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们都来做父亲(2)

那天我去看望父母，本想多陪母亲说说话，但母亲本来话就少，得了病以后就更加不愿意多说话，而且说不了几句就昏昏欲睡，我便趁这个时候去看看向东。在那里，我又一次见到了那篇关于小夏欢的报道。

我进门的时候向东那个刚刚三岁多的儿子正在饶有兴趣地摆弄一张报纸，我拨了拨小家伙的头，随口说，真是只愁养不愁长，几个月不见，你儿子又长大了。向东见了我也没跟我客气，只顾去夺他儿子手里的报纸，同时发着感慨：“儿子大了固然可喜，但唤起更多的还是责任感。所谓人生就是这样吧，等到他成年，就该他承担责任了——别动，快给我，这孩子，就是喜欢玩报纸。”向东从他儿子手里夺下的正是那份登着小夏欢事迹的报纸。

说起那篇关于小夏欢的报道，向东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一些背景：小夏欢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过一次父母实在无时间陪同而又不得不进行的远行，于是家里就让小夏欢怀揣着她爸爸朋友的地址和200百元钱一个人独自登上了列车，并且一周以后又平安地回到了北京。这件事后来被一家小学的刊物报道后，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联想到自己的孩子连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都会找不着北，于是将此推崇为培养孩子社会能力的妙方，从此小夏欢的这种被称为没有父母陪伴的勇敢者旅行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的父亲还为她制定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计划，要她在14岁时走遍华夏，夏欢也因此被媒体广泛关注。向东也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一种炒作，他说媒体在炒新闻，家长在炒孩子，最终受害的还是孩子——观点之偏激，比起我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还要我反过来说服他。

我说，不管怎么说，一个12岁的小姑娘，没有大人陪同，走了那么多的地方的确是不容易。你的儿子还小，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的孩子，自理能力有多么差。接下来我给他讲了一些事例，有包括我女儿在内的亲朋好友家的直接的事例，也包括报纸电视上看来的间接的事例。

向东听了我的话未予置评，却跟我讲起了另外一个特例，一个就发生在他家楼下的大头的故事。向东说，报上说的这位小姑娘，有大人给他买好票上车，到地方有人接站，还有人安排好行程，兜里又有钱，没准家里还电话遥控，实在不算什么。像我楼下的大头那样跑出去，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还能生存，才叫本事。叫人不由得不感叹人的生命力是多么地顽强，人的可塑性是多么地巨大。

让向东感慨的大头是一个男孩，今年不大不小正好也是12岁。大头是这个男孩的乳名，也有可能是绰号，他肯定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还有一个学名，但是向东不知道，邻居们当中知道的人也不多，只知道他姓马，因为他的父亲姓马。大家都叫他大头，从没有人叫他的大名，而且现在连大头这个名字也很少有人叫了，因为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向东说，说起来这个大头你应该见过的，他就住我家楼下，记得我好像还跟你说起过，他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就从他家所在的三楼阳台上头冲下摔了下去，但那孩子命大，除了在头上留下一个疤，居然平安无事。还有一次是三岁那年，他蹲在客厅的地上玩，他的妈妈拎着一壶刚刚烧开的开水进来灌暖瓶，他妈妈手臂摆动的幅度大了些，滚烫的开水从壶嘴里呈一条弧线泻出来，正好从大头的头顶上掠过，他妈妈情急之下扔下水壶来抱大头的头，结果像煺鸡毛一样连头发带头皮煺去一层。

听向东这样说，我依稀记起来，以前来向东家是遇到过这么一个小男孩，大大的眼睛，硕大无比（跟幼小的年龄和身材比）的头上有一条弧形的疤痕。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大头还是我女儿的同学，只不过不在一个班，并且由于女儿转学上海，对大头的事知道的不多，也就从未在家里说起过。

我问向东：“这么半大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出走呢？”

家庭破裂呗，还能为什么。当然家庭破裂也不一定就要出走，但他们家好像有这个传统，一家三口分别都有过夜不归宿的先例。先是小马的妻子也就是大头的妈妈，因为小马老是打麻将，而且每打必输，大头妈妈忍无可忍，于是愤而出走，并且一去不回。小马那时候还没有颓废到不顾脸面的地步，家里忽然之间少了一个女人，一时不好跟邻居们交代，他就对邻居们说他跟妻子离了婚。可是居民代表海明娘却当即对他的话予以揭穿：“离什么婚？他离什么婚？他们什么时候结过婚？”海明娘掌管着居委会的大印，居民们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要到她那里出具证明，她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大家恍然大悟，一时间都有些被欺骗的愤慨，这么多年一直还拿他们俩口子当正经的夫妻，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登记，最多是属于那种事实婚姻，真是岂有此理！

