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思维创造力的动力和方向(4)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一致的。梁行，“哈韦路假设与公共选择理论”：《百科知识》，1994年2月。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政府就如同企业，政治家就是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就是消费品。因此，完全可以用市场原则来分析政治家与选民的政治行为。这个理论认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参与活动的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在内，都是经济人，都是利己的行为主体。而民主制度的多数原则使交易有利于政治家，这是政府各种弊病及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失败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实现宪法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改革、有效地约束政府行为的基础。这一观点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重视，布坎南因此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布坎南将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是否违反了创造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两面性原则，也不去评论宪法民主怎样才能保证公平竞争，只是想以此说明社会选择是一种重要的机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契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政府在社会选择中有两项基本职能：一是集中，统筹折中解决群众选择中的权力大小差异和选择方向不同的矛盾，不断地确定正确的选择方向，促进思维创造力的发展；二是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能够选择真正为他们服务的优胜者（或优胜模式），把不合格的公务员淘汰出局。总之，社会选择有无可能？是否有可供选择的余地？由谁选择？如何进行公正合理的选择等等，都是社会选择学应该研究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5.7选择的两面三（多）极性
由于社会需要的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使社会选择成为具有多种价值取向的行为。虽然竞争与选择是客观规律，但是受其作用影响的人（类）是评定价值的主体，是创造行为的主体。人们往往持有不同的自我实现价值观，有不同的人生追求，这使得主客观的需要、竞争与选择出现价值取向的差异，选择效应不同等两面性，最终表现为思维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
15.7.1正负迥异的选择与创造
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往往产生正面（建设性的）和负面（破坏性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效果，这是选择和思维创造力两面性的第一种表现。
在人类文明史中，既有建设性、进取性的正面文化，也有腐蚀性、破坏性的负面文化；既有惊世骇俗的文学、艺术珍品，也有黑色、黄色、淫秽的文化垃圾；及有创造性的廉政建设，也有厚黑学所汇总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处事邪门。于是出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出现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或者你有对策，我有政策的不断升级的斗争。
社会选择和思维创造力的创新有不少就是在这种正负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这种正负对立面的“竞争”本身就成为一种创造动力。例如欧美汽车工业在防窃技术发展上就是制造者与窃车犯竞争的结果。据统计，英国偷车记录，1990年每千辆被盗26.5辆；1991年被盗58万辆。美国1980年被盗127万辆，1990年增加到182万辆。窃车者技术高超，普通车锁只需10秒钟就能打开。他们结成团伙，明确分工，办起盗车训练班，提高盗车专业技术。为了防止汽车被盗，防盗技术不断创新换代。从普通机械锁、止动杆，到电子报警器，汽车跟踪装置等日益向现代化高技术发展。但是盗车手段也随之水涨船高，日益高明。他们能够用自制的电子扫描设备，对跟踪遥控装置发出的无线电频率密码进行复制，干扰和破坏跟踪功能。相应的是美国一家电子公司最近声称，已研制出一种结构特别复杂的无线电频率的密码系统，盗车贼要花费19年时间才能破译。不过谁又能预测盗车贼们又将会想出什么新招数？
近年来在体育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兴奋剂问题也是一个既古老有新鲜的关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例。早在古代的体育运动竞赛中，就有一些运动员在竞赛前饮用掺有马钱子碱的葡萄酒以提高兴奋程度，以后又有各种“兴奋剂”的创新，只是并未引起人们的特殊关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的约翰逊因检查出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100米短跑金牌。但是新兴奋剂又向不易被检出的方向发展，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最新技术攻克了最难被查出的红细胞生成素（EPO）的血检和尿检方法，又将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推向更新的高度。
但是，选择和创造的正负两面性并不一定都是建设性与破坏性之间的斗争。根据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对立两极可以互相转化成结合的第三极，或共容于一体。两种极端相反的策略能够相容，而且自然界的真理恰恰是两极相通。例如为了解决城市交通运输高峰时间的道路拥挤问题，汽车运输公司在不增加汽车数量的前提下的设计方案，可以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座位，也可以是完全拆卸掉原有的座位。前者是正面创造，后者则是负面创造。应用逆向思维方法，设计路线虽然截然相反，但是在选择、创新目的上却是共容的、统一的——即在同一辆车上增加更多乘客。至于对两种设计方案各自的优缺点，可以进一步分析做出选择。
同理，选择和创造的正负两面性可以是“软硬兼施”，应用似乎对立的两种手段，实现同一个目的。或者是破坏性的，或者是建设性的。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5.7.2同一种创造在价值选择上的两面性
由于社会选择的价值取向不同，可以将同一种创造发明应用在完全不同的方面。最着名的典型事例莫如诺贝尔发明的安全炸药了。安全炸药有广阔的和平用途，这也是诺贝尔发明的初衷。但是却被社会的两面性选择大量应用于制造高性能炸弹，进行对人类社会破坏性极大的战争。
反过来，为夺取战争的胜利而研制的大量新技术也可以被选择为从事和平建设。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一大批军事技术成果：喷气发动机、声纳、激光、雷达、火箭、原子弹——核能利用和尼龙塑料等等，在战后迅速应用于恢复战争创伤的经济建设，为战后经济复苏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战争成为技术发明的重大推动力之一，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功过不断地引起人们的争议。
15.7.3社会选择和创造力的两面性转化
社会选择的两面多极性还可以表现为一种正面效应带来其负面效应的转化，或者一种负面效应带来其正面效应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辩证思想早在“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古代寓言中得到阐述。
近现代工业的正面效应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巨大负面效应，已成为目前讨论的热点。环境问题是由无数正面效应的反作用累积而成的，大城市尤其突出。比如，内燃机的发明发展了汽车工业，也使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大为增加，而且使废气排放成为一大公害。再比如，半导体芯片的研制使计算机工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但是生产中排放出的含氟废液严重污染地球环境。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互联网络的建立，其正面效应将引起一场社会革命，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但是其负面效应影响也会相当巨大：它为为黄色、黑色声像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引起更严重的精神污染。以至于法国信息安全俱乐部在1996年夏组织了“2000年信息大恐怖”圆桌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应对互联网络暴力和色情内容不断增多，及经济战的升级。报界惊呼它是“2000年的信息噩梦”。
用逆向思维方法反过来看，选择和创造的负面效应也会带来正面效果，以至有的科学家认为“灾害是创新之母”。即使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也不仅是使人得到心理安慰的鼓舞士气的口号，无数发明创造都是在失败中获得新的灵感。例如弗莱明（1881-1955）在培养细菌实验中受到杂菌污染，发现这种杂菌对其他细菌有抑制作用，从而发现了青霉素，普遍应用于医疗。如果失败只是一种偶然性，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那么即使像战争这样的恶劣选择也会带来许多正面的、重大的发明创造。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之中，创造力的正负效应往往不能轻易地明辨是非，很难完全防止片面性，也很难迅速地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结论。有些问题，尤其是有关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性问题，更需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较长的时期中经受反复争辩和实践的检验，让历史事实作出结论。
有些综合性较强、涉及面广的重大社会工程，要像长江三峡大坝那样，从科技、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广泛征集意见，反复论证，全面衡量。对某些问题，在不易确定最佳选择之前，可以二种或多种选择并存、对比，有计划地在实验性的竞争实践中显示出最合理、最有利的路线。
对人类自身的优化选择，也应进入议事日程，并置于重要地位。至于人类遗传工程以及克隆人体技术问题，既要积极实验，又要同社会伦理学的发展相结合，使物质和精神都得到创造性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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