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生与死的创造力（上）(4)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受儒学和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带有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鲜明特色。我国传统的儒学和道教把生死矛盾的重心放在生，重生避死。冲谈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心态，转向现实生活的追求。《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其实孔子知生，是生的专家。所谓“15始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纵心所欲，不逾短”。连天命都可知，并能正确分析，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还是避死。他的人生哲学，政治主张和伦理学形成了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数千年之久。“不知生，焉知死”的主张，回避了对死的深究，使我国数千年来缺乏研究死亡的历史资料。
道教的齐生死论提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主张生死如一，顺其自然的天道观。因此儒道两家都是转移对死亡的畏惧，把人们的视野从死亡引向生的现实世界，尽管死亡是生的归宿。儒道两家生死观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儒家更绝调世俗生活，而道家思想在于追求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生的至高境界——逍遥境界。所谓“不知悦生”，其实是不悦世俗之生而已。
在民间习俗中往往是儒道相混。例如“五福”以寿为首，只有生才能享受生活之福。人们对死百般禁忌，忌说死而说去世、逝世、谢世、辞世、弃世、长眠、千古、走了、牺牲了、光荣了、瞑目了、离开了人间、闭上了眼睛、永别了……或者更富文学色彩的玉碎、香消玉殒、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寿终正寝、无疾而终；或者严肃如卒、亡、殒、故、崩；诙谐如见上帝、见阎王、见马克思、翘辫子之类。至于仙去、仙逝，则更有道教色彩；归天、西去、出世，涅盘、圆寂……则更富佛教色彩。禁忌说死，把丧事说成喜事——红白喜事，只是以白色表示与红色喜庆的区别。但是死亡毕竟不吉利，是凶，为了为了避凶化吉，变悲剧为喜剧，必须把丧事按喜事办，红白均可喜。在对逝者的挽联中更是歌颂死者的生前业绩，从千古至永垂，以显示生的意义。
儒家避死重生，决不宣扬死的神秘和对死的恐惧，而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以神鬼崇拜去化解怕死情结。强调把握活的现实，敬鬼神而远之。这同佛教、基督教的轮此生、重来世，借助神的精神依托决然不同。例如佛教把此生视为苦海，尤其是生命的死亡更是苦中之苦，只有抛弃此生，脱离苦海，才能回头是岸，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基督教则认为人类生来就犯有原罪，世俗人们无不陷于死亡和罪孽之中，并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难艺术形象，感化世人忏悔此生之罪，追求天堂福音。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有重此生，避来世；重现实，役鬼神的“自由人”的精神。即使也有不少人求神拜佛，实际上已变成谋生的功利主义手段。烧香、叩头、许愿、礼拜犹如商业上的投资、行贿，目的是谋取现实生活之利，同原来教义相去甚远。因此有人认为，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孔子的生存原则是一种利命保生的现世协调精神，而苏格拉底的生存原则是一种舍身殉道的理想超越精神，构成了中西文化截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参阅赵林：“孔子与苏格拉底生存原则的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6月。
重生避死的实践理性精神对人生的积极创造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艰辛，天灾人祸夺去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创造出生的伟大成果，同时也创造出空前残酷的死亡现实。但是重生避死，执着于生的善乐和人生幸福的追求，对一切磨难甚至非人处境都能够以异常顽强的忍受力和毅力，艰苦卓绝地为人生而斗争。
表现出执着的生命韧性。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而且以辛勤劳动和流血牺牲，对北美、南美、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3.5.2社会意义的生命超越
儒学重生必然要追寻和实现不朽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既重视道德人格之不朽，亦重视社会功业的永恒。儒学中积淀了历史上最具有积极社会价值意义的生命超越，无疑是功、德、言三不朽的价值信念。参阅何显明：《中国人的死亡心态》，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
儒学要求人们将生存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之上，以创造社会业绩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象征。奉劝人们“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要把生命白白浪费。在道德精神中，以仁义等社会价值作为人生价值标准，并把它们置于生死之上。生有重如泰山，也有轻如鸿毛。要求人们舍生取义，参阅何显明：《中国人的死亡心态》，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杀身成仁，死得其所，以体现人格力量，体现尊严人性，这种伦理精神体现了富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生存风格。在“言”的刻苦追求中，则要求通过言论、着作，文艺作品，创造传世之作，以获得“言”的不朽。“当这种社会价值的创造建构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在精神上对后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那么，人的存在即是不朽的”，“就是生命的永恒意义之所在。”
