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生与死的创造力（下）(4)

盖棺定论往往不够真实，不符合实际，或不能完全确定。首要原因是创造力的两面多极性使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在人生舞台上人们并不总是扮演白脸、红脸、花脸等唯一的角色，面具多样而且也不时更换，何况每种脸谱也有多种变化，并非那么单纯。

只要人们与社会生活维持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交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既会有积极的，也会有消极的创造性，或者呈中性。要做到公正合理的综合评价实属不易，于是常有功过的三七开，四六开，对半开等折中极出观。其次，个人生活发展总是在社会群体生活发展过程之中，而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会出现“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尽管我们必须用历史观去判断每个人一生的功过，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但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对某个人的盖棺定论往往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相应地发生改变。

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历史上的无数冤假错案，千秋功罪变化万千。古代宋朝的爱国英雄岳飞及其子岳云被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到宋孝宗时即翻案认定无罪。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曾在1946年被徐特立誉为“给中国新教育立下了一块奠基石。由中共中央评为人民教育家，到了1951年又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罪名受到“彻底”批判。历史学家邓拓“文革”初期即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分子及叛徒，直到“文革”后才平反昭雪……

所谓盖棺定论的真实含意，只不过是确定评价某个人的时限、对其定论的内容标准，只是客观地存在人类社会文化、社会历史的创造流程之中。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原来是两个生活在两地，时间相隔数十年的互不相论的人，只是梁山伯“盖棺”时恰巧埋葬在死于数十年前的祝英台的同一地点，由于这种历史的机遇却借助历史发展潮流，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反对封建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美好象征。

荷兰第一例安乐死现荧屏

1994年10月20日晚，荷兰首都近百万市民围在电视机前亲眼目睹了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片。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记录了荷兰60多岁老人约德选择“安乐死”的全过程。

约德一年前患有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全身性肌肉萎缩症，药物无效。经本人申请，各方权威人士及家属慎重研究，主治大夫最终同意他的要求。

死亡时间选择在1994年3月3日，约德63岁生日那一天。举行死亡仪式时，周围只有妻子及奥伦大夫。气氛宁静、平和，谈天说地，娓娓聊天。突然，约德镇静地柔声说：“让我们别再延误时间了”。随后，奥伦大夫轻轻地拿起针筒，慢慢地给他注射了两针麻醉剂，眼见他安心睡去后，再注射了两针导致他死亡的药物。约德的妻子自始至终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她说：“他不再有痛苦，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纪录片最后，由荷兰最高检察院宣布不追究医生责任的决定。摘引自陆镜明，李真惠，《中国青年报》，1994年10月24日。

24.6.2器官交易黑市

由于患者亟需，而人体器官供体极少，供需矛盾随着医疗技术的增进而日益紧张，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人体器官商品化的交易黑市场，这是与“重身”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的误区。出售自己活器官以求维持生计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的贫苦人民，而购买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和石油富国的富豪。

出于人道主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禁止出售活人器官。印度也在1994年3月由国会通过禁止买卖人体器官法案，但是许多邦并没有执行，每年都有大批英国人到印度接受肾肝移植。因为他们在英国需要长期排队等待，受透析血液的痛苦和随时可能的死亡威胁，而且手术费用高得惊人。在印度进行手术不仅便宜，而且快捷。

在印度人体器官市场买肾、角膜、皮肤，骨骼及血液。孟买的肾脏价格低于15万美元，8000至10000英镑可购得新肾，连同移植手术费。但是卖肾的贫民仅得3500‐4500美元，大头落在中间商和医生手中。香港：《星岛日报》，世界人体器官贱卖市场揭秘，1994年7月11日。马德拉斯市有一个贫民窟，4500个居民中已有900人卖掉一个肾脏，被称为肾脏之村，在这种人肉交易中埋藏着无尽的人类悲哀。一名妇女被野蛮的丈夫强迫卖出一个肾，换回一个闹钟及一个收音机电池。丈夫收到钱后又迅速在赌场上输光，这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件。

人体器官交易有全球性趋势。据韩国媒体透露（《韩国时报》1995.4.15），韩国现有20个以上的秘密买卖组织，与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的组织勾结，进口肾，出口眼球。在汉城，大邱等大城市医院的卫生间里贴有购销广告。

活人器官成为商品黑市交易物是人类的莫大耻辱，也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极不公平的产物。要想彻底解决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清除贫困。其次是改变人们的旧观念。增加捐献遗体数量，发展遗体器官的保存和移植技术。第三是控制活体器官移植的范围仅限于亲人之间和献爱心的自愿者之间。对于黑市交易必须严格取缔。一个重要环节就医院、医生——移植手术执行者。

24.6.3厚葬之风的怪观象冥钞、花圈照天烧按照我国传统习俗，要想让死者获得生前享受，需要把现世物品火化。于是从纸人、纸马到纸电视、纸冰箱、纸空调、纸汽车、纸别墅……应有尽有，形成丧葬“现代化”之风。最普遍的还是纸花圈和冥钞。长春市每年为悼念亡者，约烧掉花圈18.5万个。价值约1200万元，平均每个死者300多元。每天都有价值3万多元的花圈在殡仪馆付之一炬。天津市花圈升格变花篮，每个花篮的价格是花圈的3‐4倍，使丧事愈为奢华。沈阳市每年烧掉花圈近60万个，价值约3000万元，不仅浪费，而且烧得天昏地黑，严重污染环境，迫使市政府决定取缔所有花圈店，仅保留殡仪馆一家出租。

