大桥，造机器，也都有个图。我们要彻底改变华西生产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也要有一个全面长远的规划。如果黄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想到哪干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是建设不好华西的”。吴仁宝慷慨激昂，向他的群众进行着鼓动演说。
为了制订一个符合华西实际的发展规划，吴仁宝胸怀自己勘测而形成的腹案，带领干部和群众代表，在1964年冬天，踏遍全大队1300多块田地，40多条河沟，12个村庄。吴仁宝和他们一边勘测，一边商量，田块怎样平整比较恰当，新河开在哪里比较有利，新村建在哪里比较适宜。在吴仁宝的引导下，大家认为，高高低低的地要挑平，弯弯曲曲的河道要拉直，星星点点的村落要集中。他们边走，边看，边议，重造山河，建设华西的规划，逐渐明朗起来。
夜沉沉，大地已经酣睡，村落里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外，寂然无声。
在嗖嗖寒风里，华西大队吴家基一座草房的窗户上，还映出扑闪扑闪的微弱灯火。
煤油灯下，吴仁宝那拿惯钉钯和锄头的粗糙大手，却手握铅笔，在一大张铺开的白纸上，笔声沙沙，描绘勾勒。煤油灯苗燎着了他的乌发，发出吱吱的响声，煤油灯苗上冒出的缕缕黑烟熏黑了他的鼻孔，熏黑了他瘦削的脸庞，他全然不觉，那神情仿佛握着弓弦的大提琴手沉醉于自己奏出的迷人的乐章中，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都已不复存在……
吴仁宝白天带领群众劳动，夜间则伏案提笔，用心血和智慧一笔笔绘他那张酝酿已久的图，煤油熬干了一灯又一灯，他画一阵，思考一阵，不清楚时还跑到田野里再勘测一阵，遇到难题时，还把支委会的老伙伴葛永歧等人找来商量一阵。不知多少个夜晚，那双刨田铲垄的手，居然画出重新安排河山的平面图来了。那上面，横道道，竖杠杠，圈圈点点，代表着哪儿是田，哪儿是渠，哪儿是房屋，连笔直的路旁要种的各种树木也画出来了。图上面，哪块田、哪条沟要挑多少土方，要动员多少劳动力，都有粗略估计。
凝聚着吴仁宝多少个汗如雨淋的白天，多少个难眠的夜晚的心血之果——《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终于绘制出来了。
3.集思广益，细致盘算
这幅图，首先在支委会上亮出来，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权力对它说三道四，补充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吴仁宝心平气和的听着众人的评判。那些老伙伴自然全力支持，可也有个别人敲着潮烟筒，愣愣地说：
“若要亩产一吨粮，只好叫稻秆两头生穗，不要忘了五八年吹牛皮的教训”。
“把田开成河，河填成田，这不是无事寻事做？须知河同田，不是油盏里的灯草，可以随便拨来拨去的。”
“农村干部还是安分种田吧，不要多想花样”。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吴仁宝从这些不多的言语中，看到了一种得过且过的小农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若是当干部的有，就会由工作动力变成阻力。不过你只要有科学的依据，充分的论证，合理的可行性分析，他们会服从真理和科学的。
散会后，吴仁宝急匆匆的回到家，他从墙上摘下算盘，又像前几年当财粮委员时那样，认认真真，劈里啪啦地算起账来，算一笔记一笔，越算越高兴。翌日五更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支委们叫起来，一笔一笔算给他们听：“全大队800多亩田，每年平整五六十亩，15年怎么平整不完？解放前我们这里粮食亩产300多斤，现在已亩产七八百斤，不是已经翻了一番多了吗？今后我们再积足肥料，叫他十年内每年增一成，十年后每年增半成，拼它15年何愁达不到亩产一吨粮！”
昨天持反对意见的人，听他算得有道理，也帮着一起算，说：“头3年增产还不止一成，因为基数低，10年后增产也不止半成，因为那时科学技术更加发达了。”
算来算去，大家意见一致了，算成了一笔思想解放的大账：“大寨艰苦奋斗，创造了条件粮食就翻番。我们也来它几年苦干，为什么翻不了番？要想翻番，先要思想翻番，步子翻番，干劲翻番！”
吴仁宝在统一了党支部一班人的思想后，又把规划草图交给群众讨论，让群众在积极参与中，和干部一起，形成重造山河的统一钢铁意志。
群众看了规划草图，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在华西南原有一条河浜叫黄鳝泾。吴仁宝画得规划草图上，一条南北向的排灌总渠遇到这条河浜时，往西南偏过去了。群众看了说：“不行，总渠应该照直往南，冲过黄鳝泾，这样有利灌溉，黄鳝泾在灌溉上失去了作用，应该挪个地方，渠道不能偏，吴仁宝和支委们觉得群众讲得有理，就修改了规划。”