其实邻居们在这件事上是冤枉了小马，小马的确不是成心要欺骗邻里，他跟大头的妈妈只是偶然在麻将桌上认识的，虽然认识不久两个人就上了床，但起初根本没有打算要结婚，只是由于后来十分偶然地怀上了大头，两个人这才坐下来谈婚论嫁。谈了几个回合，两人的积极性都不高。小马没有积极性是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像他们这种未婚先孕的，无论是领结婚证还是准生证都要交一大笔罚款。而那些日子他天天输钱，恨不得每一块钱都拿到牌桌上来，成为他扳回本钱继而为他赢利的筹码，哪里还舍得将钱往计划生育办公室交！“要交也要等我赢了钱再去交”，他这样想着就决定将结婚的事先放一放再说。而此时的大头却在妈妈的肚子里日日疯长，很快就改变了妈妈的体型，根本不给他那还不曾谋面的父亲在牌桌上转换手气的时间。大腹便便的大头妈妈无奈之下虽然决定了接受大头，却迟迟决定不了是否就此嫁给小马，因为仅仅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小马在大头妈妈的眼里就失去了新鲜感，露出了他落魄倒霉的本相，所以她也不急着跟小马去登记。两个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拖着，直到大头呱呱坠地。如果说大头要生未生的时候，大头成为他们结婚的一种压力，等到大头降生，压力解除，一个没钱一个无意，结婚的事就又再度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为后来大头妈妈的出走留下了伏笔。大头的妈妈走了两年，赶上一次人口普查，小马的哥哥大马特地跑来对小马说，大头眼看着就要上学了，可户口还没报上呢，现在人口普查正好是个机会，去街道和派出所认个错，把大头的户口给报了吧。小马如梦方醒，这才张罗着给大头报上了户口，大头才得以在这年的秋天顺利地上了学。

大头背着书包上学的样子，邻居们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对大头平日里不怎么做功课，更不见小马辅导，但学习成绩却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这种奇异现象颇多感慨。这期间小马在一家餐馆里打工，却屡屡因为违反老板定下的不许在厨房里喝酒的店规而被扣发工资，并最终被老板解雇回家。小马丢了工作，越发破罐子破摔，自此就整天扑在麻将桌上，以赌博为业了。俗话说久赌必输，小马输光了就借就赖，后来失去了信用，大家都躲着他，他借钱无门，想赖也没有机会了，于是就干起了偷盗。据说当初大头妈妈出走前曾经对小马说过这样的话：像你这样干什么都不精，吃什么都不剩的主，世上的男人都死绝了，也没人给你当老婆！大头的妈妈走了几年，没想到这话又再次被验证：小马不仅打麻将不精，干偷盗也是毛手毛脚，仅仅得手了一两次，第三次就被人扭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的人念其初犯，涉及的金额又不大，家里还有一个没妈的孩子，就教育教育把他放了。但小马除了偷盗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维持他和大头日常的开销以及麻将桌上的费用，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又二进宫。上一回派出所放他走的时候就有言在先，下次再犯决不轻饶，况且这一回不仅金额比上一回要大，性质也带点抢劫的意味了。派出所按程序立了案，由于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法院很快就判了，有期徒刑7年。小马自己找到了归宿，却把无边的苦难留给了大头。开始小马的哥哥大马还会来照管一下大头，也曾接到他家里去，但不知为什么，大头不愿意在大伯的家里住，每次都会跑回来。大头似乎非常不愿意接受大马的管教，也不愿意待在他自己的这个家里，而宁愿到外面去流浪。

“那么，这个大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吗？”我问。

隔个十天半个月的，也有人看见他回来一趟，但总是深夜回来，打不开楼下的防盗门就爬窗户，天不亮就又走了。

那他在外面是怎么生存的呢？吃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向东说，你想了解那么具体干什么，难道也想象这些无聊记者一样写点什么吗？

我说，写倒未必，我就是想知道，好奇罢了。而且，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挺让人惦记的。

那好办，我回头再跟邻居们打听打听，有消息我再告诉你。我想，总有知道的。向东说。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向东说的有关大头的事跟妻子说了，妻子也和我一样，对大头的处境同情和惦记起来，正在这时，接到向东的电话，我一颗心还在大头那里，冲着电话就说，这么快就打听到大头的情况了？向东说，哪儿啊，我还没去打听呢，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不过说到大头你还别说不写，我要是有你那两把刷子，我就写，这事还真有戏剧性呢。你还记得那篇报道说夏欢要跟同龄的孩子一起座谈吗？你知道参加座谈的是哪个学校？对，南湖小学。巧的是大头出走之前，就是这南湖小学的学生，正好也是五年级，跟夏欢同龄——什么，你女儿以前也是南湖小学的？也是12岁？那就更巧了——大头在学校时成绩本来就好，如果不是摊上小马这么一个父亲，不也是一个老师喜欢的孩子吗？也就是说，如果大头不是因家庭破裂而辍学，明天也会跟夏欢在一起座谈呢——当然也许还有你的女儿——如果你女儿没有转走的话。

