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个体与群体创造力(1)
本章主要讨论人与社会思维创造力的关系问题。但是为了将这个长期以来始终争论不休的讨论引向较为深入的领域,有必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成果,从普遍规律的认识着手。我们可以应用创造力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原理,可以用例如协同学、信息论和自组织理论等探索有关创造力的临界性问题。
22.1物质与生命创造力的个体与群体关系
在前面讨论关于创造力的两面多级性的章节中(参阅第9.3节),我们曾引用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其中就已经包涵着一与万、多与少、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一般原理。从一到万,无论是个体发育还是系统发育,都包涵着个体与群体间的复杂关系,或者从事物的源头来看,它们都统一于“道”。“道”是混沌概念。我们姑且抛开“道”,而就物质创造力和生命创造力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来探讨个体与群体创造力的一般关系。
22.1.1个体生命发育之初的受精现象
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个体发育之初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这个作为个体的卵能够通过分泌某种化学物质,向无数精子的群体发出信息。信息的含义类似“召唤”、“号令”、“诱导”,或者其他更具实质性的东西,使无数精子(有时可达亿个以上)从杂乱无章的个体运动走向统一的向卵(信息源)进发。由卵发出的该种化学物质的浓度,代表着杂乱无章自由运动的精子群体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序参量,只要它的浓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信息的号令作用即得到发挥,创造出精子群体的整齐步伐(与卵向对应的精子是受精的必要条件,精子的数量、质量和差异性是重要的条件参量)。但是如果没有精子的数量、质量的差异性,卵的指挥作用并无效果。好在精子在这种有序的齐头并进大军之中保持着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各精子个体之间充满着竞争,而最终只有某一个精子,由于其对信息反应的敏感、活力强、游动迅速,才捷足先登,首先溶解卵膜而进入卵内,随后完成两个核的融合受精。而受精作用即呈现出选择性,便于实现有利后代的优异基因的组合。
但是成为竞争胜利者的某一个体精子也不能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因为它溶解卵的外膜突破入口并非其独自能够完成,而是其他精子群体共同发出溶解卵膜物质的协同成果,也就是在个体的竞争之中又存在互助。于是受精过程应该是竞争更与互助的结合,个体与群体的协同作用。更明确地说,没有竞争就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创造性的进化;没有群体的协同也同样只有一种选择,即无选择。而且也创造不出优胜的可能性。
在受精作用的事例中,发号施令的个体是卵,发挥序参量作用的是卵释放的化学物质,由它创造出精子运动的外在环境。但是有许多现象,尤其是某些物质创造力中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现象,往往看不出发号施令的个体“卵”。例如前面章节中所述及的水的卷筒状对流和激光的发生等。尽管这些事例同样鲜明地阐述了原子、分子层次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下的相变现象,其中也包涵着协同学的普遍规律。
再看水的卷筒状对流。当外部条件改变(如温差),水的初始静止状态变得不稳定(水的个别分子无规则运动将会变化),达到临界点时,水分子的微小的、不断地涨落似乎在探索、检验宏观有序的可能性。由最初的小涨落逐渐带动其他水分子参加进来形成大涨落运动,出现新的集体行为方式(左旋或优旋)。它不断强化、相互竞争和合作,最后支配了所有其他分子的集体运动,终于产生了宏观的有大量水分子协同参与的贝纳德对流。现在留在最后的问题是,水分子对流运动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异常运动的“个体”分子如何引起涨落,哪怕是最初的涨落?或许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只能说是“形成于青萍之末”了。如果问题是发生在有生命的生物体,创新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可以视为大分子DNA引起的基因突变,使个体的行为引起生物群体的创新。
22.1.2黏菌行为(个体发育)中的个体与群体创造力
从高于分子水平的细胞组织学层次来看,以个体(或称芽孢)分散生活的黏菌有时出现聚集的行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生物学过程。它出现在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边缘,正好可以看出从个体到群体的创造力的变化。
黏菌是指集胞黏菌目的变形虫(Dictyosteliunsdiscoideum),它们本来是以个体状态的孤立细胞——芽孢生活,当生活环境缺乏营养时,孤立生活的个体芽孢就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几万个细胞组成的团块,成为一个组合起来的群体,如图54中的1‐3所示。
称为“假合孢体”,经过分化不断变化着形状,并且进行迁移运动,如图54中4所示。假合孢体的数万个细胞中有1/3细胞组成一个突起的“足”,其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称为果实体,如图54中的5所示。果实体的一端形成一个圆形芽孢团块,然后各个芽孢互相分离并伸展。每一个个体芽孢,只要遇到合适的营养条件,就会迅速繁殖,形成一个新的变形虫芽孢群体。