吴仁宝画的规划草图上，原来设计了一个大养猪场，支委讨论时，也认为挺合适，生猪集中饲养，有大农业的气魄。可是群众都有意见：“全大队只有一个养猪场，将来往田里运肥可费劳力了。”再说“大养猪场一遇传染病也难隔离。”经过争论，权衡利弊，吴仁宝和支委们觉得群众的意见对，一个大养猪场，不如分散成几个小养猪场好处多，遂采纳群众意见，修改了规划。
为了使规划周密完善、符合村情，吴仁宝和支委们从谏如流，集中多方面的意见，既考虑长远发展，又考虑当前利益；既考虑改造当前自然面貌，又考虑改造人的精神面貌；既考虑发展生产，又考虑改善群众生活。瞻前顾后，通盘打算，注重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改，充实完善。如吴仁宝和支委为了便利群众用水需要，决定在每排新村中间开几口井，使河浜的水通到新村里，为了便于群众文化生活，决定在新村建设文化服务大楼，设立学校、商店、缝纫组、食堂、浴室、理发室等。
吴仁宝呕心沥血，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几上几下，终于制订出一幅符合村情的《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
为了便于宣传，让群众入心入脑，一记就牢，吴仁宝又把规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概括为“五个一”
干部群众有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开挖一条灌排两用的华西河；
治土改水，建设一片高产稳产的农田；
每亩年产一吨粮；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吴仁宝广纳众议，取长补短，深思熟虑制订的《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既包涵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容，也包涵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的确是一个把命运紧紧抓在华西人手里，彻底改变华西贫穷面貌的宏伟蓝图。它凝聚着华西人对富裕的追求。它充满了当代农民的智慧。它是华西人的行动纲领，必将把华西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华西的第一个发展规划起，吴仁宝抓经济建设是一个规划接着一个规划，一个奋斗目标接着一个奋斗目标，把华西经济由起步引向起飞，来华西参观的人感叹：吴仁宝和华西人更没有三头六臂，为什么华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我们那里要先进几十年，谜底在哪里？定规划，绘蓝图，贵落实，难道不是谜底之一？
三、十年“地下工厂”杀出致富血路
？有人说，如果吴仁宝只是改造山河，在土地上刨食，华西最多也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走上富裕之路。如何才能不仅仅是让大家吃饱饭，而更让大家吃好饭？答案在于吴仁宝大胆、巧妙而又坚定地开始尝试乡镇工业的探索。从掩人耳目的“地下工厂”的艰难起步开始，吴仁宝就摸着石头过河，带领华西人杀出了一条致“血路”。
1.想吃“天鹅肉”乡镇工业的探索
60年代初，一次公社分配下达氨水、化肥指标，通知华西村去买。稻田里急需这些高效肥，但钱到哪里去借？万般无奈之下，吴仁宝想到了唯一的一条路：卖掉村里同样十分需要的一台8匹柴油机。
“仁宝，这8匹柴油机说什么也不能卖，明明我们自己十分需要，为什么非要转卖给人家呢？”
“我们好容易借钱、凑钱买来的，我能舍得卖吗？可不卖，公社分配下来的氨水、化肥指标已经下来，通知我们去买，稻田也急需这些高效肥啊！钱到哪里去筹？去借？”吴仁宝着急地说。
“前一段买肥料借的群众的钱还未还，怎么还好再向群众张口，卖粮食也不值钱，1斤稻谷才8分钱。”一位支委也附和着说。
最后，吴仁宝在支委会上一锤定音：“卖，还是不卖？两种争执意见，关键是一个‘钱’字，我们四下行动吧！能借到钱，就不卖柴油机，如借不到，也就不要争了。”
后来，吴仁宝和华西人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把自己还没暖热的崭新的柴油机拉走了。
上级有关部门把一台拖拉机指标分配给了华西，吴仁宝也极想买来，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可还是一个“钱”字，难得他望“铁牛”兴叹，不得不把到手的指标让给了邻队。
一买一卖，这两件事让吴仁宝觉得格外可惜，他想：这些年虽说华西粮食饲料加工厂、废纺站等小型工厂赚了一些钱，可也只是小打小闹，没法让华西迈大步子发展，一遇到重大的投资建设项目，华西依然是捉襟见肘。
