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生与死的创造力（下）(3)

工艺骨灰缸使人们对死的观念减轻畏惧心理，予人以安慰、安详之感。生前自选，且与友人品评，非常罗曼蒂克。如果把密封的骨灰瓶放在家中，既是工艺品，又是魂归处，对于强烈要求保存先人骨灰的人来说，岂不比塔葬、亭葬又前进一步。

阳光葬礼

人类利用太阳能实施火葬的构想方案，早在1988年10月在美国获得专利权。预想中的葬礼是把火葬场、教堂、殡仪馆融为一体，灵屋设计为可开放式。当葬礼完毕后，升降机把棺柩从地下缓缓推举到房顶。当遗体徐徐向上空升举时，使人们仿佛感到死者正走向天国。随后棺柩放入特殊容器，起重机吊臂将容器运至巨大的反光镜聚焦点，太阳葬礼正式开始。巨大的热能将遗体灼化为缕缕青烟，飘向冥冥之中。

据说阳光葬礼设计者的初衷，只限于某些杰出人物，使他们的葬礼更赋有诗意。但是日本民间“送葬自由推进协会”1991年首次举办民间自然葬，主张阳光葬礼，在法律上突破了日本惯例。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有意为自己安排阳光葬礼，唯一问题是日本经济不景气而阳光葬费用昂贵。参阅《科学世界》：“日本人的阳光葬礼”，1994年9月。

告别音乐会

上海以往单调的追悼会模式已逐渐被多种形式所替代。例如着名戏剧大师黄左临的追悼仪式中，前来吊唁的人们听到的是黄老先生生前最喜爱的莫扎特的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等交响乐；而在向上海评弹老艺人朱雪琴告别时，殡仪馆大厅里播放的是逝者生前演唱的精彩的评弹段子。

家庭追思念

一种文明祭奠方式——家庭追思念，正在影响和改变四川省巴中市三江乡农民的传统习俗。1993年2月18日该乡农民杨明兴在父亲故去周年之时，在家中举行家庭祭奠仪式。全家佩戴小白花，在哀乐中向逝者遗像鞠躬默哀。结束时全家人在老人墓前栽植一棵周年纪念树。这种祭扫方式已在全乡推广，很受群众欢迎。三江乡民政办公室还把群众祭扫活动中的典型祭文汇编成册，免费供大家交流。

机器和尚会念经

日本横滨的中央坟场有一个灵堂，有人去世时，亲属、旧友到此聆听和尚为死者诵经。后来由于和尚的人事费用庞大，为减少开支，中央坟场特请东京的“平梯系统公司”设计机器和尚及电脑软件，造价虽高，但不会要求加薪、罢工，工作时间不限。念经时，机器和尚跪在讲台上从天花板徐徐降下，栩栩如生，在电脑控制下磕头、合掌，敲木鱼，双唇一闭一合，眼睛也会眨动，经文则由机器放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真和尚。

群众接受机器和尚，可以认为是反映了习俗和信徒的观念向现代化的迈进，宗教向理念化的进步。

视死如归，随遇而安

在上列多样化的“众死相”中，有庄严、有浪漫；有的富想象力，有的执着于陈腐的旧观念。但是在各种表现之中不应忽视它们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某些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地区，存在着火化场距离远、交通又不发达，尸体火化无法运输，骨灰存放又无处集中，造成迫于无奈的打棺土葬。因此在殡葬改革中必须在改革旧观念的同时，注重提高经济实力和群众生活水平，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提倡视死如归，随遇而安的洒脱、淡泊的心态，这应该是一种积极创造力的表现。

24.4生的名片，死的墓志铭——打开心灵之窗名片也是生者的心灵之窗名片在市场经济开放的社会中代替了旧的工作证、介绍信，成为自我介绍、交换信息的载体，礼节性，实用性兼备，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不同风格和心里风貌，成为折射世态人心的透镜。名片不仅可以象小品“打卜克”中反映的人生闹剧，有些富有创造性的名片还可以透出艺术性，业务性的价值，成为聚集和折射生活的心灵的窗户。

有人汇集了某些极富个性表现力的着名人士的名片。参阅赵亚山：“名片”，《海内与海外》，1994年10月。例如：棋圣聂卫平的名片，上部是漫画肖像，中部用钢笔签字，下部是围棋谱局，图文并茂，如见其人。

青年舞蹈家杨丽萍的名片印着优美的孔雀舞姿的剪影标志。黄宗汉像武训当年一样，为北京文化事业四外化缘，其名片中间仅有黄宗汉三字，右上角则标明“京都文丐”素有“扬州第九怪”之称的着名火花收藏家季之光，在自己的名片上谦称为“一个玩火柴画的人”。

北京地区一位区长的名片上印有全区地图，在自我介绍时也就给予对方有关本区基本情况的信息，有利于促进经济开发和交流，合作的同时也透露出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胸怀大业，重任在肩的心态。