黏菌的分散芽孢是怎样从个体集合成群体?分散的几万个芽孢是受什么信息指令发生规则的统一行动?更何况在实验观察中发现它的聚集过程是以周期方式进行的,类似化学钟的脉动(参阅第2.3.2节)。在拍摄的反映实验过程的影片中显示,每个芽孢个体向着一个中心移动形成同心波,周期约数分钟,如图54中的3所示。聚集中心以周期方式发出环状DNA信号(如激素调节过程),周围其他的细胞作出响应,随之向中心移动,并且将信号转发到聚集区域的周边。由于这种信号转发的机制,使每个中心能控制大约105个变形虫芽孢个体的聚集。
上述过程说明,个体芽孢原来是分散分布的,当其中有的芽孢开始分泌趋化信号时(如CAMP),其浓度便出现一些局部的涨落。即该系统的某一参数的临界值通过涨落而放大了(例如CAMP的扩散系数,变形虫的能动性等)。这时个体芽孢的分布变得不稳定起来,出现了新的分布,即向某一中心聚集成团块。参阅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第200页-201页。至于集聚中心是一个个体还是几个个体,在未被实验证明之前姑且以老子的“道”来称谓吧。
上述黏菌的行为实际上是它的个体发育的过程,表现出从个体→群体→个体,和无序→有序→无序→更高的有序的循环发展。而黏菌的个体与聚集成团块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体,它们统一在黏菌的个体发育之中,而且通过若干个体发育的世代,可以实现不断创新的系统发育——种的进化。
22.2人类思维创造力的个体与群体协同观
反映在黏菌生活中的个体与群体创造力的协同现象是一个普遍规律,更有意义的是这项实验观察同时还揭示了协同进化,凸显了动态观。我们可以按照创造力的相似性将这个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应用于说明思维创造力的个体发育(个体进化)与系统发育(社会进化)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将创造力的创新性概念引入个体思维创造力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关系之中。
个人是组成社会群体的基础,是思维创造力的基本载体。每一个劳动力更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社会集体创造力是通过个人创造力来实现的,而且社会群体创造力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幸福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从生命创造力中认识到,每一个生活个体的变异和遗传是在种群生活基础之上,按照群体遗传规律来实现的。每一个生活个体的创造力如果离开群体,就只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个体发育过程之中,随着个体死亡而消失,不可能构成种群的进化,也不会创造出生命世界。同样,在人类的思维创造力中,每一个人的劳动创造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基础上按照社会群体创造规律来实现的,人一旦离开社会群体,就只能停留在个人生活过程之中,随着个人的生命终止,创造产物也就随之消亡,不能构成人类社会的进化,也不会创造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科学思想的发展和思维创造力的发展,或统称人类的创新活动,都具有个体性和历史性。历史性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人类群体创造力的总和,是创造力的继承性。恩格斯在谈到概念的发展时这样写道:“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和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效果,本性和偶然性)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辨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关系,正如某一种有机体在古生物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对于概念的首先发现”。引自李醒民等主编:《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科学发现个例分析》,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17页。或者说黑格尔和恩格斯都将概念的发展比之为有机体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
图55是以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表示的个体和群体思维创造力关系的图示。它说明个体创造力是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发育的粗细线条表示既有单纯的个体创造力,也有不同群体的合作。深色的区域表示个人创造力与历史(群体)创造力的交汇临界区,在一定的临界点上实现创造性的突破。其中线条2、3完成了创造性的相变,其成果汇入创新的历史潮流。线条4的创造力虽然有临界点的突破,但是由于其超前性或其他原因而未被社会群体承受其成果,处于潜在状态。线条1的许多个人创造力虽然未达到临界区,但是根据协同观点,其也对人类文化史产生一定贡献。
个体发育与群体发育的关系说明了个体思维创造力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协同进化特征。这个规律性可以从科学史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明。参阅李醒民等主编:《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科学发现个例分析》,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
