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难吴仁宝：特困村中的“芝麻官”
“高田岗，高田岗，半月不雨苗枯黄；低田塘，低田塘，一场大雨白茫茫。旱灾水灾无法抗，农民见了心发慌。”这就是华西村上个世纪中期的写照。
在逆境中拼搏努力的人会把目前的艰苦困难当作成功的必经之路。而吴仁宝从童年到青年，他无疑走的便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如此这般，吴仁宝便具有了平常人没有的那些历练，而这些苦难则是影响他生命轨迹的一个重要阶段。
童年的贫穷，让他早早当起了家；第一次生意的失败，使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军旅梦难圆，令他推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芝麻官难当，给他无形的压力和动力。
在这么一个曾经旱涝不保的土地上，苦，激起了吴仁宝“誓改山河”的拳拳决心；穷，点燃了吴仁宝“要让人人都幸福”的昂昂斗志。吴仁宝的“拼”并非刻意而求之，反倒有那么几分“逼上梁山”的味道。
一、仁宝，仁者爱人
1928年11月17日晚，秋夜微寒。位于江南吴家基（现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吴寿坤家的一间破草房里，传来一阵“哇、哇”的啼哭声。
妻子朱玉娥望着怀中刚刚诞生的儿子，对丈夫吴寿坤高兴地说：“爷爷是家里的长辈，还是请爷爷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孩子的爷爷吴发祥一边望着孙子，一边对儿子和媳妇意味深长地说：“这孩子是福相，也许能招财进宝，过上好日子。为富要仁，就叫‘仁宝’吧！希望他能‘仁者爱人’，而不要‘为富不仁’。”全家人都把殷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小男婴身上，盼着他长大后能衣食无忧过上安富的好日子。
吴仁宝的童年，是在父母严厉的管教下度过。尽管家里比较穷，但这丝毫不影响父母对管教孩子的重视。父母亲良好的品格和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滋润着吴仁宝幼小的心灵。父亲吴寿坤，不仅善良正直，乐于助人，他一面种田一面当鞋匠，是出了名的勤快人，深受邻里尊敬爱戴。母亲朱玉娥，19岁就嫁到吴家。她端庄贤淑，乐善好施，勤劳要强。在吴仁宝的大半辈子里，父母亲的善良和坚强始终是吴仁宝心中端正自身的一面镜子。
父亲很严厉，通常孩子们犯了错会给他们摆明道理，而不是一味地打骂。他很少打孩子，但一旦拿起藤条来打孩子，那就是全村人来求情也没有用。母亲比较心疼孩子，但孩子犯了错却也丝毫不袒护。吴家的孩子，从小对父亲怕极了，即使他们明知会挨打，也是不敢反抗或者逃跑的，因为那样只会招来更严厉的惩罚。挨打时，他们又跳又叫，却不敢哀求半句。照父亲的话说：哀求的人没出息，不是男子汉！
小时候的吴仁宝很敬畏父亲，但长大后的他也不得不承认，父亲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样的棍棒教育确实教会了他在今后的生活中如何为人、如何做事。
母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说不出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她只相信两点：做人要本份、做人要勤劳。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常给吴仁宝说：“尽管咱们家穷，但做人一定要正直，违背良心的事咱不做。只要勤劳，再穷也有吃饱饭的那天。”这句话深深印在吴仁宝的心里。直至今日，每当看到在田地里劳苦耕作的农民兄弟，他总会感到欣慰，自己为华西所做的一切问心无愧。
经历了从华西村曾经的一贫如洗，到今日富庶天下的转变历程，吴仁宝每当想起母亲那句话，就总是会感叹：“‘只要勤劳，再穷也有吃饱饭的那天’，这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啊！”
吴仁宝祖辈们生活的这个小村庄，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地区自然村落。和中国许多小村庄一样，这里小而穷，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村里的祖辈在明代就来到了这里，开垦耕耘，繁衍生息，渐渐形成了一个小自然村。
