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个体与群体创造力(2)

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美国社会，对个人创造力极为珍视，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各项法律中都全力提倡保护个人的自由创造。例如联邦议院文献中关于实用专利法的一项决议案曾有如下的法定保护条款：“凡在阳光下做的每一件事(美)R·J荣德尔：“法律保护植物知识产权”Horttechnology，1993年3月。……”。尽管这项决议是由于Diamond公司产品引发而作出的，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充分表达了资本主义的人权观。“在阳光下”即可理解为“普天之下”，也可解释为“光明正大”。个人思维创造力的发挥曾有助于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科学技术发达、军备力量最强、财富最多的金元大国。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考虑到思维创造力的正负两面性与个人与集体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不难看出美国社会中不断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一误区的根源。过渡自由竞争不断削弱和破坏社会公平的基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发展成为人手一枪的社会，政府日益难以应付社会治安，尽管他们成篇累牍地用大量法律条文规范个人的行为，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至事件细微到家养的狗在大街上拉屎撒尿、园子里的花木伸展到邻居园子上空……都有明文规定处罚办法。但是再强的法治也难以弥补传统旧观念的僵化和哲学的贫困，正如法国学者波尔在一次东方文化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所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使西方社会出现内部危机……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思维贫困之中”。

22.4.2基因自私论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生物科学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藉此提出了个人主义合理性的新的科学依据。他在1975年发表的《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一书中提出了“基因是自私的”着名观点。阳河清编译：《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他认为，“基因必须利己，不利己就不能生存……正因为这样，个体及个体以上各个组织层次的行为都表现自私性”。为了解释利他行为，爱德华·威尔逊又提出亲缘选择理论，即由于同一种基因拷贝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因此使不同个体有了共同利益。他把两个亲属间共有一种基因的概率作为亲缘关系指数。威尔逊提倡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认为对于动物行为及其社会组织的研究有助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建立，他将人类的许多行为解释为都以基因为其基础，甚至这个学派中的有些人把古老的种质论的格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现代化为”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威尔逊提倡基因伦理学，希望使人类社会优质化。因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复制、增加自身的一种基因技巧”，“应该使一般生理机制与社会行为达到内在同一”。也就是说，社会生物学认为选择的单位既不是群体（现代综合进化论的观点），严格地说也未必是个体，而是基因。

社会生物学的基因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引起欧美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威尔逊也承认，许多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并分析了它们中的三种类型，即舍己为人的利它主义，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及人己不利的俱伤行为。但是他唯独不把利人利己的互惠行为列为第四种重要类型。也许这种利人利己的互惠行为与他的“基因是自私的”论断相悖，它无法用亲缘选择理论来解释。因为许多互惠行为发生在亲缘关系很远的动物之间，它们共有一种基因的概率极小。例如牛背鹭与水牛或犀牛的互利，牛背鹭经常栖息在水牛和犀牛背上，捕食寄生在水牛身上的寄生虫，并担任警卫任务。斑马与鸵鸟守望而相助，斑马警觉性高，而鸵鸟看得远，遇有敌情就立即互通信息赶紧逃跑。海葵与寄居蟹共生，海葵依附在寄居蟹的螺壳上，随着寄居蟹四处游荡觅食；寄居蟹则可用海葵伪装自己，并利用海葵分泌毒液能力杀死天敌。

正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基因自私论”兴起时，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正在批判“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大兴集体主义之风”。其结果是走向极端集体主义的另一极，限制和忽视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反映在分配问题上，则是把平均主义进一步推向极端平均主义。

22.4.3奈斯比特的个人胜利论1990年，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里夏·阿布尔登发表了他们的《90年代大趋势预测》，认为“二十世纪结束时的一个伟大、统一的主题仍是个人的胜利，当前是个体的新时代……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奈斯比特，阿布而登，陈方明等译：《90年代大趋势预测》，学苑出版社，1990年7月，第332页。他们主张个人责任制，认为“正在兴起的新时代运动将新时代思维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而新时代运动的首要原则就是个人责任制。这是古代东方因果报应论的西化说法，即“有其行，必有其果”，恰如圣经所说“只有播种，才有收获”。而个体责任制强调的乃是现在，即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负责。这并非一种人人为自己式的，为达到个人目的或满足个人欲望而与他人为敌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道德哲学将人提高到全球高度：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保护环境，防止核战争和消灭贫穷。个人主义的确承认存在着能力差异，当人们满足了艺术、商业或科学方面取得真正成就的需要时，社会也有所收益”。奈斯比特的人人负责的社会是人类理想社会，可遗憾的是他把个人负责制处处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大特征是个人将作为社会的基础、变化的基本单位而受到新的尊重。群体运动乃是一个使用欠妥的名称”……；“个人的成功标志着群体的衰败”；“个人责任制的胜利是对集体埋没个体特征的否定。因为所有的群体结构都有隐埋个体责任的可能性。所以从个人主义到社团，应该是“自由的个体联盟……使个体责任无处躲避，个体有无贡献一看就能显露出来”。