22.3个人与群体思维创造力优势地位的交替
个体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协同发展并不意味着二者作用是平衡的、非竞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思维创造力的个体发育中,人们的个人创造能力从总体上普遍提高。但是总的演变趋势则是个人与群体思维创造力的优势地位大体上呈交替上升的发展,即呈:群体→个人→群体→个人的波浪状前进。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水平低,人们为了获得最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主要是依靠集体。因为个人的创造力在面对自然的挑战中作用有限。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少数人可以获得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充裕的时间,于是个人创造力日益显露头角,它们与生产力的提高互作前进,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匠和中世纪的思想家、政治家、博物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历史名家。到了二十世纪初,根据美国公司专利的统计资料,个人创造发明占全部专利数的13%。1936年上升到58%,1946年达到最高值64%,1955年恢复到58%,但仍然占据多数。在有些领域(例如化工行业),到1964年个人专利仍占85%之多。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个人创造力的优势逐渐被集体创造力所取代。一方面是研究项目日益复杂,单项科学技术向相互交叉和综合化方向发展,个人的单枪匹马已力不胜任;同时研究工作日益要求更先进的手段和更高级的精密仪器设备,需要大量经费,再加上社会选择的竞争压力,个体创造力纷纷选择向集体靠拢,出现了发明家共同体、发明团队,如科研协作组、研究机构、发明家协会等等。在前苏联,以集体创造力为主的职务发明一般为90%。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创造能力的个人几乎全部被吸收到有高级研究设备的机构,尤其是经济效益高的发明,越来越集中到独立经营的大企业研究室中,以至于日本的技术评论家星野秀朗断言:19世纪几乎全是个人发明,而到二十世纪,个人发明的时代已成过去。参阅《发明的源泉》,科技文献出版社,1981年。
必须指出,上面所阐述的个人创造力与群体创造力是以发明成果所占比例来估计各自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比较只有相对意义,绝非如星野秀朗那么武断的、绝对的确定。历史进程中的个人与群体作用的起伏波动也不是线性的、单纯的,因为在19世纪的个人创造发明中也包含着集体创造力的成分。例如爱迪生的2000多项发明(其中专利有1180项)不仅是他个人的发明天才,而是由他组成的200多人的发明家“工厂”或称团队的功劳。此外,从创造力的继承性来看,瓦特发明蒸汽机也并不是他唯一个人的创造。早在公元前120年,就有希洛利用蒸汽力制成了回转机,直到1800年之后才轮到瓦特,前后约有数十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法国的巴本在1690年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1698年,英国的萨弗理获得蒸汽机专利,而纽可门又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工作。瓦特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而已,更何况当瓦特个革新的时候,已有力学、热力学的研究成果为他创造了前提条件。
至于进入二十世纪后,集体创造力的作用虽然占尽优势,但是也不可忽视在各种创造集体中的个人创造力的作用。例如研究组中有课题主持人,学科领域中有学科带头人等等。蛇无头则不行,鸟无头则不飞,这些带头人的作用绝不可低估。因此我们还应回顾第四章所讨论的创造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普遍性中涌现的杰出人才、英雄人物,有特殊创造能力的人物,他们分布在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他们在人类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应得到高度赞扬。当然,反面的、起消极作用的特殊人物也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和客观评价。
22.4个人与集体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
人类思维创造力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与群体创造力的结合。违反这种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出现难以吞咽的恶果。极端个人主义(或极端个体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就是忽视思维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特征,限制和破坏思维创造力积极发展的片面思想。
22.4.1夸大了的个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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