这里的“穷”是出了名的。当年，全村667人，只有800多亩地，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混垛墙、茅草房，泥路弯弯曲曲，田块七高八低……“高的像斗笠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是村里的真实写照。
二、命途多舛，苦难童年
伴随着吴仁宝的童年，“招财进宝”似乎与他无缘。
1934年，华西村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枯死、粮食减产、农民们一下子失去了衣食来源。吴仁宝父亲靠做出来的鞋子没人买，本来就穷的家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只能靠变卖家中仅有的一点衣物家什来度日。从此，吴仁宝开始了苦难的童年。
和那个年代所有穷苦的农村小孩一样，吴仁宝家里不但没有钱供他上私塾，而且他还要靠给地主家放牛、当雇工来减轻家庭负担。他六、七岁的时候，就下田帮父亲干活了，由于个子瘦小，营养不良的他干活根本使不上力气，有好几次帮父亲插秧时竟昏倒在水田里。
吴仁宝11岁那年就给别人当雇工。尽管年纪小，但他干的活却不少。白天他要放牛、喂猪，晚上还要服侍雇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穿衣、洗脚样样要做，又苦又累，一年仅能得到40斤大米的工钱，哪怕干得再好，被雇主家打骂也是家常便饭。
母亲生下7个儿子，走投无路的穷，让吴仁宝的弟弟们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溺死、有的被送走。
刻骨铭心的穷让吴仁宝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捉弄。这使得他从小就有一种要出人头地、要让所有穷人都过上好日子的志向。
吴仁宝隔房的阿叔有次走过田边看到吴仁宝晕倒在田里，心情十分沉重，阿叔家里生活条件较好，他不忍看他再下田晕倒了，便征得仁宝父亲的同意，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让他和他的堂弟仁彪、堂叔炳宏去念私塾。
就这样，吴仁宝进私塾念过一段时间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他天性好学好问，聪敏伶俐，有一次老师讲起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神话故事，他听了痴痴地发呆。老师问他在想什么，他大声喊出：“先生，我长大想做种田的神仙。”
这时候的吴仁宝，还不懂得什么“共产主义”、“人民当家做主人”。在他幼小的心目中，只有神仙才能帮助老百姓谋幸福，也只有“种田的神仙”才能让农民们靠锄头也能丰衣足食。所以，吴仁宝想做“种田的神仙”。
三、破败生意去，自号“涤尘”来
童年时代的吴仁宝，一个“苦”字压在他稚嫩的肩膀和幼小的心灵上，久久不能忘记。
1944年，吴仁宝才16岁，他借了点钱，挑担做起了小本生意。先是卖点咸菜、萝卜干、豆腐干，随后听说贩布能赚钱，他就邀集村里的沈丁荣、吴仁彪等伙伴做起了贩布生意，梦想有朝一日也富起来。然而，因为是小本经营，加上又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吴仁宝和伙伴不满一年就蚀了本。
吴仁宝并没有放弃，连借带凑，拿了些钱尝试着到无锡做起了贩鸡生意，那个年代的小本生意哪里好做！他们受尽了鸡行老板的盘剥勒索和国民党士兵的巧取豪夺不说，最为不幸的是，同伴吴仁彪在一次生意的途中，钱袋被人偷走了。那是大家的拼凑出来的“本钱”啊！这算是把吴仁彪逼得走投无路了。
为人仗义而有同情心的吴仁宝，为了帮助吴仁彪度过难关，又结伴吴炳宏，3个人一起前往上海贩卖起红糖。他们哪里知道，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为蒋氏政权进行所谓的“管制经济”，上演一场“打虎”的闹剧。
当吴仁宝3个人，在上海买了500斤红糖，准备装船之际，突然窜出来几个地痞流氓，横挡在他们中间，恶狠狠地说“管制物资，不准外运，全部没收！”说着，这几个家伙就要把这批红糖全部抢走。吴仁宝无奈，只好向同乡借钱，加上仅留的一点饭钱，买了5条香烟，送给几个地痞流氓，才要回已经被抢去红糖的半数。又气又恨的吴仁宝，仰天长叹：“臭上海，我发誓再也不来了！”
据说受尽欺诈蹂躏之苦的吴仁宝难抑愤怒：做农民吧，辛辛苦苦劳动一辈子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到头来吃不了一顿饱饭；给人当雇工吧，忍饥挨饿不说，还总是受人欺辱；怎么就连自食其力做点小买卖，也要被地痞流氓、官老爷欺负？这是个什么社会啊！
吴仁宝愤怒之下，曾悄悄对同伴吴仁彪说：“你上私塾时，为自己起了个号叫‘仲鲁’，我也要为自己起个号叫‘涤尘’。我要扫除这个黑暗社会上的污浊尘垢，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像洗灰尘一样洗掉！”吴仁彪当时就吓坏了，忙捂着他的嘴叫他要小声点，还笑他是白日做梦。