奈斯比特个人胜利论是容不得人和集体创造力的自由联盟，是不受任何群体规划约束的个人责任制，这就不免令人怀疑他的个人责任制究竟对谁负责？有创造活力的群体结构不仅不是埋没个体责任的牢笼，相反的是只有群体结构才能真正保护一切有益于全社会的个体责任，为个体责任的发挥创造出更优越的条件和基础。个人创造力的发展是与集体创造力的发展协同进行的。奈斯比特提出的“个体的新时代与国际化新时代同时产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个体反而变得更重要、更强大”，恰恰反映了个人创造力与集体创造力的对立统一关系。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出一个公式：

I+We=fullyI

意思是说，“我加我=完整的我”。这也正是本书中所强调的两面神思维或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

22.5个人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竞争与协调个人创造力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两面多级性更多地反映在相互竞争与协调作用中。

以每一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系统包涵着许多层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社会层次化分为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四级。同时指出个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今世界，社会结构较之以往复杂得多，层次和层面更为丰富，既有各级政府的管理组织系统，军事系统，企业经营管理系统，社会福利系统，又有联合国等各种国际机构，形成网络世界。但是系统的基本元素中无不充满着个体与群体创造力的矛盾冲突与互助协调问题。一方面是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必须不断地使自己适应集体需要，要求集体组织改革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集体创造力，如每一家企业，只有实行有创造力的经营策略，才能满足个体创造力的要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相吻合，发挥其整体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体系的结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个人与群体创造力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的两面多级性。农业生产组织的变革，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开始，经历了个体-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个人承包责任制的驼峰式起伏，反映了个人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发展，形成独特的系统发育。整个变化中最本质的相变，是从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向有利于个体创造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同现代化大生产、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个体农民及地方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需要新的创造。例如从个人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统种分管”等经营模式，逐渐扩大种养殖农场规模，提高规模效益；以优质优价等政策引导农民对高新技术的应用……并进一步发展为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各种股份合作制，以及农牧渔各专业性协会、合作社，向企业化的农业经营发展。这种新的创造还包括诸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宝山出现的某些新型“人民公社”，在无锡出现的农业公司，2000年初由武汉和平科技集团推出的“和平农业公社”等，包含有各种创新因素的组织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改革大步前进，随着土地经营权的开放，新创造更是层出不穷。

从整个国民经济看，个人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对立统一集中反映在政府计划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孤立强调控制和开放的任何一极，都会造成社会混乱和生产力被破坏的消极后果。而“一放就乱，一控即死”则说明在改革中还没有形成个人和群体思维创造力相互协调统一的有力机制。

凯恩斯曾根据政府官员是“一心为社会而无私利”的所谓“哈韦路假设”，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可以消除市场经济的缺点，实现稳定与繁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却引起六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在追究原因中，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国家干预的失败并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府官员从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异化为政治家个人利益的代表，并据此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尽管布坎南提出了实现宪法民主的理论和具体建议，但是从当前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丑闻层出不穷的情况来看，公共选择理论是否能成为治病良方尚难定论，只可供我们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参考，尤其是承担集体调控职能的政府建设，如何形成能够秉公办事的机制，实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原来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正在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营方式、分配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分化、重组，集合成新兴的社会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经济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原来的工人阶级正在朝着知识分子方向改型，新型知识阶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在政府统一计划和市场自组织的双重调控下，试探创新的协调发展之路。因此，深入研究群体思维创造力问题是当前新时代的迫切要求。有人提出要建立一门社会创造学或社会思维学，这些意见或许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研究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22.6个人思维创造力对群体的作用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历史故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诩为霸雄，而刘备则低声下气不敢被人带上英雄的帽子。他们的个人创造力的表演之所以如此生动，只是因为三分天下形势的两个对立政治集团的支持和运作。如果没有当时这种集体创造力为背景的基础，英雄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正如“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互为因果的协调性，个人思维创造力必须在社会需要的条件下，通过竞争被选择而发展。有时可以是雄才大略，影响人类历史；有时则可以像一枚螺丝钉，虽小而不可或缺。在总的客观形势的必然性中存在偶然性，使个人创造力的作用显示出生动和多变。有一则西方民谣如是说：

少了一颗钉子，丢了一块蹄铁；

少了一块蹄铁，丢了一匹战马；

少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场胜利；

少了一场胜利，丢了一个国家。

尽管每一个“少了”和“丢了”都有其偶然性，但是它的意义则

在于说明，在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临界点，这在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已为人所共知。问题只是在于个人创造力的这种临界点存在于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之下，实在是模糊不清。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提出一种“蝴蝶效应”，即一只蝴蝶在北京扇动翅膀，可能影响纽约发生一场风暴。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洛伦兹的原意犹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长期天气预报不可能准确，好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天气这样复杂的大系统中，这种临界点似乎无处不在，呈弥散状态，它是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同样，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人创造力作用，能够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英雄人物和事件也是很难揣测，因为其也包含着大量复杂因素，临界点也具有弥散性。从某种整体意义来说，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一种混沌现象。下面，我们只能从创造力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中窥测到某种一般关系。

从创造力的普遍性和相似性特征看，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对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都有一种追求创新的本能，尽管起点可以很低，而且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和抑制。但是，只要有较大的社会需要和适当条件的吸引，就有可能激发出高水平的社会心理需要和巨大的思维创造力。65亿人，如果不是数量上无限制地膨胀，而是在智慧上不断提高，他们的求异己之心和智慧之花将会增加创新原料，增加社会优选的概率和强度，在更为活跃的竞争之中，使重大的创造力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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