吴仁宝算过这几年华西人均收入的细帐。1966年人均分配124元，1967年由于增大了农业投入，人均分配降至115元，1968年回升到127元。每个劳动日工值也只是1元钱。
吴仁宝扳着指头算来算去，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业，农民出力流汗，也只能是落个肚儿圆，有点零花钱，难以摆脱“高产穷队”的规律。
另外还有个问题也是吴仁宝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
1961年，华西建村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845亩，1968年，劳动力增长至434人，增加了142人，土地增加了6亩，为851亩。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不用一年时间，就会人均不到一亩，人地矛盾愈来愈尖锐，人均占有的资源也愈来愈少，劳动力也会逐步剩余出来，再继续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刨食，肯定没有出路！
华西人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于是他想到了办厂。在“以粮为纲”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盛行的年代，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2.筚路蓝缕，艰难起步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吴仁宝天生是个先行者和另辟蹊径者。
1968年，吴仁宝真正放开手，开始着手筹备办厂，于是有了他和工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如今的吴仁宝回头看看当年，他解释那时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一个西瓜或许不如一个丰富的果盘好卖！”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可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在我看来，农民能过上好日子才是真道理。城里为什么富啦？因为城里是工业。”
于是，在—次党支部会上，吴仁宝提出要办工厂：“办厂能赚钱，有了钱能办事，我们华西要实现五个‘一’，什么都不缺，就缺钱！”
这时有位支委说：“办厂干什么用？我们不是已经有个铁匠炉子吗？”
吴仁宝说：“那顶啥用，叮叮当当三百六十天，才弄万把块钱！如果靠它挣的钱来建华西新村，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干劲是生产力之母，资金是生产力之父，一个地区要发展，怎么能没有父亲呢？所以，我们要办—个能赚大钱的工厂，这样钞票来得快，派得上用场。”
想法是有了，但真正筹备起来，困难又来了。毕竟这样的想法是生不逢时，当时正是农业建设的口号热得发烫的时候，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前景普遍不看好。
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华西决定办厂，究竟办什么样的厂最划算、最赚钱呢？这个问题让吴仁宝思考了半个月，却丝毫找不到头绪。
在办工业上，吴仁宝知道自己不是行家，在这件事上，他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半个月后，调查出来了：小五金产品“丝攻”、“板牙”等，在市场上一直是销售旺品。这种小产品，过去是一些国营大工厂生产的，由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大企业的生产不正常，导致这些小产品市场缺货，供不应求。就这样，吴仁宝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办个小五金厂。
要办五金加工厂的建议刚一提出，就有人说：“缺资金，少原料，无设备，无人才，车、钳、刨一样没有，能办什么厂？别说办不成，就是办成了，我们拿锄头的手，怎么会开车床、拿扳子？天生的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
办五金加工厂怎么入手、怎么生产、怎么运作，这些其实吴仁宝心里也没谱，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点也没有经营工厂的经验，但他只知道一点：办厂这条路是对的，所以再难也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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