四、壮志难酬军旅梦
1949年10月1日，这是所有劳动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新中国成立了，穷人当家作了主人！解放后的华西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从地主豪绅掌控，到解放后的百废待兴，这个刚好占共和国土地面积千万分之一的小村，寄托着所有华西老百姓的美好梦想。大家兴致高涨，都迫不及待地想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成绩。吴仁宝作为一个党员，建设国家的愿望较普通百姓更为迫切。那时候的吴仁宝，年轻、好学、有理想、有热情，和那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做梦都想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当时正值解放之初，鸭绿江边狼烟四起，美帝国主义正出兵朝鲜，想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
吴仁宝对妻子说：“根娣，美帝国主义太欺负人啦，打到我们国家边上了，我要去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妻子自然是支持丈夫的决定，但考虑到儿子协东还不满两岁，自己又在纱厂里上班，妈妈又去世了，谁来带孩子？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吴仁宝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他把独生子抱在怀里，亲了亲孩子的脸蛋说：“古人说唇亡齿寒，国破家危。不把帝国主义从朝鲜赶出去，我们中国人就过不了安稳日子。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给我们分了地，你也参加了工作，现在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不常说，要铁着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吗？党号召青年人从军，咱们能不积极带头应征吗？是热血男儿，就应穿军装、扛钢枪，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就这样，无人上门动员，无人到家说服，吴仁宝兴高采烈地率先到征兵处报了名。在到江阴县体检和集训那天，赵根娣专门向工厂请了假，抱着幼儿协东送了一程又一程。
然而，在体检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吴仁宝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有通过，被刷了下来。
他有些气愤地找到军医，发了脾气：“为什么？为什么刷掉我？”他拍着陶脯说：“你们别瞧我个子不高，身板子可结实着呢，挑土我一次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一夜走到无锡都不用歇肩！”
军医笑了，敲了敲他的膝盖：“你的膝关节有毛病……你的腿，恐怕冻过吧？”
吴仁宝一怔：“冻过，那是黑暗的旧社会造成的，那时当雇工给东家割芦苇，我这双腿在冻水里泡过一个月。但现在早好了，爬山、走路不碍事，你们不能刷我！”
军医严肃地说：“不行，你体检不合格就不能参军，这是规矩！”
吴仁宝沮丧地回到了衬里，几天打不起精神。然而让他感到安慰的是，没过几天，工作组的同志就来了，对他说：“仁宝同志，你没参上军，照样可以拿枪保卫家乡，组织上决定由你担任民兵中队长！”
吴仁宝再也不愿意错过保卫家园的机会，扛起老式的三八枪，当上了民兵中队长。由于表现出色，不久就引起了乡里工作组的重视，提拔为了第三村的村长。
五、芝麻官难当，村官亦难做
吴仁宝当上了村官，然而这次上任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
芝麻官难当，村官亦难做。吴仁宝带领村民大干生产，然而也还是没有躲过20世纪60年代那场三年自然灾害，但是吴仁宝却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救活了全村，这根“救命稻草”就是红花草。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华西村也没有例外地闹了饥荒。当时，吴仁宝和华西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工作上的失误，更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造成的内伤。看着大家吃不饱饭，愁眉苦脸的样子，吴仁宝后悔当初没有多留点粮食作储备。