冥钞之风则屡禁不止。广东佛山市的天光墟，100多米通道两旁卖“阴私纸”的摊档有数十个，并传出烧1000支香烛和烧10000张契钱可得平安的谣言，一时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为冥钞集散地。虽经政府有关部门一再禁止和清扫，仍有买卖在隐蔽处进行。在台湾的商店里公开出售印刷精致的冥钞，其上有满脸笑容的财神爷画像，面额都在1000万元新台以上。每个节日约烧纸10吨。有人建议用一张信用卡代替纸钱，但是多数人认为太超前创新，不能实行。台湾当局为保持环境，曾号召台湾人移风易俗，不给死人烧冥钞，不知是否生效。

富不富,看坟墓

湘中、江苏、浙江等地农村传播民谣：“富不富，看坟墓”，并兴起活人墓之风。温州市公路沿线山坡有大小不同的“椅子坟”20多万座，占地约100万平方米。活人墓也是日胜一日。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六省的活人墓已近40万座。人们急急忙忙的购置活人墓，一个原因是担心墓地涨价，抢占墓地可以高价转手。有了活人墓，就有清明节扫墓大军中出现给自己扫墓者。南京市郊望江矶的坟地中，碑上的名字是红色就是活人墓，每年清明都有扫墓人。

要想富，建公墓

近年来各地滥建大型豪华公墓成风，在房地产市场水深莫测的同时，各种“阴宅”墓穴的修建和销售却进入高峰。北京在誉为“风水宝地”的昌平曾出现17个非法经营的公墓。最大的占地700余亩，建墓穴4000余个，最豪华的造价3.5万元。沈阳市兴修“安乐堂”，据其广告宣称：“造型宏伟，装饰考究，主体建筑分为七层，室外采用汉白玉、大理石、花岗岩、玻璃幕墙等装饰面，四周幕墙有浮雕和碑文。建筑采用传统的回廊式，并用琉璃瓦铺顶”。这些豪华式公墓造价惊人，每个祭位（1平方米米最售价12.8万元，最低2800元。公墓蜂起是因为建墓投资少，能获暴利，成为死人的房地产生意。一般土地费用1亩几千到几万元，而出售祭位，每平方米1~10万元）即使100万元也会得到相应位置。据说修建一座公墓占地一般6公顷以上，有的达20公顷，有上万个墓穴，平均每个“阴宅”单元在广东可盈利万元。曾有传媒揭露：丁雨雨：《开发区导刊》，1995年1月。南方某座公墓的责、权、利分配是：民政局出批文占利润的30%，某单位出土地，占利30%，投资方（外方）出1000万元资金入股（实际只花300万元）占利30%，其除10%是几位股东个人分红，而几个股东恰好是几个主管单位的领导。

上海市为安葬死者购买墓地，每年以3万穴的速度递增。此外，苏州是上海人安置死者骨灰的主要场所。一望无尽的墓碑林已使苏州凤凰山景区黯然失色。每年清明节，潮涌般的上海人去苏山扫墓的盛况，俨然一种特殊景观。

建墓风泛滥使丧事简办，推行火化的风尚日淡。蚕食大量耕地，滥砍林木，破坏风景名胜的景观。汕头市近年来造坟10.8万穴，已使90万亩林地减少2万多亩；杭州西子湖一线景区，使1.7万座活人墓占领；深圳小梅沙公墓倚山傍海，吸引了大量客户，墓地绵延达数公里死人与活人似乎展开了争地大战。

殡葬业“黑”死人钱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殡葬业竞争激烈，令人侧目的是到处出现不正当竞争及“黑”死人钱的现象。从医院太平间到殡馆，火化场，沿着逝者之影，一路盘剥。

北京市平均每年死亡66000人左右，日均180人，而市内注册销售丧葬用品的网点已达311个，每死一人就有两家丧品店等着为丧家服务。这些丧品店没有一定价格标准，往往有一套宰人的本领。例如八宝山殡仪馆每只花圈售价50元，而街头花圈店可卖到180元，成本不足300元的寿衣，丧品店卖到900元，甚至1500元。北京市有70多个太平间，有的以个人承包为由任意收费，并以搭配花圈、寿衣相勒索；有的殡仪馆给太平间回扣，以联营名义抢夺尸体。

其他大中城市也有类似歪风。在太平间从事化妆、穿衣的人员都需丧家家属送上“信封”，对化妆师还要送两瓶“洗手酒”，给运送尸体的司机及工作人员也需送“信封”，否则车辆可能抛锚。火化标准一般68元，但是巧立名目往往收费数百元。例如“导知”小姐服务费20元，骨灰盒四角放几枚小钱币、上面放只小花圈近百元等。

喜欢《广义创造力纵横谈》吗？喜欢丁大中吗？喜欢就用力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