儒学对功、德、言三不朽的追求是在我国封建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只能把人们置于家庭、国家集体的封建社会秩序网络之中，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持内在协调性，完成对集体（封建主义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使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之久。而当前的创造性的人生必须摒弃愚忠、假仁等封建阶级性内核，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生与死的社会价值标准赋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革命内容，转变成为人民利益而生则重如泰山，为个人私利而死则轻如鸿毛的全新意义，这将会使新的生与死的创造力推动人类历史进步。
23.5.3生死如一的超然态度
道教创立于我国，是我国唯一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本土宗教。如果以老子哲学思想作为道教的本源，则“天人合一”观即成为对我国有深远影响的传统哲学的最高境界。
道教的生死观是的庄子为代表的生死如一的“齐生死论”。庄子以十分洒脱的态度认为，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而已，正如四季更替和日夜循环，人们应该以超然、审美的心态面对死亡。道家的“心斋”、“坐忘”，是从宇宙自然的永恒生命背景中去体验“我”的生命的永恒根基，达到“齐物我”、“同生死”，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即将个体有限的生命注入永恒的生命之流，从而使个体生命透溢出永恒的气息。
儒学文化与道教观念在“天人合一”精神上互补，可以有助于更积极地发扬生与死的创造力。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从哲学意义上学习一点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可以使人们以理智的、平静的、淡泊的心态对待死亡，以坦荡胸怀对待生存。使人们在个人的短暂生命中更真诚地追求人生的真实意义，摆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狭隘的人生价值追求，发挥思维创造力的新的生命力。正如维生系统中视生与死为一切耗散结构的双向互补功能，在人、社会、自然的生态平衡之中获得社会的进化、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生命的永恒。
23.6生与死协同创造力的进化观——爱的永恒生与死的协同创造力是与“性”结合在一起的，性是进化的产物，也是进化理论难以阐明的谜团。
《易经》中的太极是宇宙之始。太极生两仪——天和地或阴和阳。由两仪或阴阳经过四象和八卦产生万物。阴阳是性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人的起源是女娲和伏羲这两口子.
《圣经》创纪中记载，上帝造人时用泥土先造一个女人，再从女人身上拿出一个肋骨，造成一个男人。上帝灵机一动，创造了性。人的起源是夏娃和亚当两口子。
对性的科学解释是什么？林恩·马古利斯在其《生物共生的行星》中提出无处不在的共生观——生物共生产生了一切，从最小的无处不在的细菌，直到最大的生机勃勃的地球。性与共生关系不可分。“当环境恶劣时，原始细菌相互吞并，妥协，导致共生”这是“原始交配”。性由此而产生。这种两套DNA的细菌结合在一地形成2N，可能在10亿年前首先出现由2N减数分裂成为N的个体。当细菌进化成多细胞生物时，2N越来越复杂，导致衰老、死亡，迫使减数分裂成为N。2N→N→2N→周期性的发生融合及随后的分离。这就是自然选择作用下的性的共生进化。自然选择对性的进化形成压力的原因主要是：
（1）微观粒子多样性增长规律使生物向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减数分裂有助于生物多样化，但是共生结合是有限的，N的DNA一次结合成为2N，二次结合为4N，成倍增加。过多次的结合使复杂性超过负载能力而死亡（16N以上的高倍体物种不多）所以保持2N是自然的选择。
（2）N的分裂繁殖（如细菌）速度、要求能量和特质少，效率高，但是自然选择的分向仍然朝着2N，因为复杂性使其多样性，有广泛适应能力和生存机会。减数分裂形成的N，数量大（风媒植物的花粉，哺乳动物的精子成千上万的浪费死亡），但是以多样性及选择性的进化效果总体上还是有利。
（3）新生2N的共生个体，其发育从受精卵开始，重演原始细菌的祖先历史，胚胎发育直到性成熟形成新的N世代，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选择了程序性死亡——自维生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以保证2N个体的健康发展。此过程除了人体胚胎即将长出手脚时的脚趾和手指之间多余的细胞死亡之外，子宫内膜脱落前的死细胞形成月经血，也是自组织的程序性死亡（树木落叶前至叶柄和茎联结处长出隔绝水分营养的断层，更是常见现象）。其实生命（和人体）的个体发育趋向衰老和死亡都是自组织的程序性。
林恩认为3000万种、40门动物，每一代发生过程中都要还原到单细胞原生生物阶级，正如原生生物性细胞融合，性已是进化戏中不可少的一项。生存方式都通过融合产生，死亡则是它们为自己精美的组织和复杂生活史付出的代价。其实，如果反过来看，正是死亡的压力选择了性及生物自己精美的组织和复杂生活史。
由此可见，生、死、共生、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自维生系统自组织的协同进化现象，是生命创造力的绚丽多彩的杰作。对人类来说，思维创造力从社会文化意识上思考生、死、共生与性，可以把性与共生关系统一，把生死同共生的性与地球、宇宙统一。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的性与性爱便升华为社会哲学层面的大爱与爱心。
爱的永恒是生与死协同创造力的进化观。
大爱无疆。大爱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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