一般名片都有姓名、职务和头衔以及通讯信息等介绍，是实用而必要的，但是也有些堆砌着大量有名无实的头衔，显得特别累人。

“天鹅绝唱”中的人生心态

世界各国的名人在告别人世时写下的临终遗言各有特色，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临终前突然抬起手臂作出指挥乐队的样子，并且说：“让我最后享受一下音乐的声音吧。”显示出对死的平静和对生的依恋。俄国12月党人巴里亚尔斯基临终前叫人扶他从床上起身，他说：“士兵应该站着去死。”显示生与死的庄严。拿破仑临终前仍是念念不忘失败的辉煌。“……法兰西，军队，先锋队……”没有说完就咽气了。罗马皇帝奥古斯特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君心态，他对医生说：“如果我死，就在最后一刻下令绞死你！”，企图以生的权威向死亡作最后的搏斗。

歌德死时正坐在椅子上同家人说话，突然说：“请打开窗户让屋里亮点”，说完就仰面靠在椅子上死去。俄罗斯歌唱家夏里亚宾说：“玛莎，剧场太黑啦，让他们把灯打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死前对养女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你安心去睡吧”。他们都是宁静地，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无愧于人生使命的完成，视死如归。

《神曲》的着者雨果临终时说：“我看见一个黑暗的世界”。贝多芬以平静心情迎接死神，他临终遗言与雨果的悲观色彩不同，他说：“鼓掌吧，朋友们，喜剧落幕了”。

与上述平静心态对待死亡者截然不同的是各种激情的、具有反抗意识的视死如归。例如我国古代有江湖色彩的英雄好汉，临死前喝酒，并豪迈地宣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清代文人金圣叹被皇帝赐死，临终遗言是告诉他的儿子：“花生米和豆腐干下酒味道好极了”。

我国的许多革命先烈，面对邪恶的敌人，临危不惧，慷慨就义。他们的最后遗言往往是高喊革命胜利的口号，或“不要管我”、“向我开炮”，显示牺牲自我的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光明充满了信心。

墓志铭有创造力的墓志铭往往简练，集中地概括了死者的人生体验和思想结晶，更加凝聚了创造力的光辉，给予生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启迪。有时候墓志铭像一首美的诗篇，体现着死者的生活气质。摘引自孙文广：“美如秋叶”，《老同志之友》，1995年12月。英国作家、幽默大师萧伯纳的墓志铭：“我早就知道无论我能活多久，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多么质朴的语言，流露出对生的热爱，对死的无忧无虑。美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含义很深：“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史蒂文生的墓志铭是他生前的作品——《安魂曲》：在那寥廓的星空下，掘一块坟让我永眠。我活得愉快，死得欢乐，

躺在自己心驰神往的大地上，

如同水手离开大海归故乡,

又象猎人下山走到家门口。

生有创造，死依然有创意，这种生与死的境界，是美如秋叶的回归。

无论是生者的名片，死者的临终遗言，或者死后的墓志铭，当人们冲破旧传统的刻板的、教条的、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世俗模式，代之以富有个性特色的，透露出人们的心灵之声，它们将会一脉相通地反映出人们对生与死的创造活力。我们可以遐想，如果把有创意的名片去补充墓志铭的内容，锒合成或镌刻在骨灰盒等纪念物之上，是否有助于更生动地反映逝者的人格特点和精神风貌，更令人怀念和更有教育意义？

遗憾的是我国旧传统文化的丧葬，从形式到内容都显得死气沉沉，缺乏从死中焕发生的新机的想象力。几千年来的棺材都是长方形六面体，严肃有余而缺创造性。加纳的加族人则把制棺材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根据死者生前意愿，制成辣椒、玉米芯、鹰|、大象、蝴蝶，汽车、渔船、飞机以至洋葱等等多种富有想象力的形状。在葬礼内容上，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盖棺定论，对死者套进社会客观评价，而似乎从来没有给予生者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或生命的概括在死后有充分表达的权利和机会。一般老百姓的墓碑都是千篇一律的由家人代书“某某之墓”，“某某立”的碑文。杰出人物或地位高贵者的碑文也一律由他人予以盖棺定论，代书生前业绩和颂词，根本看不到一点死者发自心灵深处的留言。至于清代文人金圣叹就刑前的临终遗言——花生米和豆腐干同吃味道美极了之类的愤世嫉俗的心声，更不可能当成墓志铭了。

总之，中国旧传统丧葬缺乏逝者个性的表达，对死者的纪念物，从形式到内容都严肃有余而陷于呆板、教条、令人透不出气的沉闷，压抑，不能从死亡中发掘出生活气息和生命之精华，以至某种幽默感（无论白色还是黑色），严重地束缚了生者和死者的创造力。如果我们能够冲破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在死者和生者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心灵层次的信息交流，就可能从死亡中焕发出生命活力，使生与死得到思维创造力的统一。

24.5不太真实的盖棺之论

对人生来说，从生到死的过程充满了逗号、隔点、句号、疑问号、惊叹号等等，而最终的句号被称为人生的终止。对其总的评价被称为盖棺定论。有时一个人的死并没有完成其最终的句号，可能只是疑问号、惊叹号或其他……例如武则天的无字碑，表示并没有定论，任历史评说。这种客观地指导自我生命的态度，实在是自信的高明之举。因为盖棺定论的最终还是要交给历史评说。

盖棺定论从社会意义来说就是对某个人生创造性的基本评价（即使不是最后评价），即某个人对人类群体、人类历史、人类文化做出了什么积极贡献，或做了什么消极的破坏。一个人的好坏最主要的是他的创造性。通常积极的创造性在死者的悼词中陈述，消极创造性则从社会舆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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