五

每次去看母亲，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母亲总是一见了我就大张着嘴哭泣，半天发不出声音。等到这种无声的哭泣终于平息下来，母亲却仍然不能与我交流什么，就只会说“你回去你回去你回去，”或者说“要盈盈好生读书好生读书好生读书。”这一天也是这样，母亲见了我们又是干哭，哭过了就拉住女儿的手，说，“长高了长高了长高了。”又说，“读书好吗读书好吗读书好吗？”母亲的发音比前两次我一个人回来看她的时候稍微清楚了一些，却仍然只说一些短句，并且一句话要不断地重复。另外母亲左边的手脚还是没能恢复，甚至明显地萎缩了。

我问父亲：“母亲还是不愿意锻炼吗？”

新来照顾母亲的小刘抢着说：“她怕疼。”

我说：“怎么会疼呢？”

父亲说：“长时间不动，乍一动起来总归有点疼的。她怕疼，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我们给她活动给她按摩啰。”

每次从母亲那里回来，我都睡不着觉，还会做各种各样奇怪的梦。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母亲的病好了，从床上爬起来，把家里的便盆拐杖轮椅之类的东西都扔到外面去了。

这天向东来家里玩，我就跟他说起了我的那些奇怪的梦境，向东说你是太惦念你妈了，以至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时候妻子从外面回来，见向东在座，就把我叫到外面说留向东在这吃饭，她出去再买点菜。妻子早就跟我说过，要请向东来家里吃个饭。她说我们不在的时候，向东没少照顾你的父亲母亲，虽说吃个饭并不能代表什么，但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做到。还说我们这次回来日子有限，要请就赶早不赶晚。我觉得向东也不是外人，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因为照顾了你母亲就请人吃饭，反倒生分了，就一直拖着没跟向东说，现在妻子逮着了机会，我也就只好由她去张罗。

我和向东聊了一些别的，又说起我母亲的病。向东说：“我看你妈主要还是没有信心，意志上垮了，锻炼没有内动力。这种病不能主动锻炼，光靠外力给她按摩、扎针灸作用都不大。另外精神上保持愉快也很重要。你妈太忧郁，牵挂得太多，如果你们能在她身边，也许会好一点。”

我何尝不知道这些，但目前的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向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有一件事，我估计你还不知道，你父亲不让我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知道的好。你上次走了以后没多久，你家里请的那个保姆就跑掉了，因为你母亲那段时间晚上老是叫唤，尿道感染又始终没有好彻底，据说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要尿一次尿。把保姆折腾得够呛，就提出要走，你父亲急了，要她等两天，等找到了接替的再走。你父亲就叫上我跟他一起去保姆市场请人，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做了三天，一看这个情况，又要走。于是又去请。那些天，你父亲天天去保姆市场，请来的保姆最长的做了一个礼拜，最短的一天里就换了两个。你父亲连着跑了半个月的保姆市场，加上晚上被你妈吵得睡不好觉，实在吃不消了，打听得工人疗养院收这种康复的病人，就决定送你妈到那里去。于是重新请了一个保姆，送到工人疗养院，隔了两天我去看你妈，发现保姆又跑了，还把一只电饭煲也卷跑了，你妈则从床上掉到了地上。你父亲气得跟疗养院大吵了一架，这才又把你妈从医院里接回家里来了。”

向东说的情况我的确是一点都不知道，等他说完，一时间我只觉得喉管里硬得发堵，说不出话来。

向东停了一会，掏出烟来，自己叼上一支，知道我不抽，但还是递了一支给我，仿佛知道我现在有这个需要。我接了烟，向东替我点上火，换了个话题说：“你在上海那边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有奔头？”

我原本就不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说实在的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把所谓的“奔头”看得很重，何况已经四十的人了，还谈什么奔头，过日子罢了！

“那么日子过得怎么样呢，习惯吗？那边毕竟是国际大都市，环境、文化设施都是我们这小地方不能比拟的，你一定乐不思蜀吧？”

向东的话语里包含着明显的揶揄，这在我们之间是不常见的，对此我没有理会，也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跟他说起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有一次，我和妻子去南京西路上的一家购物广场购物，因我在一处逗留的时间长了一些，与妻子走散了，后见一楼大堂有广播找人的服务，就上前去交涉。不料服务员小姐说，这项服务只限于找小朋友。我说你广播一个名字，谁知道这人是不是小朋友。小姐回说，不行，一定要在姓名的后面加上“小朋友”。我说，加上“小朋友”还多了三个字，我这光念一个名字还少三个字。她说，这不是字多字少的问题，这是规定。我拗不过她的规定，就说那你就加上“小朋友”吧。我把妻子的名字写给她，然后就坐到一旁去等候。那位小姐还真负责，不一会购物广场里就响起了她那甜甜的声音，并且一连播了三四遍。我听着我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小朋友”的后缀一遍一遍地在大楼里回荡，不禁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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