田里的苗情、虫情和荒年灾情，吴仁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一急就想起了小时候自己吃过的红花草。他寻思起来：让村民们赶紧撒红花草籽，说不定可以度过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日子，但问题是草籽哪里来呢？究竟撒多少田块呢？麦子总不能少种吧？
吴仁宝把这个提议连同疑问一起带到了党支部大会上，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讨论决定立刻按全大队人均一分田的比例，在稻田里撒上红花草籽。
邻近大队的一些干部听说这件事，都笑话吴仁宝：“红花草能当饭吃？面粉总比野草好吃呀！你真有想象力！”
居然被人称之为“有想象力”？吴仁宝笑笑，不置可否。
拿破仑有句名言：“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对现实来说，任何一个惊人的成就不都是从一个灵感、一个闪念开始的吗？
这是一场背水之战……
一年后又是一个荒年，田里减产了，到处一片恐慌。但粮食征购任务仍在朝下压，催粮的干部也有苦衷：“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国家有困难，政策层层压下来，谁也反对不了，不得不使大家都勒紧裤带，想尽办法完成这个政治任务。”
平心而论，吴仁宝心里并不平衡：华西这几年，每年都如数甚至超额完成上交任务，论贡献比谁都大。如今遇到大荒年，上头却一点都没有减掉任务，还说：“吴仁宝，你是共产党员，要以大局为重，拿出实际行动，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共度难关。”
要知道，社员吃粮标准是有个“生命线”的，年人均口粮不能少于二百四十斤，低于这个标准，就将威胁人的生命了。由于1960年荒年大幅度减产，华西大队的水稻平均亩产不满三百五十斤，人均连“生命线”也这不到！征购任务要完成，社员的口粮又那么少，怎么办？吴仁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红花草上了。
1961年的春天，华西人果真就开始吃上了红花草。主粮少得可怜，大家想尽了食用红花草的各种办法，菜团、稀粥、凉菜……虽是味道不好，但起码撑起了大家的肚子，看着邻村的人们都饿得发晕，华西人对红花草产生了极大的感激。
吃红花草，终于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吴仁宝这时候却不禁想起到了这之前大家吃“大锅饭”的日子。他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吃“大锅饭”能人人都吃饱肚子——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这样做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吗？这几年村村缺粮，除了自然灾害不就是被“大锅饭”的浪费害的吗？
的确如此，每到开饭时间，大伙儿都拿着盆子、钵头、大海碗涌向食堂，盛饭时想盛多少就多少，唯恐吃不够，其实却多半都被浪费掉了。
吴仁宝想：这么个吃法不行，要是没个规矩，大家都把“大锅饭”偷偷装着拿回家去吃，能不浪费？于是，他想出个主意：各个食堂采取称米下锅、定量供应。
据说当时公社一位副书记来华西视察“共产主义生活”的新气象，他亲眼看到称米下锅的做法时，发了脾气，说：“你们这一称，就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称掉了！”
吴仁宝忙解释：“不让称的话，这样吃下去，以后就没吃的了。”
副书记当即“啪”得一声把秤折断了说：“你再称，我还要折断你的秤。”
副书记走后，吴仁宝又从库房拿来一杆秤，对管食堂的干部说：“你别管别人怎么说，照称不误。”然后他又向大家解释说：“我不是反对‘大锅饭’，我只是不想看到大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浪费掉！”
多年后，有人评价吴仁宝这次行动直接拯救了华西村。吴仁宝也有自己的总结：如果不是果断地坚持了“想象力”，华西村的情况不知道会多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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